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今天不是母亲节，甚至不是任何和“妈妈”这个词能联系起来的纪念日，但在经历了长达多天的“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复杂情绪后，我只是很想聊聊关于我妈妈的一切。
我曾用尽全身力气认真地憎恨她，关于她寄托在我身上不切实际的期望，关于她对我数不尽的暴力和控制，关于她刻在我DNA里拿不走的相貌体型和焦虑。
我用了很长时间去理解关于她的一切，关于她近乎自虐的20天碳水戒断，关于她总是念叨着的她小时候的一切，关于她总是“完成任务”般的对于我的夸耀。
在目睹了相貌体型焦虑后，我突然发现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我能想到最为复杂的情感关系之一，以身体为轴心，一场代际之间传递的战争逐渐蔓延，是一种极为悲壮的延续。
图 / 《瞬息全宇宙》
我妈妈的前半生经历的是一条典型到不能再典型的中国妇女的路。
19岁结婚，20岁生了我，此后的生活围绕我展开，此前的生活围绕贫穷展开。贫穷碾压的前半生以我的出生为折线，对半印过来，碾在我身上。
我妈妈从小生养在一个高度重男轻女的湖南农村，贫穷是生活的主线。贫穷会具象化到饭桌上仅有一个鸡蛋、一天不开的电灯、砍猪草的镰刀和背秧苗的篓子。
我对她小时候生活场景的熟稔部分来自对外婆家的回忆，部分来自她每次家庭聚会一定会挂在嘴边念叨了20年的话：
“为什么一个鸡蛋全部要给哥哥吃？”
“为什么我在干农活的时候，哥哥在和别人家打架？”
“为什么只有我上学的时候没有电灯？为什么只是不让我上学？”
每次去老家聚餐，看着不争气的哥哥（本来不该这么说亲戚，但对全靠我妈妈帮扶才成家立业的舅舅，我只想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瘫坐在沙发上两眼无神，我妈一定会质问外婆以上问题，重复数十年。
在我拿了一张又一张奖状，考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后，她会在短暂的一阵欣喜后陷入沉默，然后低头一边重复一边走向厨房：
“如果是按我的天分，要是让我上学，我现在也该不知道去哪了吧。”
如果外婆在场，她只会看着我妈笑，很偶尔回一句“我哪知道”，更多时候以无赖的沉默面对她女儿的质询。
我此前仅知道她带着一种报复式的心理将自己未竟的期许寄托在我身上，花大价钱给我请老师，尽心尽力安排我的课余生活，精心筛选我从小到大身边的所有玩伴，送我去大大小小补习班。
她会陪在旁边监视，在我偷懒时候把我单独叫去一个无人的房间，反锁房门，用尽全身力气抡起她能摸到的所有物体，向我输送我理解不了的愤恨以及一场长达2小时的暴力。
我常觉得她恨我，我甚至从小就开始认真分析她对我的情感。
这种恨的体验并不是小孩非黑即白二元世界的产物，也并不仅来自每个中国小孩都必定经历的家暴。她透过房门上的小窗口盯着8岁的我的表情，复杂到我曾一度无法形容。
大学时，我偶然读到一个关于母亲对自己亲生小孩的憎恶情结时，我近乎不费力地理解了调查的全部内容。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以妈妈的身份回到我花两个小时仍背不下语文书的第13课《五彩池》这篇非要求背诵课文的场景，她用手狠狠掐着我脖子到我求饶且窒息时，怀揣着怎样的心情。
艾德丽安·里奇在所著《女人所生》中对“母性神话”产生的恨意进行了阐述。
我知道她总带着讨好的心情面对我爸，对我的教育也是她讨好的一部分。
我的所有成绩都会在年夜饭上转化为她口中的一句：“你看，我给你们老x家教出来一个不错的小孩吧，我对得起你们吧。”
我爸爸不会过问关于小时候的我的一切，我奶奶告诉我，在我小时候，我爸爸没抱过我几次。但他会在二年级的我无法理解二元一次方程时适时出现，给我两巴掌，让我谨记自己的愚蠢，让我妈看看她“教出了怎样的小孩”。
11岁的时候，我为了证明我爸教我的轮滑姿势不正确，摔断了右前臂两根骨头。
我爸为了证明自己精通生物知识，将我骨折的手扭到错位。去医院，他先向闻讯赶来的在场所有人展示了自己对于我断了右手的悲伤，随后询问医生“x光会不会影响她智商、影响她考分？”。在得到否定答复后，他问我，疼吗。
然后他收走了我的轮滑鞋，我打上石膏的右手成为他酒局上关于“父爱”的谈资之一。
我妈远远观望了这一切，在我回家时问我：喝排骨汤吗。
高中的我被寄托了“考清北”的期望，为了让我的分数无限接近680分，更准确一点，接近省前十，他们带着我搬去了学校附近。
我爸每天和我共进晚餐，餐桌话题只有一个：“你知道吗，678分是去年的分数线，你现在x科目还得进x分，x科目老师说你最近状态不行。你看你这张卷子，这一分是不是不该扣？如果加上这些分，你也能有680分，你还得更努力才行。”
中饭是仅属于我和我妈的时间，我们慢慢吃，慢慢聊，虽然话题也离不开谁家小孩考去哪边飞黄腾达，但她逐渐开始沉默，从高一到高三，她的话越来越少，直到几乎仅有我一人宣讲我当下在读的纳博科夫和昆德拉。
一天她说：“你不好好念书，不好好考试也可以。你白白胖胖，呆在我们身边，你爸爸身边有很多好小伙，你结婚，生了小孩我给你带，他的教育我和你爸也能一手包办。”
我恐惧地看着她，大吵大闹。具体内容我忘了，但我一定喊了这一句：
“你以为谁都想成为你吗？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成为下一个你。”
她很罕见地突然住口，和人起口角从不占劣势的她反复只有一句：
“我怎么了？”
她确实没有怎么，她坏在怎么成了我妈，怎么只做了“成为我妈”这一件事。
图 / 《瞬息全宇宙》
被寄予太高期望的考试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在那场被寄语了“人生分水岭”的考试里，我考出了高中以来最差的成绩。
我也不是没有预感。我记得我在写文综的时候，脑子里不是背过的书本，而是我爸妈对于我考分的期望，和他们标志性的念叨：“写完这个题就有7分，7+8+6…….这个分数，够我上x校。”放考铃一响，我满脑子“完了，我爸要骂我了”。
高考完出来，我妈比我更像一个应届高考生：她很认真地规划旅游路线，她买了很多裙子（我爸禁止我中学期间穿裙子），她简单研究了一下化妆，又很快丢弃那套化妆品。
我在那一瞬间觉得，她通过我，重走了一遍自己未曾经历过、但又一直惦记在心底的“能完全施展自己能力、不受限制的教育机会”。
她开始看我摆在书架上的书，兴致缺缺，又开始沉迷网络小说和这些书的速读版，她会在沙发上看到睡着，傍晚时分乍醒，喊我出去吃夜宵。
我没有任何心情去迎接一个640分的录取通知书。我妈妈从快递员手里接过来，仔细拆开，仔细阅读每一个细则，甚至包括夹在里面的手机卡广告。她看着烫金大字出神，说：你看，怎么说也是985，多好。
我：我废了。然后我开启了长达两年的自我放逐。
大二回家，她去机场接我，面色蜡黄，体形消瘦，比她数年前被下病危通知书时更憔悴，如果不是因为一边热情洋溢的我爸，我几乎认不出她来。
然后我才知道，她忌惮药里的激素，开始给自己断药（她患有一种血液疾病，情况一度坏到要转白血病，抢救很久奇迹般活下来，但需要长期吃药控制病情），为了效果更好一些，她甚至开始不吃碳水。
我这才知道她在电话那边眉飞色舞讲起自己新近瘦了多少、能穿多漂亮的裙子、被多少人羡慕，是倚靠怎样的代价。
病情不乐观时候经常出现在她身体上的紫色的红色的青色的久久消散不了的斑时隔多年又回到了她的腿上。她很刻意在我面前往下拉了拉裙摆。
那条小碎花的S码裙子是我这辈子见过最难看的一条。
我直觉她疯狂减肥的原因是我爸，尽管他有啤酒肚，但并不影响他追求柔弱纤细的BM小码风女性美。
我劝我妈好好吃饭吃药，她魔怔了一般只是讲自己瘦下来有多快乐，并劝我也开始断碳水，以小碎花S码连衣裙为目标。我知道她憎恶我留在她身上的妊娠纹，憎恶药物和为了我而做的高三营养餐给她带去的脂肪，憎恶生活过早损耗了她姣好的容貌，我只是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那一年我和同学在校办了一个性别小组，内容与性别平权相关。口号翻来覆去喊，自己的妈妈就在节食减肥。
疯了一样的年过完，我快速回上海，把炸鸡汉堡薯条蛋糕面包炸串全部加入外卖订单，停了艇队的训练，一年没回家，吃胖25斤。
年前我去旅游，回家前一天我在旅馆附近上秤，觉得还不够夸张，半夜十二点我去便利店买了两份饭，吃到我觉得我随时能吐出来并最终回酒店抱着马桶吐了一宿，同行朋友看我如看怪物。
当多日不见的爸妈看到穿着更大只羽绒服的我出现在机场，脸直接垮了下来。
我爸一言不发，只是开车，还有五分钟到家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你不觉得得减肥吗。
我：不觉得。
我爸面色铁青，我妈表情如做了错事的小孩，慌慌张张，我知道她觉得她又要为“没有管教好我”而紧张地向我爸爸道歉，但我不愿再去理解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
图 / 《伯德小姐》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因为疫情被隔离在家。我爸拒绝和我说话，也可能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一个体重与他相当的女儿，并不能被带上酒局炫耀。
我和他每天早上会因为去客厅吃早饭打个照面，并进行24小时里的唯一一句对话：
“你今天多少斤。”
“？”
我把腿扔到沙发上招呼我妈过来近距离观赏我膝盖上的生长纹，密密麻麻交叠在因为激素药膨胀过一次催生的即将愈合的生长纹上，异常狰狞。
我：你看，比你的吓人多了吧。
她不回我，就是笑。
我：你看，这一条是我在x吃完x散步之后长出来的，但那个x很好吃，口感很xxxxxx。
她看我如看一个膨胀的小丑，白白胖胖，正如她之前说的那样。
她劝我减肥，我嗤之以鼻。
在家的半年里，我躺在沙发上、追到厨房里绕着她讲民法典被修改、讲离婚冷静期的提出、讲性别暴力案件的案例和数据，讲我高于30岁的单身女性教授和女性上司多有魄力，讲我们性别社团的活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讲半个小时，她会回我两句。还有一些时候她会反驳我“那还是少数”。结果不久就传来消息，她的好朋友之一因为家暴离婚了。她从此对这个话题噤声，只听我讲。
她围绕我、我们家、她老家而展开的生活被我暴力拆解重组，我向她描述一个锅碗瓢盆丈夫孩子老人之外的生活，一种她也本可以拥有的生活。
她最终会把话题终结于“你看你胖了这么多”。
我：我能让我自己胖起来，我也能让我瘦下来，我从身体开始掌握我自己的生活，你等着。
这样的对话零碎重复了两年，直到“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的那天早上，我起床刷到消息，以为是洋葱新闻。可是多家媒体推送弹幕一条接一条，IG上同学的愤怒已经溢出屏幕，我喘不过气，给我妈打电话，讲完前因后果，开始哭。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女性的身体做筹码？”
那天哭到最后，我妈妈说：
“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吧，飞到任何你能去的地方，我们都会支持你。”
在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个性别议题报道组。创始人前辈在离职时抱怨同事们更痴迷于政治选题，不乐意加入性别议题的报道。“可性与性别议题并不比任何一个政治议题轻，我们的身体就是政治的战场。”
图 / 《伯德小姐》
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这样以身体为纽带展开。
她从一个高度男权的家庭走进另一个极端男权的家庭，带着父辈的期许将自己整个青春和过半的时间投入我的教育，同时不择手段保持“完美身材”以继续拥有丈夫的赞美。
她将对自己的不满和憎恨一半都分享给我，却把她对生活的所有想象和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似乎应该升华主题，歌颂她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尝试了两个小时，一个字都憋不出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或者每一对母女之间背负了代际流传的规训的感情，都不应是草草几句对母爱的总结概览、或者寥寥几句对家庭的反思所能总结的。
她像是在码头松开一只拧紧发条的小船，目送我向另一片海域远去。她站在岸边下不了水，却一直保持挥手的姿态。
P.S.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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