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周内,签约家庭医生的联系电话被大范围公布,并且要随时准备接听大量新冠感染患者的寻医电话,这一重大变化似乎才是“家庭医生”这一角色在公众面前的一次正式亮相。
记者 | 文思敏、翁渝杰
实习记者 | 崔   硕
编辑 | 王姗姗
制图 | 程   星
12月26日晚间,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及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政策将会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这份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指导文件中,再次重申了12月上旬国家颁布“新十条”时刚刚被恢复的针对发热患者的“基层首诊负责制”——对于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症状的高龄以及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将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监测监管状况,并协助有重症风险的感染者转诊到相应医院。
依据“新十条”提出的家庭医生要发挥健康“守门人”的作用,12月13日,北京多区公布本区家庭医生(团队)及其负责提供服务的社区(村)范围和联系方式。在随后的两周,全国又有哈尔滨、长沙、扬州、武汉等城市陆续公布了“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政策和医生联系电话。
事实上,自2009年国家推行“新医改”以来,发展“全科医生”和“家庭医生服务合约”的说法在我国社区医疗体系已存在多年,并非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新角色。但是,直到近几周内,签约家庭医生的联系电话被大范围公布,并且要随时准备接听大量新冠感染患者的寻医电话,这一重大变化似乎才是“家庭医生”这一角色在公众面前的一次正式亮相。
由于缺乏具体的问诊流程指引,公众面对突然拿到的这份“家庭医生(团队)名单”,更多的是茫然——这些“家庭医生”究竟是谁?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救治,他们能做些什么?是否能提供上门问诊?如何预约以及如何付费?他们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病情有多少专业救治能力?他们有渠道帮助患者完成向大医院的转诊吗?……
与此同时,当工作的联系方式被公之于众,社区基层医生的工作秩序也被突然打乱了。
疫情防控政策走向放开的20天以来,这些家庭医生也进入到个人职业体验最为忙碌的时刻。他们平日就职于各自隶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下一级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每日在门诊部的坐诊工作。以北京为例,12月以来,社区一级的卫生服务中心恢复了因新冠疫情防控而中断了三年的“发热门诊”,医护人员不仅要克服同事相继感染病倒造成的人手不足,全力确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正常接诊,还要面临每天几十个随时打来的问询电话,以及抽时间兼顾来自线上的诊疗咨询。
12月26日上午8:30,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门诊室前排满了老年患者,中心大门口甚至需要限流。
这些家庭医生实际发挥出多大的紧急救治作用?遭遇到了哪些现实突发困难?他们直接感受到了整个基层医疗体系正在发生哪些剧烈、但具有正向意义的变化?——针对这些关键问题,《第一财经》YiMagazine近期在北京、上海两地采访了多位进入“家庭医生团队”名单的社区医生,从中透露出一些当下城市基层新冠就诊秩序的真实情况。
电话被公布之后
“反正现在每天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能理解吗?和(电话)刚被公布的时候一样多,无数的电话。”12月14日以来,李南林逐渐感受到精力不济,所承受的压力已经逼近她的个人极限。
李南林是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位社区医生,自从手机号码被大范围放出去之后,她每天会接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需求”。
“有一电话甚至让我送体温计过去。”在接听那个陌生人要求她立刻送体温计到家的电话时,李南林也处于新冠感染的生病状态,“你知道有多火,当时我自己也不舒服,而(送体温计给患者)这些服务内容其实并不是我们都能做的。”
这些突然被推上“前线”的家庭医生,日常身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12月以来,李南林每天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的接诊量达到100多人,家庭医生的名单被公布后,她平均每天接到几十个电话。这些随时会打来的电话,占据了她很大一部分接诊精力。这种从未有过的接诊经历,给她造成了“每天得接无数个电话”的精神困扰。
很多时候,李南林接到的并不是来自她分管社区居民的来电。这种时刻会让她感觉不被尊重以及很无奈,“与我签过约的病人,我们之间互相了解,接诊是没有问题的。但大范围地公布电话以后,我会感觉很莫名其妙。有签约才有履约,我们精力也有限,不可能应对所有病人。”李南林说。
李南林证实在这份名单被公布前,她本人曾被要求核实“电话号码有没有错误”。所以,她事先已经知道个人电话信息将要对外公布,也知道这项措施意味着她作为社区医院的医生,将要承担新冠感染患者的救治责任。
但是,这些在疫情管控放开后仓促发布的名单,将社区医生瞬间推向给新冠救治兜底的前线。医疗系统内部并没有进行过家庭医生参与新冠电话接诊的流程操作培训。
2016年,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互联网+社区健康管理标准化试点”
一些受访的家庭医生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们事先并不清楚以“家庭医生”的身份接到市民来电时,具体可以做些什么——自己并不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门诊工作,过去也未接诊过这类病患,所以只能是出于医生职责,为电话求诊的市民提供简单的答疑解惑。
遇到那些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病人打来的电话,由于缺乏首诊信息,医生们也不敢贸然在电话或者线上下诊断。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基础的咨询建议,建议情况严重的求诊者直接来医院,或转诊到大医院。
“有一个病人电话找到我,我不知道他既往有什么问题,我问他有高血压吗?他说不知道。你说该如何指导?”李南林说道。
“从政府的层面来说,确实需要有医生去给这些老百姓答疑解惑,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面对特殊时期底层接诊的种种挑战,李南林觉得,医患之间也只能尽量相互理解。
社区医院:阶段性缺医少药
“大家都逐渐阳了,但我们必须凑够三个人才能开诊,所以现在是停诊状态。最早开诊的话是明天,因为我今天已经转阴了,所以我才能通知居民明天可以开诊。”一位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12月21日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自本月中旬以来,方庄多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陆续感染病倒,一些站点会要求症状不严重的医护带病上班,以维持社区的医疗秩序,但人手实在凑不够的服务站则不得不短暂停诊。
除了人力困扰以外,基层的药品短缺也让医生捉襟见肘。这位社区医生表示,已经很长时间进不到布洛芬。
社区医院和其他级别的医院,同在“阳光采购平台”进行日常采购,这是自2017年医药卫生综合改革后的一项措施:药品采购要归纳到一个采购平台里统一调配,大医院的优先级通常更高。在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各个站点,药品补给成了这二十天以来普遍存在的问题。
“上午我们刚来的药,基本两个多小时,四五件药就没了。”一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医生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社区医院药房的感冒退烧类药品供给紧张,“我们一直在进药,但是很多药都来不了。有上级统一分配问题,不是说要多少就能给多少。有时候进了药不一定会给,有时候是配送不过来。”
12月26日,北京市通州区卫健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证实,目前辉瑞新冠特效药Paxlovid“以较小单位的形式拆分”,被送至通州区各社区医院,有需要的居民可自行前往附近社区医院了解情况。同日,北京市西城区和丰台区的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之前都已提交过对Paxlovid的采购申请,但目前没有收到配送信息。
由于药物短缺,加上社区医院本身已成为感染的高危地区,医生们表示,他们在接到购药问询电话都会建议症状不严重的患者不要擅自来到医院,“来开药之前,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当天有没有药”。遇到医院实在没药的情况,他们只能告知患者“如果症状不严重,可以自己处理一下,比如多喝点水,适当休息,或者补充一些维生素C”。
从医生角度,他们感知的是,基层医疗体系对于现阶段新冠感染患者的救治作用仍然比较有限。一位上海市浦东区社区医院病房部主任表示,目前通过家庭医生咨询的主要还是对药品的需求,包括对药物的推荐。但是,出于诊疗规范,医生并不能推荐带药品品牌的药品,只能推荐药品的化学名,导致有时候病人电话咨询完,也无法明确知道自己到底该在药店或网上购买什么药。
“家庭医生”在中国的进化
王新是北京市西城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在她心中有一套关于家庭医生诊疗的“理想样板”。
“和专科医生相比,家庭医生的一个很大优势,就是我们对患者比较熟悉。不仅熟悉他的健康状况,还熟悉他的家庭情况、社区情况,所以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医疗建议。”王新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但是,家庭医生制度的建设——从签约到建档,从及时就诊到长期健康监测,从医护人材储备到激励机制的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而谈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分级诊疗体系,也不是单纯的诊疗秩序的理顺,而是对整个医疗和医药服务体系的完善和重构。分级不仅仅是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分层,真正的关键点,在于全科和专科资源的有序衔接和融合。
追溯家庭医生这种服务模式的发展历程,最早出现在1960年代的欧美地区。同时代,存在于中国乡镇村一级的“赤脚医生”,被视为国内家庭医生的早期雏形。无论是欧美国家推广的家庭医生,还是中国的“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是“全科医生”。
与专科医生不同,全科医生需经过全科专门医学训练,而他们的门诊所要处理的是人们的常见病、慢性病以及一般急症,并且需要协调病人转诊,以及负责社区人群做周期性健康检查等服务。
2009年开启的“新医改”,明确提出了“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同年,深圳率先公布了借鉴欧美国家经验的“家庭医生责任制项目”,鼓励市民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合同”。由于相关诊疗流程和服务内容不够明确,而社区公立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医生资源缺乏且职责和配套激励机制没有跟上的情况,签约推进并不顺利——多年来,社区诊疗机构的主动推广意愿不强,而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
针对社区公立诊疗服务人才的建设储备,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设的正式开启。这一年,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了国内医科院校首个“全科医学系”,首届培养的研究生学历的全科医生,于2015年毕业。
北京市丰台区的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年来一直是北京基层社区医疗改革的一个重要试点单位。这里下辖6个社区服务站,据一位服务站的医生介绍说,目前每个站点配备大约8名工作人员——3名西医大夫、1名中医大夫,再加3名护士和1名药师。站点医务人员通常由中心统一调配,每过几年轮岗一次。
方庄街道的家庭医生由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个社区站、1个中医康复科、1个预防保健科组成。
通过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的签约申请通道,可以查看每位医生的简介,其中不乏“全科医学导业统招博士”这样的高学历和“从事全科临床工作10余年”这样的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多医生的简历中,都提及曾有到国内著名三甲医院的进修经历,甚至还有到香港、台湾、美国进修家庭医学及全科管理的经历。
而在上海市,发展家庭医生制度的关键节点,首先是2011年推出“1.0版本”——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担任家庭医生,在自愿的原则下,通过服务过程引导与社区发动,逐步与居民建立签约服务关系,引导居民认识、接触与逐步接受家庭医生服务,初步建立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之间的联系。
2015年年底,上海又进一步推行“1+1+1”医疗机构的组合签约试点(居民可以选择一个家庭医生、一家区级医院和一家市级医院签约),被称作是上海家庭医生制度的2.0版本,市级医院门诊预约号源的50%,预约开放期的前50%时段优先向家庭医生和签约居民开放。
2016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全国推行。为了达成每年的签约率指标,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抽调专门人力,在门诊为签约开辟专门的接待空间,甚至动用了“发米发油”等奖励措施。而签约行动的先期任务,是针对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孕产妇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尽快完成体检、建档和签约。
2016年颁布的相关指导意见中曾提及“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的目标。今年3月,一份更新版本的相关指导意见,则将签约率的目标重新设定为“到2035年,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75%以上,基本实现家庭全覆盖,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85%以上”。
也是在2022年这版最新的政策文件中,国家才第一次明确了“签约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个人付费等分担”“服务费不低于70%用于家庭医生薪酬分配”等关键细则。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重点人群的家庭医生签约率,已经从2015年的28.33%增加到2020年的75.46%。但是,一份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在2020年针对全国31个省市所做的问卷调研显示,在被调查的超过16万例居民中,使用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人数仅占6.9%。
也就是说,大多数居民多以被动形式接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但居民“签而不约”的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在今年12月多个城市直接对公众公布家庭医生的个人联系方式之前,许多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找家庭医生”,并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在问诊领域听到这个名词。
新冠防疫的三年:
被打破的基层诊疗秩序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打破了基层诊疗体系的既有秩序,针对社区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按下暂停键。
北京市大兴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外科医生杨铭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今年一整年他都没怎么在医院,除去要去疾控帮忙做流调工作以外,也要去隔离点各处支援。
根据全国疫情防控政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2022年年初,便不再接诊所有的发热患者,其主要提供的基础医疗服务,包括疫苗接种和针对老年人的基础病开药服务。
2022年开始,正像杨铭所经历的那样,大量城市基层社区医务人员被抽调参与各种疫情防控任务——参与区域内的全民核酸“大筛”,配合疾控部门完成“密接”流调,为隔离的居民进行上门核酸检测,以及支援集中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直到12月8日国家发布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才宣告基层社区诊疗秩序得以全面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常局面。
“新十条”第七条指出,要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情况摸底及分类管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针对“新十条”的政策解读中,重新提及了要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引导新冠患者在基层首诊。
问诊台旁贴有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介绍,可以扫码了解详情。
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在12月15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指出“基层防疫工作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主要是从过去的早发现、早隔离,重点防感染,向实施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和医疗救治转变”。
目前,上海市民与家庭医生签约,可以通过登录“上海健康云APP或者小程序”,凭借自己的医保卡、身份证或相关诊疗信息在线上签约。签约成功之后,即可向在线的家庭医生做图文的健康咨询。
听起来,公众要使用家庭医生服务的流程似乎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实现诊疗的连续性,才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意义所在。无论是老人,还是慢病患者,家庭医生对应的都是相对固定的签约居民,因此可以对病患的病情档案掌握、完整跟踪。这也是家庭医生签约制度建立的初衷,可以借此连续性以及家庭医生对社区病患的熟悉性,分流大医院的就诊压力。
杨铭欣慰于自己的工作状态又重新回到了2019年的光景,基本上没有什么外派了,除去出去进修以外,剩余时间基本上都在科室里上班。家庭医生的病人来源主要依靠此前医生们与社区居委会等多方建立起的信息共享群李南林直言流程上,她更希望居委会在群里直接@然后自己会给病人回电话这样的工作方式让她觉得不那么临时且具备选择性——可以等自己门诊工作相对的时从容回电话,更帮助病人就诊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南林、王新、杨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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