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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eorge
来源: 洋恺宏观
文章已获授权
从初步的投票结果来看,支持清零的人占45%左右,支持放开的人占55%左右。但考虑到本公众号大部分关注者是年轻人,其中18—35岁的人占55%的比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不到2%,这一比例远低于中国19%的老龄化率。根据社区调研情况,75%以上的老年人支持清零。因此如果算上老年人的话,现阶段支持清零的人和支持放开的人基本持平。在本轮冬季疫情前,支持清零的人甚至要略多一些。在上海疫情前,估计80%以上的人都支持清零。也就是说,防疫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民意变化之上的。
如果站在个人立场上,我肯定是更愿意放开,因为我一个20多岁的人得个新冠也不太会有大问题。但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我虽然支持放开,但对冬季放开有一些担忧,相比于夏季,新冠在冬季的传播速度更快,容易因为大量感染而形成医疗挤兑。即便真要在冬季放开,也应该是一种渐进式放开,以压平感染曲线,降低超额死亡人数。
有观点认为奥密克戎只是“大号流感”,理由是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和流感差不多,都是0.1%左右,这种观点存在误导性。流感的传播系数R0也就1.5左右,奥密克戎BA.5的R0达到18.6,这种差距是相当惊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流感再怎么传播,一年最多也就感染总人口的10%,从未听说哪个国家医疗防线被流感病毒击穿的。但奥密克戎BA.5在寒冬的加持下,最快两个月就能感染全国80%的人口,彻底击穿医疗防线。
也有观点认为,奥密克戎危害性比新冠原始毒株低,这也不一定。虽然奥密克戎BA.5致死率仅为原始毒株的1/10,但奥密克戎BA.5的R0却是原始毒株的6倍。下降的致死率是乘数,上升的R0却是指数传播模型中的底数。
指数传播是什么概念呢?假如Rt(做了防护后的实际传播指数)是5,初始感染人数是3万,每7天扩散一轮。那么一个星期之后,新增感染人数是3万×5=15万;第二个星期的新增感染人数是15万×5=75万;第三个星期的感染人数是75万×5=375万,第四个星期则是1875万,第五个星期则是9375万,对应每日新增1300多万新冠确诊病例。对我国来说,在冬季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最快仅需2个月就能让大部分国民都感染一遍新冠。
压平感染曲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医疗挤兑:
病毒传播速度快慢,决定了新增确诊峰值,以及医疗挤兑程度。因为一定时间内,社会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一旦重症人数超过医疗收治极限,医疗体系就会崩溃,就会有很多患者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而且还会挤占其它病症患者医疗资源。2020年3月欧美就遭遇医疗挤兑,成千上万人因此死去。
所以才要压平感染曲线,在时间上让确诊和重症人数分布均衡一些,把感染周期的时间拉长、峰值压低,避免重症人数超出医疗负荷。只要不挤兑,新冠的致死率就能维持在流感水平,全国超额死亡率保持在0.1%左右,这个代价是勉强能接受的。
台湾省疫情走势:
这里先参考台湾省的案例。台湾省在今年4月底放开防疫,但没想到疫情扩散太快,医疗出现挤兑。台湾当局不得不收紧防疫政策,限制堂食等社交活动,直到8月份才重新放松防疫。到今年11月,台湾大部分人口已经感染过新冠,初步实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台湾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实现“共存”,除了5月高峰期外,感染曲线基本被压平,医疗防线并未被击穿。但即便如此,今年台湾预计超额死亡2.2万人,占总人口0.09%左右。由于今年老年人大量死亡,在今年台湾省“九合一”选举中,很多愤怒的中老年人投票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遭遇惨败,蔡英文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
香港疫情走势:
相比台湾省,香港放开防疫的代价相当大。今年春节后,香港尝试与病毒“共存”,结果防疫刚一放松,就出现了病毒大爆发。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香港大部分居民都感染了新冠,以至于核酸检测速度跟不上疫情扩散速度,感染曲线未能压平,重症人数峰值远超医疗承受能力,社会医疗防线被彻底击穿,大量老年人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对比香港和台湾的情况,香港在2个月的时间内感染了大部分人口,感染高峰期医疗严重挤兑;台湾则用了7个月的时间实现群体免疫,基本压平了感染曲线。最终的结果是:香港总人口740万人,因为疫情超额死亡1.2万人,超额死亡率0.16%;台湾的超额死亡率则是0.09%。未能压平感染曲线的代价,就是多死80%的人。
为什么香港未能压平感染曲线呢?这主要是因为香港第一次放开阶段疫情传播速度太快。一方面香港人口密度太高,人口流动太大;另一方面春季气温没有夏季高,病毒传播速度仍处于较快区间。我们知道气温越热、紫外线越强,新冠病毒的活力就越弱。相比10°C的均温,在20°C的均温下,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下降40%左右;当均温上升至30°C的时候,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相比10°C时下降60%左右。香港在春季的时候选择放开,台湾则在夏季的时候选择放开,不同的气温下,新冠传播速度截然不同。
2020年春运使疫情从武汉快速扩散至全国:
因此最好的放开时间点还是夏季,利用高温的条件来压平感染曲线,避免医疗挤兑。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感染基数已经非常高,拖到明年夏季再放开已经不太现实,除非在全国范围内搞大面积封城。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在冬季放开,去面对传播速度翻倍的病毒。更重要的是,明年1月份有春运,春运期间人口流动是正常时期的三倍,而且很容易形成病毒跨区域传播。

不同放开模式下新冠死亡病例走势:
参考港台的情况,可以分两种场景。假如大陆在12月底完全放开防疫,面对R0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预计两个月之内大陆将有70%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并出现严重医疗挤兑,死亡人数高峰期将出现在春节前后,每天新增的死亡病例可能高达5万例左右。预计最终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数将超过150万,考虑到医疗挤兑后的超额死亡人数将突破200万。
假如大陆在春节后逐步放松防疫,对新增阳性病例进行严格社交管控,并在疫情快速扩散阶段适当采取封控措施,最终实现“渐进式”放开。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大陆将用半年多的时间实现群体免疫,每日新增的死亡病例不超过1万人。最终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数在80万以上,超额死亡上百万人。
各经济体ICU资源对比:
所以放开的关键还是“压平感染曲线”,相比台湾省,大陆的人均医疗资源不算丰富。台湾每十万人拥有的ICU床位是28.5张,大陆则是5.3张。另一个问题在于,大陆“分级诊疗”不够完善。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感染曲线下,大陆更容易出现医疗挤兑的问题。
奥密克戎BA.5各症状占比:
占比%
特征
无症状
51.3
无相关临床症状
轻症
40.5
发热等症状,但无肺炎
普通症
7.9
肺炎表现,需住院治疗
重症
0.3
需接受ICU治疗
从症状来看,奥密克戎有90%以上的感染者是无症状或轻症,这些可以居家自愈。但有8%左右的普通症具有肺炎表现,需要住院治疗,否则容易拖成重症。有0.3%的重症患者面临呼吸衰竭的困难,需要接受ICU治疗,否则有死亡风险。

在冬季放开的情况下,如果未能压平感染曲线,感染高峰期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可达到100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每日新增重症人数或超过3万人。按照每个重症患者平均入住ICU病房6天来算,高峰阶段需要6×3=18万间ICU病房。这是需求端。
从供给端来看,中国总共有7万间ICU病房,正常情况下大约75%的占用率,也就是大部分要用于治疗其它病症患者。防疫放开后再怎么腾挪,最多也只能挤出一半的ICU病房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意味着同一时间内全国只能提供7×50%=3.5万间ICU病房用于应付新冠。
需求端是18万,供给端是3.5万,这意味着在感染高峰期,可能只有20%的新冠重症病人能得到有效救治,届时致死率会明显超过0.1%的标准值,最糟糕的情况下,致死率甚至会达到0.2%。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多建ICU病房呢?答案很简单,缺人!
一间ICU病房需要上百万元的投资:
ICU被称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需要配备监护仪、呼吸机、麻醉机、心电图机、除颤仪、起搏器、输液泵等设备,单间建设成本100万元左右。不仅如此,ICU的维护费用相当惊人,考虑人工、设备维护、药品费用后,一年大概需要400万元才能维持运转。假如我国想建10万间ICU病房,初始投资大约要10万×100万=1000亿元,每年维护费用大约4000亿元。初始投资还好,主要是维护费用太高,很难收回成本,毕竟疫情过后对ICU的需求量肯定会降下来。
当然勒紧裤腰带来建ICU,倒也不是不行。但更大的约束是专业医护人员。二战后期,日本之所以在海战和空战方面被美国压制,不是因为缺战斗机,而是因为缺飞行员。一架战斗机最快3个月就能生产出来,但培训一个精英飞行员至少需要3年。日本一年可以生产上万架战机,却无法培养那么多精英飞行员。日美最大的差距不是飞机数量的差距,而是飞行员数量的差距。
ICU也是如此,以中国的生产能力,只要开动马力,半年的时间就能建设10万间ICU病房。但同样的时间内,无论如何也拼凑不出几十万对口医护人员的。
ICU医护人员需要随时判断抢救时机,专业壁垒很高:
通常来说,一间ICU病房需要配备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不仅如此,ICU的医生需要3年的培养时间,ICU的护士也需要极高的专业能力。这跟建核酸点截然不同,核酸检测并不是什么技术活,捅个喉咙的事,小学生都能干。ICU医护面对的是重症患者,需要随时判断抢救时机,稍有差池就会耽误生命。在短时间之内,这种专业能力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
在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县区,由于待遇偏低,很多医疗人才纷纷流失到大城市,因此当地很多医院,空有ICU病房,却没有对应医护,床位白白空置。一旦出现医疗挤兑,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医疗体系来说,人才比设备更关键。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疫情,之所以能把致死率压低,是因为当时抽调了全国医护去当地救治。假如明年全国出现大范围感染,医护人员必然短缺。在感染高峰期,医护人员不可能无限制加班,体力很难跟上,这种情况下铺设再多的设备也没用。
ICU治疗过程往往伴随剧烈疼痛:
另一方面,入住ICU病房一天可能需要花费5000元以上,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很难承担这么高的费用,除非国家给予报销。不仅如此,在ICU病房接受治疗可能要做气管插管,浑身会被插满管子,将产生剧烈疼痛。即便能治愈出院,身体素质也会大大下降。所以对新冠还是不能大意,虽然致死率降低了,但如果是重症也挺麻烦的。
香港和台湾GDP增速走势对比:
从经济来看,采取“渐进式放开”的台湾省,今年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出现严重依赖挤兑的香港。虽然放开初期台湾居民因为害怕染疫减少消费,但台湾供应链端受冲击较小,即便防控政策一度收紧,预计全年台湾省出口能维持正增长。相比之下,香港今年经济表现非常糟糕,作为消费主导型经济体,由于今年上半年出现大量超额死亡,很多香港市民一度不敢外出消费。再加上大陆赴港游客大幅减少,今年香港经济很低迷,GDP负增长。
所以放开初期如果出现大量感染和医疗挤兑的话,经济可能会面临阵痛。很多中高收入群体因为害怕染病而减少外出消费,一些制造业工人确诊阳性后就得隔离,也会耽误生产。经济增速可能会到明年二季度才会触底反弹。
综合来看,这里建议防疫不急转弯。放开初期的感染爬升阶段犹如开车下坡,应适度踩刹车,渐进式调整防控措施,压平感染曲线,降低医疗挤兑程度。应高度重视春运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可能带来的感染扩散问题,避免像香港那样在两个月内就感染大部分人口,将感染周期拉长到半年以上。由于打完疫苗6-9个月后中和抗体水平会大幅下降,应考虑放开第四针接种。总之,最终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超额死亡人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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