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您在书里提到说所谓当代的不平等,您怎么看待现在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打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的叙事?
刘瑜:对,我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好像是过去一两年开始的,包括我自己在学校里上课跟学生对话的时候,也发现学生的语言系统有了一个微妙的转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引用一种像是阶级斗争的话语。
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确实是现在年轻人太难了,卷得太厉害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北大的物理学博士找到一个城管的工作,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大材小用。当然也许城管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干的,可能干好也不容易,作为起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确实是和很多人对于北大博士的预期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在很多方面,我们这些所谓的70后、60后真的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我们走向社会的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也不久,所以很多领域一片空白,没有很充分的竞争,所以大家都是随便做做,好像就成了什么鼻祖、老总、行业的先驱,等等。

但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在庞大的机器里面卡到一个非常小的螺丝钉的位置上去,连这个工作都不一定能保住,朝不保夕。所以他们那种艰难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这种艰难产生的怨恨,我觉得也是能理解的。

年轻人必然是有一点反叛精神的,因为反叛才能够感觉到存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在目前来说,几乎是唯一可以被允许或者说被鼓励的抗议和反叛,所以矛头都指向了资本家、有钱人这些。

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能理解情绪的源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退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里包含了一种挺可怕的“零和博弈”思维,就是一个社会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一定是我得到你得不到。
前几天,吴晓波老师的一篇文章(《我们这是怎么了》)在网上传得挺广的,里面就讲到最近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企业家心灰意冷。然后我看下面的跟帖里,一些年轻人说,正好他们不干了,我们来干!这些人占的地盘占得太久了,意思是让给我们还更好。

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似乎这个饼会一直在那里,而且一直以同样的总量在那里。他就没有想到,一旦企业家被污名化,一旦企业家的产权得不到保障,一旦企业家精神萎缩,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并不存在说,企业家已经被污名化了、萎缩了,你还可以在这里占领同样的地盘,并不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今年好像几百万个还是几千万个大学生毕业,但坏消息是,老板都没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当然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抱有阶级斗争话语的年轻人要意识到这种零和思维的问题。
我小时候也接受过这种话语的教育,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教育、这种你死我活、你退我进的零和博弈思维其实是挺可怕的。我记得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个批评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你看,他们宁可把牛奶都倒到大海里,也不分给穷苦老百姓吃。
这个说法的假定是,如果我们消灭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市场经济,牛奶还会在那里。但问题是,你一旦消灭了资本家阶层,消灭了利润,消灭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被倒进大海的牛奶本身可能就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社会拥有的资源的总量作为一个给定条件,这个条件其实是一系列其他前提的一个结果,而且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结果。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时事评论者”。
无论是“几乎每页都是金句”的《观念的水位》,还是对民主化有深刻理解的《民主的细节》,她的作品无一不替苍白的名词和概念,补回该有的细节和血肉。
作家林达夫妇:“总是读完一篇就等着刘瑜下一篇文章出来”。
不过,她曾一度消失于公众视野,却并非如很多人传言的“放弃了战斗”,而是将时间“攒了出来,为社会提供更系统的知识、“一个更正确的战场”。
为此,我们诚荐刘瑜阔别近10年的新作《可能性的艺术》:怀着比较的视角,透过林林总总的“政治事件”,真正理解环境、理解自己:
◎一本建构社会洞察力的比较之书:
常有人问,这个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日常行为的政治制度,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吗?而本书正是通过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将每个国家编织在同一网络下,以此理解他国,进而定位现实,理解我们自身。
◎语言灵动、逻辑缜密 、视野广阔:
本书既保留了刘瑜理性灵动的语言风格、辅以清晰而缜密的逻辑叙述,更通过对现实的敏锐分析,将抽象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当我们将面对的政治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能从此时此地抽离,获得一种俯瞰的视角,进而再聚焦定位现实,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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