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记者：肖艺蕾
责任编辑：王婉琳
定档、推迟、重启、再推迟……这届三联人文城市季的举办实属不易。知识雷锋受邀赴成都参加这次线下活动，行程也跟着一变再变。在疫情的背景下，实体空间的行动太易受限，“线上”早已成为每个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身体不自由的情况下，在元宇宙搭建未来、用AI绘画、和ChatGPT对话……数字技术已经全方位地侵入了我们的生活。“数字城市”并非太遥远的未来，而包裹着我们身体的、吸引着我们眼球的、阳光和微风抚慰着的这真实城市的人文价值又将何去何从？
在本届三联人文城市季中，三联人文城市联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城市实验室、城市象限及帝都绘，发起了“人文城市光谱计划”，想要以大数据为媒介，测度城市人文特性的评价体系。这其中最有趣的一点，便是将“数字”和“人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话语并置讨论，试图在不同阵营的学者、设计师之间展开交流，探讨数字技术与人文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光谱计划研究团队沿用过去三联人文城市奖“人文、创新、公共、美学”四大价值维度，关注各城市人本尺度城市空间（居住、就业、交通、休闲）的新事物/新故事/新发现，利用大数据拆解并建构更具人文属性的理想城市模型，并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以及4个直辖市进行评价，衡量其人性化程度。指标由智慧城市、城市设计、建筑空间、社会经济学、人文艺术五个领域的38位专家进行权重打分，经修正调整后形成最终的评价体系，并由此诞生光谱计划 四大主榜单——人文之光、创新之光、公共之光和美学之光，其榜首城市分别由成都、上海、深圳和北京获得。评选结果激起广泛的公众讨论，并将“人文城市建设”再次推入大众的视野。
人文城市光谱计划“四大主榜单”及其内涵（点击查看详情）
图片来源：三联人文周刊
成都人文城市光谱盛典发布现场
图片来源：三联人文周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象限团队借助多个互联网平台的搜索数据，观察疫情期间人们关注的话题、情感状态以及消费情况。通过研究，茅明睿团队发现了疫情持续对城市的不良后果——城市可能会丧失更多活力，人们也不再关心公共生活和社区空间，似乎依托数字化工具、依托外卖也能活下去。对于规划师而言，“城市不再吸引人”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这也加速了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的诞生。
“大数据”看似冰冷，“人文特性”看似更加富有温度，二者的特征似乎完全相悖，正如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技术和人文科学、科学和艺术、右脑和左脑之间，都有着公认的明显差异（不管这种差异有多少是人为的）。” 科学因其惯常的数学计算、逻辑推理与实证，常被做事实判断；人文因其多变的主观性，常被做价值判断。从哲学角度看，前者属于本体论（Ontology）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Axiology）范畴。表面上来看，科学与人文的差异是巨大的。因此，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用大数据测度人文特性的工作，极具复杂性与创造性，为未来城市建设带来了更多可探讨的话题。数据无处不在的时代，人文依然是我们当前生活在碳硅合基世界中所无法放弃的追求。随着近期一些政策松绑和城市放开，当下或许是我们探讨“人文”最合适的时机。
本文借由人文城市光谱计划所涉及的大数据与人文二者的碰撞及复合，进一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 大数据真的能读懂时代的人文吗？
  • 互联网使公共交往更容易了吗？
  •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针对以上3个问题，本文不作全面回答，而将从这几个角度进行探讨，为开放性思考和读者讨论留白。
大数据真的能读懂时代的人文吗？
尼葛洛庞帝在二十多年前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对现代化数字技术发展做了准确的预言。他对未来技术发展所持的态度相对乐观，尤其是对数字的获取与赋权。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持续加速，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断提升；智能化移动终端的更新迭代，进一步强化了社交媒体信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然而，在信息裂变的时代中，人们很难真正抓住对信息的控制权，这表现在从过去对信息的主动收集到如今被信息裹挟和塑造以及不断进行信息筛选。作为信息技术发展所催生的产物，大数据的确为我们了解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但同时我们又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数字利维坦*所掌控。这或许是大数据技术日渐成熟下所不可避免的社会危机，而公众很难躲避数字利维坦的现实之恶。
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 数字平台因其先天的信息与数据库优势而形成的难以挑战的信息权力地位。“Leviathan”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livya"，在《圣经》（旧约）中是代表了邪恶的巨大海兽，后被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Thomas Hobbes赋予新的含义，用于指代君主专制的国家机器
在海上作恶的利维坦. Gustave Doré.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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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异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的主体性。一方面，计算机算法通过大数据收集，根据互联网用户的浏览偏好与习惯绘制用户画像，在大众中划出分众，为无数做出区分的群体，源源不断地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并延长用户进行信息浏览的时间。越来越“聪明”的个性化推荐，为我们筛选了信息并形成结果。因此，大家时常调侃：“大数据比我们更懂自己。”另一方面，大数据推送在我们与更大的信息领域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屏障，使得我们被局限在特定的信息领域中。这也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所提出的“信息茧房”概念。“猜你喜欢”自然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然而在我们被动浏览并接受这些原本并不感兴趣的内容之后，可能会被系统默认为这些恰好是我们所需要的。自动推送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用户对于信息的获取，甚至部分替代了其自主性。数字时代，全球每天产生的数据为近540万亿MB（若储存至1TB硬盘中，可连起来绕地球6圈）。如此数字洪流的冲击下，我们绝无可能不受其影响。
《黑客帝国》数字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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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机制非但没有消除阶层与圈层间的信息鸿沟，反而进一步筑起一道隔离，进而形成信息传播的回音壁效应。尽管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但是自主检索与自动化推荐的双重作用，使得人们容易被禁锢在“我们想要看的”以及“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信息茧房中，被层层裹挟。因而我们失去了很多了解“我们应该关注，但暂时还没关注到”的信息的机会，也失去了理解更多元更宏观世界的机会。在这个基础上，“人以群分”的现象在互联网上被进一步强化。这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划分存在某种相似性，似乎是一种社会的倒退。远古部落因血缘相近而形成集体，现代人在互联网上寻找社群，相同的是两者都在通过身份认同的过程来确定自己的部落和归属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本我们试图打造的更广阔包容的互联网，其实在将“你”、“我”区别开来，甚至加剧了彼此间的阻隔与偏见。
连接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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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世界正全方位地渗透进物质性城市并与之融为一体的宏观背景下，我们得承认数字的便利性，但同时也得警惕数字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算法不仅自动把那些我们原本应该有所关注的内容从我们眼前抹去，在强化了不同群体之间壁垒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群体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在大数据掌握和提供的信息与人的实际需求有所偏差时，我们也对其是否真的能读懂人文有所存疑。
互联网使公共交往更容易了吗？
数字技术拓宽了人类个体狭隘的生活空间边界，将我们带入互联网的丰饶信息世界中去。早在1967年，马歇尔·麦克卢汉就以“不可见的环境”（invisible environment）的概念描述过这种由巨量电子信息所构成的世界。互联网使我们生活的空间出现了实体与虚拟的分化。电子传媒导致了直接互动的结构发生转变，公共空间的本体也在媒介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即从单纯的物质空间转向物质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的状态。过去的传统公共空间关注物质空间中人与环境；而数字时代下，物质空间、数据与人共同构成。出行受限的时间里，人们将许多线下社会交往逐渐转移至线上，比如网课、远程办公和其他各类文化活动。因特定原因所造成的物质空间不可达，促进了虚拟空间的公共交往模式，强化了人们对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依赖。尽管如今的科学技术已经实现了高效连接的功能，但公共交往真的比前互联网时代更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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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项飙在三联人文城市季光谱论坛中，提出了如今城市“生态性过剩与功能性不足的相对存在”的现象以及其造成一系列悖论：①我们一方面能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广泛联系，另一方面仍然感到孤独，因此呈现出个体化。②尽管线上空间非常虚无，但很多人只有面对线上的虚拟存在和模糊听众时才能直抒胸臆，真诚地表现本性。原因在于线下生活令人紧张，有时让人难以开启对话。③当前社区建设虽然有了极大发展，但空间中的社会生活是缺失的。社区的安全与舒适并未使我们更紧密地与世界相连，恰恰相反，其封闭性把我们从世界中隔离出来。④社交媒体传达的信息很丰富，但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判断变得简单化，我们的观点常常断裂，以至于彼此沟通变得很困难。由于社交媒体信息通讯的发达，大家能随时了解到发生在千万里之外的事情。但尽管大家都共同关注着共同的地球，却依然存在着上述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则是我们失去了了解困难和差异的基本能力，并对身边的差异和边界视而不见。
历史学家王笛也提出了相似的疑问：网络究竟是连接了我们与世界，还是可能造成了隔绝？王笛发现，许多在网络时代长大的年轻人甚至更愿意长期待在虚拟世界中，用手机进行交流，而不愿意进行直接交流。过去，不管是茶馆、餐馆、酒馆还是街头巷尾，都可以让人面对面交流，这是双向沟通。随着报纸印刷、广播电视的出现，信息传播变得单向了。网络时代再次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形式。网络对于重塑日常生活的模式是双重的，一方面能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独处也变得更惬意，另一方面，也导致我们更少去实体空间进行公共互动。如此看来，公共交往似乎并没有因为互联网变得更容易。
《公共人的衰落》Richard Se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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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曾在《公众人的衰落》一书中，从人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多重视角，以“戏剧学模式” 来对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交往进行论述。与好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政治讨论的切入点有所不同，桑内特着重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引起的公共生活衰落，以及人格对公共领域的入侵。他以18世纪50年代的大城市公共生活为素材，并将视野置于咖啡店、剧院、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来讨论了权威之外的社会交往以及公众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文学、艺术、服饰、宗教等等。桑内特所研究的公共生活常被置于“日常生活”的范畴中，并探索人们如何在未知和无序中重建交往秩序。和古罗马丰富的公共生活（与古罗马的精神生产相伴随的是大量奴隶群体，这是另一个议题）对比，我们的现代社会缩小了“共同体”的范围，也低估了陌生人之间的共同体价值。当下的城市正经历从实体到虚拟空间的转折，这似乎与桑内特研究的“遭布尔乔亚影响的公共性”一样，面临着一定的未知和混乱，因此需要对新的公共性及公共交往模式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有关公共性，学者项飙和王笛所提出的现象已在当今社会非常普遍。那么是否存在可行的解决办法？对此，项飙提出“最初500米”的概念，从个体出发，而不是从权力或资本中心出发，去关注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注意身边的一草一木，通过最初的500米，把自己与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而重建“附近”和公共交往能力。王笛则提出要更多关注人们的日常。王笛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虚拟空间不能代替现实空间，同时我们也不该去盼望一个剧烈的波澜壮阔的时代，因为于我们每个普通人而言，日常才是最重要的，如同发生在茶馆中的没有巨变的生活。王笛也鼓励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设计者思考如何创造出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公共空间，来让公众走出虚拟，回到现实。
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顾客在打麻将
王笛.2003
漫长3年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得我们对于通过互联网与远方世界产生链接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和更珍视身边公共空间的存在，也更重视人与人的交往。公共交往需要建立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而生活的本质在于发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经历了种种出行的困难，也曾经因为要抗拒未知的风险，而错失了太多相遇相拥的机会，阻止了太多美好发生的可能。过去的季节无法重来，未来还值得我们憧憬吗？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设计一个梦想中的城市不难，但重建一种生活需要想象力。
——Jane Jacobs
面对潜在的反复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似乎还需要继续在逼仄的现实中迂回缓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的《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不确定的时代，不稳定的生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塑造我们的未来》（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22：Uncertain Times, Unsettled Lives: Shaping our Future in a Transforming World）指出：“人类发展指数三十年来首次连续下降，人类发展已经回落到2016年的水平。2019冠状病毒、粮食与能源短缺以及极端天气，都给全世界数十亿人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及社会影响。当我们的物质空间在经受病毒、气候考验的时候，我们的虚拟空间也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1月7日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提到，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人类在网络空间也日益面临发展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未来仍然充满了复杂的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将长期与人类相伴。”聚焦当下的生活，重新审视城市，我们还能如何憧憬未来？
《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主题
我们谈论宏大叙事的背后，其实都是每个普通人最平凡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总是夹杂着希望和无奈、欣喜和愤怒，是颗粒度微小却饱满的人的感受。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虚拟世界，短期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还在持续，或许个体生活的简单当下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正如查理芒格所说：“宏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而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 因此，或许我们首先可以从“最初500米”开始，关注触手可及的一切，聚焦身边你我的日常生活，以重构“附近”，重建生活的想象。此外，保持人文情怀。人文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展望未来的视角。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附近”、还是我们每一个平凡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是人文城市的组成部分。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文城市建设”的国家战略，然而距离那时的目标，似乎仍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现在常提的“人民城市”也是将“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发展目标，把人作为主体。而“人”，不仅是数字技术所掌握的人，应当如周榕老师所说的那样——不是理性化的标准人，而是有血有肉、千差万别的人。
在一些限制逐渐放宽的当下，或许是探讨“人文”最合适的时机。我们越来越关注人们的精神需求、情感共性、迷茫焦虑、个体性和公共性，也关注所处城市独特的文化与地方性……尽管用大数据来测度这些抽象的概念，尚存一定的局限性——数据的缺口，以及“技术霸权赋能话语权”的意味。但在城市发展缓行的当下，用理性碰撞感性，聚焦人本尺度城市空间建设，似乎为我们开拓了一条构建人文城市美好未来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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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光谱计划搭建人
对话三联人文城市光谱榜主体搭建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龙瀛
雷锋：您认为数据是中立的吗？如何看待“技术变成了一种新权力”的观点？
龙瀛：
从我专业视角来看数据是客观、真实存在的，是对世界的客观描述与表达，只是如何利用数据作转译，不一定作到中立，地图也会说谎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历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一直是一种当时的“新”权力，谁掌握技术，谁先掌握技术，谁更拥抱技术，都影响深远。

雷锋：麦夸尔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对日常城市时空进行殖民，数字技术发展也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境的法门。” 数字对城市殖民就是困境之一，这个观点看似有些自相矛盾。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
龙瀛：
我们所熟悉的数字技术，已经风靡全球甚至超越了地球走向太空，也经常被成为颠覆性（disruptive）技术，在一些国家/组织也被列为绿色科技的构成，其遍在性已经显示了优势不言而喻，否则也不至于无处不在和颠覆sth，如此存在也是经过了社会/科技法则筛选后的结果。数字技术发展与影响势不可挡，如何趋利避害，并针对其中的“害”，作到未雨绸缪，则是科学家、工程师、决策者、甚至老百姓需要考虑的事情，但并不能因为所谓困境因噎废食。

雷锋：过去工业革命推动城市发展，追寻效率；当下我们追寻可持续及人文。但随着城市从碳硅合基空间向硅基空间的迁徙，未来物质空间和人类本体可能不复存在，您认为未来世界发展的内核或驱动力是什么？请谈谈您的畅想。
龙瀛：科幻作家畅想未来，工程师创造可以看到的未来，科学家认识当下的客观世界，所以我更多的还是关注当下，即便连自己可以看到的未来都比较模糊，否则具有这种超能力的我，也不至于如今还在做一个底层城市科学家吧。近未来我还看不到硅基空间占据人类生活/生存的全部，至少作为碳水化合物的人更需要的是碳基空间作为依托。当然，相比纯粹的碳基，碳硅合基空间应该更有助于人类能力的发挥吧～
对话三联人文城市光谱榜合作搭建人
城市象限创建人 茅明睿
雷锋：网络虚拟空间与物理现实空间呈现出黏性关系，热度高的地方会吸引更多人到场，而到场性增加又进一步强化该场地形象，影响其未来的发展。所以有人认为，公众能通过网络来间接地参与城市建设。换个角度，这些网络信息其实是信息茧房框定的结果，而非公众的自主选择。您对这两个观点有什么看法？
茅明睿：茧房问题这两年日益严重，而且相比起2010年前后社交媒体环境，当下公共话语平台正在消失，但是否可以断言公众不具备通过网络参与城市建设则过于悲观，一方面专业化的运营仍然可以在特定议题和特点空间范围产生公共性和公众参与条件，另一方面技术演进的大趋势仍然是去中心化和细分社群的，即便在某个历史时期表现出极化特征，但打断不了长远趋势。
雷锋：城市象限利用大数据做了非常多有趣且有益的研究。但我们知道网络活动参与者的年龄段是非均质的，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时，如何更好地关注到那些网络时代“失语者”的诉求？
茅明睿：老龄，残疾，儿童的参与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开放数据、社交媒体数据和社交平台的问卷形式，居民（老龄、儿童）生活日志，志愿者行为感知（比如通过智能传感器感知残疾人出行），有组织的（线上、线下）工作坊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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