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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Arvind Subramanian，Josh Felman

编译 |宋可馨

审核 |陈安澜

编辑 | 刘派陈珏可

编者按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屡屡让外界唱衰中国经济，同时也让美西方及印度精英认为印度将迎来经济繁荣增长、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绝佳时机。

但在莫迪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乔希·费尔曼（Josh Felman）眼中，

印度存在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在导向性过强，及宏观经济失衡严重这“三座大山”，严重阻碍着跨国企业的投资意愿，

与发达国家、东盟国家及中国相比，

工业能力薄弱且“软件缺陷”明显的印度优势并不突出。

作者认为，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

更需要印度自身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变。

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本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Youtube

随着政治风险上升、增长放缓和“动态清零”政策愈发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容易从中受益。2022年5月，《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关于印度的封面专题报道——“属于印度的时代是否已经到来？文章的结论是“是的，很可能是”。最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宣称“印度现在表现亮眼”，并指出印度“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去年11月，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切坦·阿海亚（Chetan Ahya）预测未来10年，印度经济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毫无疑问，如果印度设法增加私人投资，包括从中国手中吸引大量的跨国公司，印度或将站在历史性繁荣的关键时刻。但印度是否能抓住这个机遇？答案并不明晰。早在2021年，笔者就在《外交事务》中冷静评估了印度的前景。笔者认为，当下流行的关于印度经济繁荣的假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印度的经济增长步履蹒跚，2018年后几乎完全陷入停滞。印度经济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自身的经济框架缺陷：它强调自力更生，但在决策过程中却存在缺陷，我们称之为“软件缺陷”（software bugs）。

一年后，尽管媒体报道甚嚣尘上，印度的经济环境基本没有变化。因此，笔者仍然认为，印度需要彻底的政策改革才能重振国内投资，更不用说说服大批全球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对决策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从中国的衰落到印度的崛起，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020年2月，印度孟买，印度财政部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孟买证券交易所的电视讲话图源：弗朗西斯·马斯卡雷尼亚斯/路透社

一、理想之地？

在某些方面，印度看起来像是跨国公司的乐土。

它具有结构性优势，潜在竞争对手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印度政府提供了大规模的投资激励措施。

首先是结构优势。印度的领土面积是德国的九倍，人口很快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也是少数几个足以容纳许多大型产业的国家之一，这些在印度生产的企业最初为全球市场生产，最终则服务于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此外，印度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不但有着悠久的法律传统，还拥有一支年轻、才华横溢、讲英语的劳动力队伍。印度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近年来，印度的实体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金融支付系统——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

除了上述优势，还要考虑替代性的问题。如果跨国公司不去印度，还能去哪里？几年前，或许其他南亚国家还是有力竞争者，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在过去的一年里，斯里兰卡经历一场划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巴基斯坦受到环境冲击，加剧自身长期的宏观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稳定。就连一直以来发展势头良好的孟加拉国，在俄乌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耗尽外汇储备后，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称之为南亚“多元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印度作为最稳定的避风港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中国依旧是印度头号经济竞争对手。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受到多重挑战的冲击，包括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迫在眉睫的人口下降。更具民主的印度则看起来更加有吸引力。

最后，从理论上讲，印度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应该使跨国公司受益。2021年初，莫迪政府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roduction-Linked Incentives），为参与“印度制造”蓝图的国内外制造企业提供经济激励。该计划为电信、电子和医疗器械等先进行业的制造商提供大量补贴，并取得一些显著成效。例如，2022年9月，苹果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5%至10%的新iPhone 14型号；2021年11月，富士康表示计划与一家印度本土企业合作，在印度建设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

二、梦幻浮华与现实

然而，如果印度真的是理想之地，那么应该有许多国家纷纷效仿。跨国公司应该排着队把生产线转移到南亚次大陆，而印度国内公司则应是增加投资，从繁荣中获利。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两种情况正在发生。综合多方面来看，努力恢复到新冠疫情前水平仍然是印度当前一段时间的经济重心。

以印度的GDP为例。诚然，现实情况正如评论员大肆宣扬的那样，过去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异常迅速，高于任何其他世界大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错觉。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的第一年，印度遭受了所有发展中大国中最严重的产出收缩。与2019年相比，现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7.6%，而中国和经济增长缓慢的美国分别为13.1%和4.6%。实际上，印度过去三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5%，远低于印度自身所认为的7%潜在年增长率。工业部门的表现仍然疲软。

而印度当下的前瞻性指标也是差强人意的。新项目的数量（由印度经济监测中心衡量）在后疫情时期出现短暂反弹后再次下降，远低于本世纪初繁荣时期的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外国公司正在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印度是首选的投资目的地，但过去十年来，总体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停滞不前，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相较于每一家成功抓住印度机遇的公司，更多的是在印度失败的经历——包括谷歌、沃尔玛、沃达丰和通用汽车，就连亚马逊也举步维艰。11月下旬，亚马逊宣布关闭在印度的三家合资企业，涉及食品配送、教育和批发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为什么跨国公司不愿意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印度?与国内企业不愿投资的原因如出一辙：风险仍然太高。

三、软件里的漏洞

在印度投资的诸多风险中，有两个风险尤为重要。首先，企业仍然缺乏信心，担心投资政策朝令夕改将使他们无利可图。即使政策框架在纸面上仍然有吸引力，企业也不能确定规则会得到公正的执行，而不是有利于“龙头企业”——政府青睐的印度大型企业集团。

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严重的后果。电信公司利润受政策变化影响；能源供应商很难将成本增加转嫁给消费者，也很难从国家电力委员会（State Electricity Boards）那里获得承诺的收益。电子商务公司发现，他们在根据最初的规则进行大量投资后，政府关于正当做法的裁决可以被撤销。

与此同时，国家龙头企业却在蓬勃发展。截至2022年8月，印度股市市值增长了1600亿美元，其中近80%来自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该集团的创始人转瞬之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换句话说，竞争环境并不是公平的。

外国公司也不能通过与国内大公司合作来降低风险。与龙头企业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集团本身也在寻求主宰同样有利可图的领域，如电子商务。其他国内公司也不愿涉足由获得政府广泛监管支持的集团主导的行业。

四、进入印度市场的代价

除了风险因素上升，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原因解释为何跨国公司对来印度投资依旧保持警惕心态。例如，生产关联激励计划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提高外国制造零部件的关税。印度政府旨在鼓励跨国企业将工厂迁往印度，利用在印度国内市场购买的零部件投入生产，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严重阻碍大多数跨国企业，因为许多行业的先进产品通常由数百甚至数千个零件制成，这些零件来自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印度政府对这些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成为跨国公司考虑在印度投资的最大阻碍。

对于苹果等计划在印度销售产品的公司来说，高进口关税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公司毕竟占少数。根据舒米特罗·查特吉（Shoumitro Chatterjee）和苏布拉马尼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中产阶级消费者市场惊人的小，与苹果公司约30万亿美元的全球市场相比，印度的市场规模不超过5000亿美元。根据国际定义，只有15%的人口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而占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份额的富人往往会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这两个因素都降低了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对大多数公司来说，在印度开展业务的风险大于潜在回报。

印度意识到自己的保护主义政策与提高全球竞争力之间的冲突日渐升级，最近着手与澳大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展自贸协定谈判。但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小且缺乏活力，与印度在亚洲的竞争对手相比，这些举措显得苍白无力。例如，越南自 2010 年以来已和中国、欧盟、英国以及东盟 (ASEAN) 的区域合作伙伴签署了十项自由贸易协定。

五、危险的赤字

对任何国家而言，经济起飞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宏观经济的关键指标保持合理平衡：财政、对外贸易赤字和通货膨胀需要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已经失衡。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印度的通货膨胀率就一直高于中央银行法定的 6% 上限水平。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在努力增加进口的同时，出口难以继续增长，经常账户赤字在2022年第三季度翻了一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

当然，很多国家都存在宏观经济问题，但印度这三项指标的平均水平比除美国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大型经济体都要糟糕。最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政府赤字总额约占 GDP 的 1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出就占预算的 20% 以上。（相比之下，债务支付仅占美国预算的 8%。）印度国营配电公司的困境也加剧了这一情况，它们的亏损目前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超过了财政赤字。

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转向是印度经济增长的最终障碍，它破坏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印度规模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首先是 2016年废除大面额纸币对以现金保留营运资金的小公司造成毁灭性打击；然后在下一年征收新的商品和服务税；最后是全球新冠疫情。所以，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大幅下降，农村地区人们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迫使印度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减少消费。

印度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提醒人们：印度引以为傲的数字行业前景看上去似乎是无限的，但实际上雇佣的高技能工人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印度作为崛起中的数字强国，无论多么成功，似乎都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来实现所需的更广泛的结构转型。

六、印度的选择

换句话说，印度在寻求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过程中，面临着三大障碍：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在导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严重。印度需要消除这些障碍，跨国公司才会有更强烈的投资意愿，因为他们确实还有其他选择。跨国公司可以将业务带回东盟——在业务转移到中国之前，东盟曾是世界工厂。跨国公司也可以选择发达国家，在东盟国家担任这一任务之前，发达国家也承担着世界工厂的角色。或者，跨国公司可以维持并承受现有在中国的投资风险，因为印度作为替代方案并非更好的选择。

如果印度政府愿意改弦更张，消除投资和增长的障碍，专家们的乐观言论或许可以成为现实。若非如此，印度继续得过且过，部分经济尚能表现良好，但整个国家依旧无法发挥真正的潜力。

印度的决策者可能会相信，中国的衰落注定了印度带有迷惑性的复苏。但归根结底，印度能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这需要印度自己做出重大的政策转变。

作者简介：阿文德·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现为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8年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乔希·费尔曼（Josh Felman），JH咨询公司负责人，2006年至2008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

本文编译自Foreign Affairs网站2022年12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

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The Barriers to New Delhi’s Next Boom，文章链接为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ndia/why-india-cant-replace-china

本期编辑：刘派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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