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简化的思想史：
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文：彼得·沃森  编：荞麦
编者按：假设你现在有了上帝视角，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思想成果都摆在你眼前，让你去挑选几项最重要的，你会选择哪些？依据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正是英国著名学者彼得·沃森写作《思想史》的起点。
十万年的物种史，加上五千年的文明史，思想观念的成果，可谓浩如烟海。但沃森精准地找到了三条线，清清楚楚，条分缕析就把人类思想史拎了起来。哪三条线？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认识自己”的渴望，为人类思想的不竭动力
对自己的内心转向，至少发生过七次，包括轴心时代，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例子。
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几个不同的紧要关头来看内心转向的不朽力量，同时察看灵魂不断演化的本质。
灵魂会以一个反复出现的方式显示其力量，尽管每次出现的形式均有所不同。这是一种为追求真理而持续不断和经常性地深入审视自己的不懈努力，德罗尔·沃尔曼称之为我们的“内心情结”。
就我们所知，第一次“内心转向”发生于所谓的轴心时代，大体而言就在公元前7到前4世纪。当时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巴勒斯坦、印度、中国、希腊，极有可能还包括波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在每个例子中，官方宗教都变得浮华空洞，具有高度的仪式感。特别是都出现了祭司一职，他们享有优越的特权地位：
教士完全成为世袭的特权阶级，既支配着人们接近神的机会，又在物质和宗教的双重意义上从其显赫的地位中获利。
然而，在上述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先知或智者，如印度的佛以及中国的孔子，他们谴责祭司，提倡人们转向内心，主张真正的圣洁须经过某种形式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沉思。柏拉图有个著名的看法，认为心灵高于物质。
以上哲人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耶稣和圣奥古斯丁也宣扬了大同小异的思想。比如耶稣强调上帝的仁慈，并主张信徒要追随内心信仰而非表面上遵守仪式。
圣奥古斯丁十分注重自由意志，并认为人类自身拥有评价事情或人的道德秩序的能力，人能够自行判断和决定事物孰轻孰重。按照圣奥古斯丁的看法，深入审视我们自己和选择上帝就等同于认识上帝。
人们越发意识到上帝想要的是内心的忏悔，而非外在的赎罪。
14世纪黑死病的影响力与之相似。死亡人数之多令人们变得悲观，并驱使他们转向内心，寻求一种更为私人的信仰：
瘟疫过后，越来越多的私人礼拜堂和慈善团体成立起来，神秘主义开始盛行。文艺复兴时期自传的增加是另一次内心转向，被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作“灵魂深处的充实写照”。
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深信自己受上帝派遣“去帮助意大利人民改造内心世界”，为革新教堂进行了一系列长篇声讨，并以恐怖的预言警告众人，除非立即并彻底改造内心世界，否则邪恶将会降临。
16世纪的新教改革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内心转向”。对于教皇声称信徒可以为他们“在炼狱中备受折磨”的亲人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最终爆发了。
他主张人们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介入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天主教会的穷奢极欲及其充当人与造物主之间代祷者的理论性神学姿态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纯属胡闹。他力劝人们回归到“真正的内心忏悔”，还说恰当的赦罪首先需要内心的痛悔：个人内在的良知至关重要。
17世纪，笛卡尔曾引人注目地转向内心，他认为人能够确定的唯一事物就是其内心世界，尤其是内心的怀疑。
而浪漫主义为反抗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世界经由科学能被人类认识的态度或思想，同样产生了一次内心转向。浪漫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认为人类体验中那个无可辩驳的真相正来自人类内心体验本身。在维柯之后，卢梭和康德均指出我们应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认清我们应当做什么。
浪漫主义者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生命中所珍视的每一样事物，特别是道德，都来自内心。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反映了这种观点。
浪漫主义、意志、教化、韦伯意义上的天职、民族精神、康德所称的更高自我，以至少不逊于此的势头贯穿了19世纪的思想。
由于这种思想是关注非理性的德国思想，它被一些人视为构成20世纪纳粹主义恐怖思想的“深层背景”。
总之，人们反复尝试审视自己内心深处，并不断寻找上帝、圆满、感情净化、自身的“真正”动机和“真实”自我。这种对个体灵魂的渴望无疑成为人类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灿烂的图景。
▌“认识他人”，探索人的伦理及其社会秩序
“认识他人”最伟大的突破，可能要属1050年到1200年前后，欧洲发生的“个人”革命。此前，大部分思想家在思考问题时，都习惯于给人类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然后个体来服从这个目标。但从11世纪中叶开始“个人”被拉回舞台的中央，直接导致现代权利观念的诞生。
欧洲很幸运地没有像亚洲遭受瘟疫蹂躏那样遭到破坏；欧洲是第一片“满布”人口的大陆，因为资源有限，便把高效率思想作为其价值观；
个性从这种思想中以及基督教的发展中应运而生，并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有助于大学的萌芽，在大学里独立思想得以蓬勃发展，世俗思想和实验思想亦得以酝酿。
思想史上一个最重大的时刻当数11世纪中期。在1065年或1067年，尼扎米亚学院在巴格达成立。这是一所神学院，它的成立给阿拉伯和伊斯兰学术界活跃了约两百至三百年的伟大的知识开放画上了句号。
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伊纳留开始在博洛尼亚教授法律，同时，伟大的欧洲学术运动亦开始启动。随着一种文化走向衰弱，另一种文化开始站稳脚跟。欧洲的形成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
有人把历史看成是一部道德演进的宏大叙事，伊曼努尔·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赛亚·伯林还花了大量笔墨界定和完善不同的“自由”概念，解释在不同的政治和思想体制下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
个人主义的研究近来急剧增加，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代表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丹尼尔·丹尼特在《自由的演进》中，描述了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自由如何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的不同方式。
自由本身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特别能激发思想生成的心理和政治条件。
▲法国先贤祠
▌“认识世界”，实验与科学无可避免
为什么近代的科学革命也是在欧洲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实验思维的出现。在此之前，人们遇到不懂的事，首先想到的是牧师、长老、权威人士，但有了实验思维之后，人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知识逐渐积累，最终成就了18世纪末科学革命的大爆发。
科学革命“使自基督教出现以来的一切都暗淡无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插曲和内部更替而已”。
从1543年哥白尼有关太阳系的著作产生，到1687年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科学革命在短短一百余年的时间里颠覆了我们对自然的永恒理解。
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和动力学以及之后的热力学、电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现代科学诞生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被淘汰，科学观点取而代之。
牛顿之后，科学统治宇宙，成为权威的定义者。宇宙不再具备人性或精神的性质，更不具有基督教性质。
而培根和笛卡尔则站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肩膀上，确立了新的人类观，人类的成就不是来自宗教性质的启示，而是来自与自然世界不断的接触。
朴素、渐进、精确的理性取代了中世纪模糊、随性、超自然的猜想。正如巴特菲尔德所坚持的，这是伦理一神教出现以来最重大的思想转变。科学革命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人类自此向现代文明极速转向。
国人行为逻辑的混乱，无不来源于思想的混乱。而思想之所以难进入，关键在于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史作引导，对于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成就，许多人望而生畏。不是对思想的无知，只是对思想的关照力度没有感同身受，甚至混沌、彷徨、不知所措，坠入种种思想的盲区。

苏格拉底、孔子、佛陀再伟大，也是过往，他们的思想尽管撑起了整个人类文明，也不足以切实引导当今的人们。归根究底，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必须熟知的三大思想：灵魂、欧洲与实验，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而彼得沃森却将这三者完美地勾连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思想之链，堪称惊骇。当下中国亟需的，就是此类精炼准确、系统公正的思想史。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这套“不被简化的思想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伊德》及其续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阅读收藏本书至少有以下几点理由：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思想史，写作视野堪称后来者的楷模
以往思想家写作虽被称作百科全书式，比如狄德罗、康德……然而或者受限于现代知识体系尚未形成，他们的思想很难回应当下各种社会症状，比如人们对进化论的误解、基因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其作品只能算作人类全部思想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思想影响巨大，也有相应的写作意识，但却很难写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写作在学术日趋成熟的时代，他的多学科的视角——汲取各学科的最新学术成就，通过增添古生物学、科学史等最新的视角，不仅保证写作的完整、还借助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增进思想的真实。其细致编织的思想之“结”与“环”，手笔令人惊叹。
·被学者赞誉为“吉本、司马迁”一样的写作
堪称恢弘的历史书写，在东方首推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则非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莫属，他们的历史写作之所以能流传后世，不仅是对历史真相与教训的呈现、反思，更在于他们能链接到那些历史中那些永恒与不变的东西——天道、人性。
在某种意义上，沃森的历史书写也正是接续于这一传统。不仅记录了历史上的各种人类创造，还将不同文明相互勾连，通过“历史”为纲，思想为“要”，连结人类的智慧与永恒。因此有学者赞誉为“吉本、司马迁”一样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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