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学写字时，老师总一笔一划带释义教大家，“她”代表女，“他”代表男，“它”代表物。
后来写到一群人时，总要稍作思考，这笔下的人到底是什么性别呢？若是有男有女，犹疑一番，最后颤巍巍写下“他们”，心里也打了个嘀咕，为什么老师说“他+她=他们”呢，为什么“她”的偏旁是女，“他”的偏旁却是人？
黄兴涛著 《“她”字的文化史》
2022年的今天，我们早已习惯将代词以性别和属性划分，但在100多年前，汉语中并没有这类区分，常用“他”“伊”“渠”“彼”作第三人称单数代词。
作为汉语的一种习惯，这倒也没有太大问题。可近代以来许多外国作品被引入，大多数西方语言有较长的区分阴阳历史，如英语的he、she、it，法语的il 、elle，俄语的он、она、оно，而彼时在汉语中却没有对应的词，如何翻译的问题就出现了。
于是，学者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区分方法。
比如19世纪初的“直接释义法”来自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他将he、she、it译为“他男、他女、他物”。1870年代末，一位名为郭赞生的中国人则采用了“已有代词派分法”，他在翻译英文语法作品《文法初阶》时，将汉语中没有性别区分的代词“他、伊、彼”分别派给了“he、she、it”。不过这些区分方法在当时都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文法初阶》中对将he、she、it分别译为他、伊、彼
围绕代词最热烈的讨论出现在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提出了创一个“她”字的想法，后来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开始公开讨论“she”的译法问题，“伊”、“她”、或是再造字：“女”和“它”合并读“tuo”、“他”字右下方加个小字的“女”代女性，加个小字“男”则代男性......
从最初文化界对第三人称女性代名词的提法可见，其多出于语言而非性别考量，相关讨论涉及是否方便铸字印刷、字形和读音与“他”是否一致等语言文字上的问题。
但随着这场关于“她”的文字论争拉开序幕，“她”字映射了时代背景，也成为了性别平等话语的讨论载体。
“在任何时候，语言都是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能表明文化的变迁。”
——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帕克
 英雄与英雌，他与她
在“她”字出现的五四时期，社会积蓄着一股男女平等的思潮力量，这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汉字中与“女”相关的词汇可能暗含的性别问题，这不仅仅体现在“她”字上。
作为一种象形文字，汉字往往具有一定形象释义的作用。而人们发现，许多女字为部首的汉字带有负面含义，也记录着历史上女性的社会地位。
这不，有人主张废弃“妾”和“妓”字，而“婦”（“妇”的繁体字）也被视为历史遗留的落后产物，有女中学生大声疾呼，“婦”把妇女的职责视为要“拿扫帚侍候公婆服从丈夫”，起码她也要负起更有意义的社会责任啊，应当使用古异体“媍”。
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像斟酌字眼的文字游戏，但当年保守派辜鸿铭也确是以“婦”字和“妾”字的形体结构，来为三从四德和纳妾辩护的。
作为沟通工具的语言本身，带上“女”偏旁，诚然有“媚、娇、娟、媛”这类象征美好的词，但这些“她们”通常指向女性外在的妩媚与顺从。
而带上“女”字的品性形容词如“婊奸娼婪嫉妒”等，却折射出在旧社会厌女文化下对女性的态度，女性仿若困在文字中的形体一般，遭各类目光凝视与言语谩骂。
图 / 微博@费加罗夫人
20世纪初期这类对语言的抗议，在“英雄”的对应面“英雌”一词的创造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03年，一位留学日本的女性表示，“世世儒者赞颂历史人物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
在国家危难之际，“英雌”一词是与男性一样想要加入救国行列的女性的生动书写。革命烈士秋瑾身体力行实践着“英雌”的作为，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她也会使用“英雌”一词——在未完成的长篇弹词《精卫石》中，她写道“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
但随着“英雌”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有批评者攻击这不过是咬文嚼字，字词创作之后便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就如不必改“阴险”的男性为“阳险”一般，自然“女英雄”也不必叫“英雌”。
1934年，湘如在《北洋画报》第1115期发表的《打倒“英雌”》一文片段
现在看来，英雌一词虽已不被使用，但当时的流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说使用者咬文嚼字倒有些简单了，“雌雄”的字眼之争，本质上是权力之争。
代表女性的“雌”的使用，显现了从文字始对现实中“英雄”的性别反思，“女性”身份开始在文化界中凸显。
不过从“英雌”的相关书写中，我们也会发现，其更多体现与肯定被视为传统男性才具有的强武气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男性标准来想象女性，因此容易出现新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说“男女都一样”时，就常常有人开始以男性视角要求女性，为什么你经期就能不一样了？那你也应该服兵役啊？你的体力远远不如男性啊？......
这类男女是否要一致的讨论，也体现在对“她”字的争论中。
当时社会上号召男女同校、男女交际公开，女性也可以剪发、不穿裙子，也就是打破“男女界限”。但界限打破之后，又要以“他／她”来区分男女？这让许多人感到不满。
还有人发问，怎么“他”给了男性，却要为女性造个新字呢？那时，代词的一个提法是，以“他”“她”“牠”分别作为男、女、物的第三人称代词，而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妇女共鸣》认为：“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字旁代女子、牛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所以拒绝用‘她’字，而以‘伊’字代之。”
对这类以平等观念反对“她”字的意见，有文章抨击这是“有闲的文字玩弄”，也有人认为是斤斤计较，毕竟就如上述提到的，有众多不利于女子的字，“如今若只是更改了‘她’字，也不足以雪女子从来所蒙的奇耻大辱于万一”。
1934年，《妇女共鸣》杂志基于“男女平等”的观念发表拒绝使用“她”字的启示。
朱自清曾记录了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开会讨论“他、她、牠”提案的场景。会上，有人提出“她”字对女性不公平，这时候有位老先生以“幽默”缓解了气氛：“他”就好像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
这类二等车与三等车的比喻虽为玩笑话，但黄兴涛在关于“她”字的研究中也提出，最后大家似乎也就这样接受了“她”，而这就好像一直以来的“妇女特殊化”，是男权社会哄骗妇女的新把戏。
就好比一方面社会似乎给了女性很多“优待”，但这些为妇女特殊化的“性别红利”背后的潜规则可能是：服从社会安排，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婚姻、家庭劳动、社会期待，而一旦谈起对女性压迫的话语，便可能被嘲讽为“有闲的玩弄”，但批评者却鲜少注意这类反压迫背后真实的个体现状。
图 / 《叛逆者》
在各种争议之下，“她”字并非一直占据优势，“伊”字甚至一度占上风，而最后的“她”的胜出也夹杂了语言学和社会等多种因素。
一方面“她”字在语言上更简洁、字形表义、和“他”同音，而且相比于“伊”字所带有的文言文色彩，“她”字是大白话，也让平民百姓在使用上更为方便易懂。另一方面，后来代表物的“它”的使用，也减弱了由“她”字而产生的不将“女”视为“人”的联想。

“她”字的实践

“她”字的最终胜出，似乎是一场各方互相抗衡妥协、并最终在社会试验场中取得合法地位的结果。其发端于语言翻译，但成长于妇女解放的土壤中。
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围绕男女之同与男女之别的讨论，始终贯穿其中，甚至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就如现在的互联网讨论中，总会出现一些类似“女权就是煽动性别对立”，或是刻意强调男女差异的言论。
而实际上，如果不先入为主贴上“女拳”的标签，就会意识到同与异共存并不矛盾。
我们强调男女之同是希望两性拥有平等的选择与权利，打破旧有的性别分工与性别偏见，将女性和男性从束缚中解放；
而强调男女之异，则是打捞不被看见的女性主体性和独特经验，而非以现行的男性标准审视女性，以更好地践行性别平等。
在文字上同样如此，在“她”字最初的实践中，“她”与“他”的不同也使得“女性”的身份与意识在文字中生长出来，使“她”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思想载体。
据黄兴涛考证，最早在写作中使用“她”字的当属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康白情，他原本就热心于新文化运动，还在《妇女杂志》上积极响应讨论男女合校和男女交际等问题。
在五四运动后16天，康白情在《晨报》上发表《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之先声》一文，他使用“她”字记录了一次学联会上费兴智女士的精彩发言， “她话还没有说完，全场的掌声已经充满了耳鼓”。在康白情的写作中，“她”不仅意味着大胆尝试新字的进步力量，也彰显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女性力量。
1923年左右，鲁迅也开始使用“她”字。反映现代新式女性命运的《娜拉走后怎样》、书写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祥林嫂的《祝福》等文章都使用了大量的“她”。当然并非“她”字促成了这些女性，但若缺少了“她”，料想也无法传递给读者这么生动的女性形象。
1924年前已书写“她”字的早期著名女性作家：庐隐（上左）、冰心（上中）、陈衡哲（上右）、冯沅君（下左）、石评梅（下右）
诗歌和艺术也成为实践“她”的一个重要的场域。《她么》一诗体现了当时女性婚姻不自主的悲惨遭遇：
《解放画报》1921年最早刊登的一系列使用“她”的绘画《谁的罪，她为甚么要自杀？！》，也具有鲜明地揭示妇女命运，宣扬女性自立自强和反对三从四德的意味。
《她么》中的“她怎样才能得自由？”、《解放画报》上的“为甚么要这样恨她？”.......
一个个发问触目惊心，而想起在当今所谓的文明社会里，仍有众多女子脖子上拴着真实或隐形的铁链，就会发现一百多年过去，压迫还在持续。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她”
今天，在这样一个属于妇女的节日里，我们回望了“她”的历史，就如同妇女节这个节日所具有的意义一般，“她”字的诞生与成长也伴随着女性独立和沉浮命运的书写。
当年，以中西交流之风，“她”字的问题在汉语中显现，而在现实中，“她”也从“他”中被分割，作为主体开始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身份。
语言的演变背后，我们看到的“她”不仅是一个字，也有了超越表面现象的含义。在各种力量的周旋之中，“她”在与“他”和“它”的整个体系下定位自己，既有妥协，也有抗争。
从最早“她”字的提出，到围绕“她”的争论和最终的确定使用，仍然是众多男性学者主导。即便有女性的声音，但却并没有受到太大关注，留下来的史料里也较少出现她们。
图 / 《觉醒年代》，图中人物为刘半农
今天，我们拥有更多样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与性别相关的讨论始终不绝于耳，也因此我们能够书写“她们”也是“我们”的故事。
2020年，谭维维的歌曲《小娟》中例举了18个带女字旁的贬义词，这些词不为女性专用，却都以女字旁出现，“奻姦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
今天，当我们谈论“她”字，谈论“妇女节”，谈论“女权主义”时，也是在追溯这片土地上女性的足迹，更是在探索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出路。
我们仍然要在现实中询问，当我们关注整个社会群体时，“他们”中的“他”只代表男性吗，如果不是，应该怎么做？
我们坚信，要在理性的讨论中，实践性别平等，找到时代前进的方向。
妇女节快乐，最亲爱的你们，最亲爱的，他她TA。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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