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2023的考研政治大题，很多网友在@北大杨立华讲庄子 最新发布的视频下留言说，老师提醒大家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考研政治大题。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许是184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易变。在此环境下，“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不仅是时政热点，更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杨立华教授建议同学们要积极地去思考，为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什么会对现今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这样的判断。 
常有人说，疫情爆发前是正常状态，疫情爆发后是非正常状态，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许诺过，什么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状态，变化都是季节性的。杨立华教授的比喻是，过去30年，春、夏的季节已经结束了，要准备过秋冬了。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杨立华教授讲“如何看待历史的斗争与循环”这一问题，出自B站@北大杨立华讲庄子。
如何看待历史的斗争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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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 口述
首发于B站@北大杨立华讲庄子
文字由视频内容和《中国哲学十五讲》整理而成
ID为“黑色追梦少年”的同学提问：杨老师，冷战结束以后，人类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世界又开始爆发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摩擦，包括台海关系，仿佛福山所谓的已终结的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斗争正在重新开始。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
杨立华：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也正好是我这段时间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位同学有兴趣，可以看我在今年世界读书日的一个线上讲座，题目是《刺向历史深处的刀锋：韩非子与〈春秋〉学》。我在讲座中强调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世界历史的‘冬天’”来了。
近年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所有的同学都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什么会对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这样的判断。为什么人们认为这一剧变的剧烈的程度超过了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超过了1895年（注：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达到如1840年那样的剧变的程度。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自己去思考，不见得要追求答案，但要去思考。我不会直接地给我的回答。
历史终结论的谬误
我先来谈谈问题中提到的“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我不客气地讲，这一命题就是个笑话。我认为西方人爱讲终结，与他们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似乎总是在等待末日审判，所以动不动就讲终结。上个世纪，也有人讲哲学的终结。
我将这种糟糕的话语方式归纳为孟子所说的“淫辞”。孟子讲有四种错误的思想言论，即诐、淫、邪、遁“四辞”：“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四辞”既是错误言论的四种形态，又是错误言论的四个发展阶段。其中，淫辞就是指过度言论，是从诐辞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一种言过其实、张大其事的言论。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过度。试问世界到这一刻结束了吗，人类历史完结了吗？并没有。
这类终结论曾经在西方传统里不断地出现，而今在我们的话语习惯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前两天，我看到某一本书的书名觉得非常可笑，书名是“世间再无XX”/“世上再无某某”。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一个人去世了，世间再无XX，这样的表述就是标准的“淫辞”，这样的表达就是没有道理的。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
所以，福山（Francis Fukuyama）与《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历史见识相差甚远，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
“河东河西论”背后的动力机制是？
接下来，回到“历史的剧变”这一问题。我在读研究生时，曾听季羡林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东西文化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后一句我在当年是认同的，但对于老先生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我就很不认同了。为什么三十年会发生历史上的某种方向上的转折或者转变？“河东河西论”背后的动力机制到底是什么？这个动力机制没有讲清楚，我当然不认了。人在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些质疑和冲动，会认为“我觉得你没说好，我就要质疑你。”这样挺好，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到了一定年纪，我就发现老先生说的的确是有道理的。对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回溯到北宋哲学家的观点。邵雍的哲学给了我根本的解答。邵雍说：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尧至于今，上下三千余年，前后百有余世，书传可明纪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间，其间或合或离，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随，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风俗者。吁，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岂徒然哉？……惜乎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则贤之与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时之难不其然乎？人之难不其然乎？
治世常少而乱世常多，历史发展又在一个必然的递降的过程中。为什么治世如此之难呢？在帝尧以来的三千余年里，没有能维系六七十年（兼世）的治世。古人把三十年当作一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邵雍，字尧夫，出生于1011年，去世于1077年。死后赠谥康节，所以人称康节先生。先世在河北范阳，父辈迁居河南，后来就长期定居在洛阳，去世以后就安葬在洛阳伊川县。邵雍其人纯厚而精明，数术极精准，又不因高明而导向单薄。邵雍的诗写得很好，是用诗歌表达哲学的典范。《伊川击壤集》是我们了解邵雍哲学的重要资料。（《中国哲学十五讲》杨立华/著）
为什么三十年为一世？邵雍说：“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一世三十年，其实就是一代人的有效工作时间。人即使能活到七八十岁，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过三四十年。一代人的心理倾向决定了这一代整体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一代良法美治之所以难以长期维系，原因即在于此。
邵雍曾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认为历史是有春夏秋冬的，即“历史的四季”。我提出“世界历史‘冬天’”这一讲法跟邵雍提出的“历史的四季”是有关联的。如果进一步从动力机制来理解这个词，那么就要凸显两宋道学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理势”，即道理的理，形势的势，也就是一种理，就有一种倾向。
最简单的，我举一个朱子评价历史、分析历史转折的例子。朱子有一个研读历史的疑问，说为什么秦亡以后同时并起那么多豪杰，最后终结者是刘邦。朱子在《朱子语类》中的讲述，对我启发极大。他说《史记·高祖纪》载：“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因为秦的苛刻程度达到了极致，人的生活全在刚性的束缚之中，或者充满极度的紧张和张力的生活里，这样的心理情势是难以持久的。所以当秦的苛刻达到了极致之后，所有的人都趋向于宽，即历史的人心倾向于宽和的方向。于是一转，大家共同推待的那个人，就是像高祖这样的宽大长者。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朱子的名号特别多，他又给自己取了很多号，比如号晦庵，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等，晚年号遁翁。由此可以看出朱子身上的文人气。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去世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因为他长期在崇安、建阳讲学，所以思想史上称朱子的学派为闽学。（《宋明理学十五讲》杨立华/著）
这相当于人心里倾向上的阴和阳，当紧张达到极致的时候，人心就转向宽和。当放任达到极致的时候，人就会厌倦这无穷无尽的自由放任。甚至相当一部分人会在某一天，彻底厌倦了这无穷无尽无休止的自由选择，于是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冷战、苏东剧变结束到今天，我们大概走过了三十年的整体趋向上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局面，但是到了某个阶段这一趋向会到极致，那么在自由放任、过分宽和之后，就会导致另一种倾向的兴起，相比较而言，就是这位同学在问题中提到的斗争的倾向。
所以，无论是我在四月的讲座，还是我在今天回答@黑色追梦少年 提出的这个问题，我都想再次提醒各位，在未来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各个层面都会相对比较艰难，而同学们要对各个层面的艰难作出足够的心理准备。简单地说，就是如果冬天来了，你不能仍抱着一个春天夏天的心。如果你带着春天、夏天的心来面对冬天，那么你将面对很多远超乎你意料之外的、不适应的境况。如果再形象一点说，就是“到了冬天，就别裸奔了，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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