今年下半年，遭受了两次规模庞大的网暴，发源地都是江西。一次是因为代理劳荣枝案，很多被煽动的网民义愤填膺地对辩护律师进行持续的谩骂、诋毁和人身攻击，甚至波及到家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被告人罪大恶极，不应该给她辩护，凡是给“坏人”辩护的律师就是丧尽天良。按照这种逻辑，当年的“坏人”呼格、聂树斌、赵作海、佘祥林都不配有律师，应该由公安机关抓获后直接枪毙，什么起诉、审判都省了。既然舆论判他们死刑了，还有什么可辩的？

只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深深地理解，律师为公正的审判作出的努力。尤其是那些蒙冤者的亲友，知道舆论背后可能隐藏的内情。若没有完善的辩护制度，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包括那些手持键盘肆意攻击的网民。当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有朝一日坐在被告席上，他们是愿意请尽力为被告人辩护的律师，还是迎合网民情绪与公诉人沆瀣一气的律师呢？同情被害人，不代表着可以忽视被告人的正当权利，不代表着可以不要程序正义。这基本的代理都不懂的话，法治之路确实遥遥无期。
在网上匿名攻击一个人是容易的，出格的言论也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那种情绪宣泄的快感，可以抚平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不满，可以让自己成为虚拟世界里的英雄。网络管控的严格只限于针对公权力，而在私权利上，语言暴力的边界不是很明显，所以每有公共事件，都会有大量的针对个人的情绪宣泄，毕竟针对权力有风险，而针对个人却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作为该案的辩护人，我们默默承受了太多的网暴，而且很多恶毒的攻击都披着正义面纱。
第二起大规模的针对我的网暴是江西的胡鑫宇案。这起案件，我是完全被裹挟进去的。因为一些不负责任的自媒体到处宣扬我接受了委托，我不得不公开澄清，后来还写了一篇关于此案分析的文章《
从现有证据看胡鑫宇失踪案
》。这篇文章得罪了一大批键盘侠，尤其是持阴谋论者。他们如潮水般涌进我的抖音，质问我收了“人体器官移植团伙”多少钱。他们的逻辑是，此案就是人体器官移植，凡是不同意该结论的就是收了学校的钱，或者收了人体器官移植团伙的钱，就是黑心律师，就应该被网暴。

胡鑫宇的家人是12月14日早上微信联系我的，从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的话，应该是胡鑫宇的妈妈，她问我是吴律师本人吗，我说是。我说网传你们聘请了我，我澄清也没有用，那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说。胡妈妈说晚上再联系我。后来就没有联系了。现在胡鑫宇的舅舅说从来没有联系过我，那就查一下12月14日上午@顺其自然 的聊天记录，即可知道。就因为我的文章，认为胡同学存在自杀可能性，煽动网友对我进行大规模的网暴，合适吗？

自然人失踪案，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刑事案件只是其中的一种，而警方至今也没有立刑事案件。网友猜测的各种杀人灭口、器官移植、团伙作案，但凡有证据支持，或者可以查证属实，专案组也不会至今不对任何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键盘侠们都是神探，警察都是草包？就因为我提出不同的观点，然后我就变成了十恶不赦，就一定是收了器官移植团伙的钱？犯罪团伙逍遥法外几个月都没露出马脚，一个律师就让他们沉不住气出手了？那你们觉得我该收他们多少亿呢？

网暴律师，比独立思考容易得多。独立思考需要认真分析证据，需要排除人云亦云，需要承受压力，而网暴律师只需要动动手指，躲在角落里发出恶毒的语言就行了。哪怕他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可怜虫，此刻都化身为正义战神，拥有睥睨一切的道德优势。而且，那么多人参与网暴，法不责众嘛，总比律师单挑公检法来得保险。虚拟网络给了他很好的庇护，让他有了梁静茹给的勇气，若我要求他对簿公堂，估计又会怂了。
记得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群体时时处处都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推理能力差，缺乏批评精神，易怒，轻信，头脑简单。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说：“群体的罪行往往都是受强烈的暗示犯下的，参加犯罪的个人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并且是在服从某种义务，这就完全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犯罪了。”在劳荣枝案中网暴律师的人，认为他们是正义的，在胡鑫宇案中网暴律师的人，也认为他们是正义的。
我是在十年前遭受过更大规模网暴的人，所以心理承受能力不是一般地大。很多曾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情，事后都证明我是对的，比如当年的温州乐清案，成都四十九中案，但错误的人没有一个道歉。造谣的人没有时间复盘，他们赶着下一个热点下一个战场。我也没必要跟《让子弹飞》里的傻子老六一样跟他们较真，得罪人又怕什么，最终伤害不了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
我从来不在乎陌生人对我的看法，他们的生活跟我也没关系。我在乎的只有家人、朋友，我爱的人，他们能理解我，懂我，就够了。我也根本不需要跟这些至亲好友解释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足够有信心。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幻，我依然还是那个少年，有时天真得让他们心疼，有时坚韧到让他们不忍，可依然不改赤子之心。因为我知道，百年之后，我们都会灰飞烟灭，这些虚名根本不重要。我只要活得真实、坦荡，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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