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我曾给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写过一封信，谈在清华大学办经济研究机构或者经济系的设想。在海南参加会议时，我碰到了林毅夫先生、易纲先生，我们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在北大办个新的经济研究机构。北大吴树青校长非常支持，后来就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我当院长也是阴差阳错。我自身想搞学问，我喜欢教书，好为人师，从没想过要做行政工作。但1999年1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换届，校领导在没找我谈话的情况下，任命我为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第一副院长等于主持日常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认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人才。当时引进了一个牛津博士毕业的德国人，但他总是自觉高人一等，三个月之后就被我开除了。当时院里分配给他一间办公室，他嫌小，说：“我是德国人，经常接待我们国家来的人，这么小的办公室会给学院丢人。”我说：“我们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规格的办公室，何况你还只是副教授。”他说：“那你的办公室怎么这么大？”我说因为我是主持学院工作的副院长。过了一段时间，他将半年的课压缩到两个月讲完，之后没有通知我便回德国去了。我就很恼火，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不起，我们要终止与你的合同了，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后来他写信给学校领导告我，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解释。我们政府老说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确实很难吸引到人才。我们一个教授一年的工资几万块钱已经算不错了。但光华管理学院引进的讲师年薪可以达到24万元，副教授可以达到32万元，教授40多万元，当时24万元人民币等于3万美元。这个改革力度相当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单位里面，工作几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资只是刚来的人的几分之一，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为什么当时能够推动这样的政策？改革是大势，改革的事能够放在桌面上谈：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应该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同意。办成一流商学院没有一流的老师行不行？不行。怎么弄来一流老师？引进人才。靠现在的工资能不能引进？不能引进。所以一定要涨工资！逻辑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很多商学院的做法应该都是步我们的后尘。曾有一个大学老师说，都是张维迎惹的祸，本来不搞这些改革，大家平静日子过得很好，他在北大这么一折腾，其他商学院不动也不行了，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搞得鸡犬不宁。改革进行到势头正好的时候，反改革的势力往往是隐藏在暗处的，它们通常不会选择正面冲突，而是会积蓄力量，静待时机，寻找改革的薄弱点，然后发起进攻。我在光华做了一段时间，学校想让我到学校做，任命了我一个协助管人事的工作。任命下达了三天，开会时我就提出一份人事改革建议书。大家都觉得，太着急了，刚给你一点位置，就一点机会都不浪费。但是，我写的改革建议很有说服力，所以在会议上几乎把所有人都说服了。我也很高兴，好多人还是希望变革的，希望把学校建设好。没想到麻烦在后面。当时，学校任命了一个改革方案起草工作小组，我负责起草这件事，那是2003年春天，刚好赶上SARS（非典型性肺炎）爆发，学校没法开会，就把材料发下去，结果有人把这份材料直接发在了网上，网上就有很多人骂我。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别人不一定也这样认为，反对的声音用各种的方式来批判我，包括人身攻击。我们有一个院系的副教授已经很多年没写学术论文了，但为了批判我这个改革方案，专门写了9篇。好多人说，我是在用企业的逻辑改造大学，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理论的。为了应战，我后来出了一本《大学的逻辑》。许多大学的领导说他们读过这本书，很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甚至会觉得学校是中国改革最落后的领域。大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是，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谁都不认为自己技不如人，谁都不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正确或者不如别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厉害。当时讨论这个改革方案，让我主持全校的中层干部会议，每个院系派一个人来谈意见。按规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必须控制在20分钟内，其中有一个院系的书记反对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打断他，他一直拖到40多分钟还没谈完。我就给他递了一个纸条：“时间到了，不能再谈了。”后来，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张维迎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谈不同意见就打断别人！”但是事实上，他占了两个人的时间，却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学校党委换届选举，我的票数是倒数第一，但我不在乎。那天中午，校长给我打电话说：“维迎，我听大家反映，你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面批评北大。我专门看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你是出于积极的建设。但是我要事先告诉你，下午投票可能过不了。”我说，“那没关系”。当然我也没想到结果那么惨，居然倒数第一。很多人觉得北大改革失败了。但我必须说，至少在改革的精神上没有失败，这种尝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改革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执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 2010年底，我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这对我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倦，老在犹豫这个事干还是不干。有人说，为了学院的利益你必须得干，你招来这么多人，你就得担起一种责任。另一方面，我确实很疲劳，有点不太想干。这时候，别人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的困惑，我不需要再干了。后来，我自己想了想，觉得我适合提出思想来，不适合去具体操作。
此前国外好多人都已经知道我当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们公认，不要说中国，全世界要找这样的院长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在国外的商学院院长中还是很受尊重的，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说起我，国内的好多院长对我也很尊重，因为我确实起了一个头，才引发了这些改革。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由于这样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我又回到了我擅长做的事情上来。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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