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美国女作家简·雅各布发现，自家楼下有男子纠缠一位年轻女孩。
雅各布以为是绑架，准备下楼干预。但她发现，旁边肉店老板夫妇已经走出来了，卖水果的、锁匠、洗衣店的人也都出来了。
这个案例后来被她写进了那本《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说，那个男人没意识到，他被包围了，社区的居民：
为女孩筑起了一道安全的人墙。
六十多年后的北京朝阳一个小区，一个两岁的孩子核酸阳性。家长带着他穿好防护服，下楼准备去方舱了。邻居们得知孩子患哮喘，在楼下反复劝他们别去。
还有人斩钉截铁地说：“不能走，你们现在不能走。”然后他们排队在寒风中挨个签名，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今年11月，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很多小区里。而在新十条颁布、管控放开后，北京居民们间的互助，到了顶点。
上个月大家还因垃圾桶放哪、小孩子骑车横冲直撞吵到把业主群都解散了。现在，大家开始分享药品，匀着用退烧药、抗原和喉糖。
很多人网购的药和抗原都还在路上，但大家心里也没慌。因为有邻居能给予帮助。我们小区群，即使有居民凌晨在群里求购布洛芬，马上就有邻居回复：
我现在给您一盒。
这件事，简·雅各布其实在她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就写过：
一个健康的社区，安全感不仅仅是由警察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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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绿城服务董事会主席杨掌法总能收到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发来的新闻链接。
老宋其实很少用微信。但只要看到青少年自杀的新闻，就会发给杨，总会在下面配一串“痛哭”的表情。
绿城服务内部觉得，老宋应该是被一个悲伤的事件触动了。他可能要布置新任务了。
类似的任务，在过去十几年里，老宋已经布置过很多次了。
2009年，绿城一次董事会前的闲谈，大家聊起了最近一个儿童溺亡的新闻，唏嘘不已。宋卫平当场萌生出了一个想法，他想让绿城的小业主都学会游泳，避免溺水事件的发生。在会上，他马上提议：
绿城免费要教会所有3-18岁的业主游泳；
今后绿城建设小区，尽可能配备标准游泳池。
这项提议很快被董事会通过。不久，“海豚计划”就诞生了。这一做，就是14年，绿城体系内花费上亿元。
2014年，“打拐”电影《亲爱的》上映。没多久，每个绿城服务的小区门岗前都多了一条135CM（后来逐渐加高到155CM）的身高线。保安们被告知，只要有低于这条线的孩子独自走出园区，门岗一定要拦住。
2017年，一场火灾导致了悲剧发生。几个月后，绿城服务制定了“木荷计划”，每年暑假，物业都会邀请消防员来给孩子们做防火实训。
2018年，绿城服务的服务人，做起了0-3岁的托育，并且升级了四点半学校。为让这些孩子在社区里玩得更好，也更安全，绿城服务还斥数亿巨资，收购了澳洲最好的幼教机构，澳蒙国际。
到今天，这个业务还没赚钱。
做公益这件事并非一蹴而就。地产行业有各种各样的记录，唯有绿城“海豚计划”的纪录是不可能被打破：
这是在中国最多的城市举办青少儿游泳培训公益活动。
得益于绿城的制度建设，到今年为止，绿城的海豚计划在过去14年里，把18万名孩子带到水边，又安全带回来。
然后就是现在，老宋给绿城服务布置的新任务：“守护计划”。
12月11日，绿城服务2000多个社区签署了一封《关于关爱园区孩子的倡议书》，倡议书里有三句话：
和睦的家庭，永远是孩子的摇篮；
温暖的园区，永远是孩子的乐园；
善意的社会，永远是孩子的港湾。
这是一封内容很含蓄的倡议书，看起来似乎没有强制执行力，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但实际上，“守护计划”是一个宏大的行动计划。它关注的，是孩子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落：

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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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济南一个小区内，绿城服务的保安巡逻时发现，有个小孩爬上天台，有轻生倾向。
保安班长马上带人上楼，稳住当事人。
后来，在消防、公安和家长的共同劝解下，13岁的孩子被成功救下。
也是不久前，绿城服务管理的云南一个项目，有位业主突然闻到了邻居家里有农药味。他赶紧在业主群里问，但邻居说自己在外地，拜托他去家里看看。
这位业主赶紧联系物业服务人员一起上门。他们发现，农药味是因为这家16岁的孩子喝农药轻生。经过他们紧急处置，避免了一桩悲剧的发生。
这位业主之所以多此一举，是因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绿城“幸福里”里长。
听说了这个故事，老宋意识到，里长原来还有这样的功能。从那时候开始，作为一个服务着全国500万业主的物业公司，老宋觉得绿城服务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听着很威风的“里长”，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很熟悉的楼长或单元长。里长是两千多年前的制度，是最小的行政级别。
2018年，绿城服务经过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探讨后，就正式推行了“幸福里”园区共治模式，携手业主与社区，共同为小区的一点一滴出谋划策。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职务，被老宋恢复了。里长把社区中热心公共事务的一群人集合起来，平均年龄44.5岁。但连老宋也没有想到，2018年无意间种下的一颗果实，在日后的“守护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
绿城“幸福里”介入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是非常必要也及时的。作为全球公共危机的新冠疫情，折磨的不仅是身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20年全球抑郁症和焦虑症病人增加了四分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另一个数字：
疫情之后，青少年自杀率是往年的两三倍。
老宋发现，社区在应对类似事件中，能做很多事情。他马上要求绿城服务在全集团推动一项计划：
守护计划。
“守护计划”以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和心理韧性为导向。接下来，绿城服务将扩大招聘有心理学背景的管家与项目经理，及时发现家长或孩子的问题，以专业化解。

这是绿城服务儿童幸福关怀体系的延伸。他们在通往楼顶天台处等危险地带边缘，将进行涂鸦创作，用以化解紧张心理；他们还将邀请园区内的作家当评委，为园区的孩子进行诗歌、散文创作进行评奖；他们开展收集一万张笑脸的活动，鼓励服务人员对小业主展示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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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卫平说，哪怕减少一起悲剧，他做“守护计划”的全部意义就有了。
他的这句话，和一位学者所说的异曲同工。这位学者是最早研究中国预防自杀问题的——加拿大人费立鹏。费立鹏说过，自杀，one is too many：
一个都太多了。
费立鹏是中国第一批外国留学生。1985年，他决定留在中国工作，当时，自杀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不能研究，且没有统计数据。

后来，费立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面向自 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中国预防自杀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这才起步。
2002年12月3日，干预中心在其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公布了几个报告，首次披露了中国的自杀率，结果震惊了世人：
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15-34岁的青少年，自杀是第一死因；
有19%的青少年，是死于自己之手。
从那时起，自杀才真正摆脱敏感词，走入大众视野。尤其是青少年自杀。
老宋所推动的守护计划，其实是理论基础的，自杀干预最重要的是增加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
还有两条早已被研究者证明的结论：
中国自杀的人中，将近一半的人是在十分钟之内做出生死抉择的；
自杀者更愿意向非专业人员寻求帮助，而不愿意向精神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社区作为离居民最近的组织，快速介入，的确是有用的。
老宋在做的，其实是在做一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危机介入。
对危机状态下的人提供缓冲，去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恢复理性功能、走出危机。
从海豚计划到木荷计划，再到今天的守护计划，绿城服务是把“儿童友好型”社区往前推动了一大步。它意味着，在绿城服务的园区内逐渐树立起来了一个原则：
儿童利益优先、儿童权益最大化。
不要觉得孩子已经被保护得很好了。越是光明的地方，就越有阴暗角落的存在。

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药自杀，震惊全国。这四名儿童缺乏有效监护，长期独自生活。他们四人的状况，周边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当地的基层社会组织和儿童福利机构也知道，但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最终，他们集体自杀。
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忽视也是一种虐待。有时候多看一眼、多问一声、多帮一下，都能促成一个孩子的向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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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知道，青少年自杀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我们总说社会问题，但总要有人第一个人举手，说从我做起。
事实证明，世界上最伟大的儿童保护计划，几乎都是从社区中萌芽的。
1996年，美国一个9岁女孩安珀被绑架并谋杀。两年后，第一个基于小区警报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各种组织不断为安珀警报背书，并在2003年推动了国会立法，安珀报警系统覆盖全国。
Facebook，uber这样的创业公司一旦做大，就会接入安珀系统。一旦有孩子走失，警报会通过几乎所有的通信网络扩散。
1990年时，全美只有62%的失踪儿童可以被找回，现在，这一比例已经变成了97.7%。
从物业公司到里长，其实都没有专业的人员。但有时候，并不需要专业。
对于阴暗角落的人，看到就是一种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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