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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作“高职211”的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简称“番职院”）里，珠宝学院是一张“王牌”里的“王牌”。这里的学生多是同档考生中的佼佼者，冲着学院接近百分之百的就业率而来，希望以“小众而专业”在就业市场站稳脚跟。珠宝学院十几年的火爆背后，是一个不断生长的产业，一群跟着产业走的教育者，一条常有波折的职业教育道路。
记者 | 肖楚舟
摄影 | 蔡小川
“王牌”里的“王牌”
驱车自广州市区一路向南，从紫坭河前的立交转下东新高速，迎面就是郁郁葱葱的青萝峰。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简称“番职院”）的校园就在山脚下两个小湖边，校门简单低调，稍不注意就可能错过。
地理区隔让这所闻名珠三角的高职看起来有些清冷。门前除了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没有一家店铺。马路对面就是河，以河网为界，西南方向是佛山顺德区，东南方向是广州南沙区。沿着紫坭河向东到莲花山货运码头，一小时可达香港。
即将退休的番职院校长何友义回想起1997年从南昌来到这里的场景，“校园很美，位置偏僻，是个适合静下心来办教育的地方”。番禺的中心在市桥镇，从市桥到番职院还要开车20多分钟。当时教师多半住在市桥南郊的宿舍区，离学校最近的公交站在山背面，他们常常下了公交坐着食堂买菜的三轮车回学校。“下面是菜，上面坐人。”何友义回想起来还觉得很怀念。
校长何友义初到番职院时，学校刚刚正式建成
守着2000亩校园，1.4万余名学生，番职院的规模在同类院校里不算大，却顶着很多响亮的名头。2009年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之后，番职院的录取分数线一举打破纪录，近10年一直保持在本科线以上，人称“高职211”。跟许多合并改建而来的高职不同，番职院是白手起家，如何在短短20多年里跻身前列？何友义说起几张帮学校打出名声的“王牌”，第一个就是珠宝学院。
在人称“高职211”的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珠宝学院是一张有代表性的“王牌”
从主楼出发，上坡下坡，在几个分岔路口踟蹰几次，普通人要花两天才能摸清楚珠宝学院的所在。建于2005年，这是全国专科院校里的第一所珠宝学院。一座白色外墙的五层教学楼紧紧贴着山脚，藏在学校最深处。第一次走进去，只觉得安静、干净、朴素，跟想象中的“珠光宝气”毫无关系。我跟着番职院珠宝学院院长王昶沿走廊一间间教室扒门看，才发现趴在工作台上屏气凝神的学生和穿梭其间手把手辅导的老师，偶尔能听见锯挫磨钻的细微响动。
和后来成立的新学院相比，珠宝学院的规模称得上袖珍，在学校里排末尾。专业方向从最初的一个，发展成“首饰设计与工艺”“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三个方向，分别对应珠宝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现在学院共有不到900名在校生，近30名专任教师。“我们的学生分数线几乎都超过本科线二三十分，而且基本得第一志愿报考才能被录上。”有优质生源和精干的师资团队，王昶觉得“小而精”也不错。
2002年来到番职院之前，王昶毕业于重点高校，在一本院校教过书。到高职教书，他打趣自己是“三级跳”，“但我觉得这里有产业支撑，如果在番禺都办不好珠宝专业，那在哪里都办不好”。
番禺的珠宝厂发展出了现代化的流水线，但珠宝行业注定是一个无法完全自动化的产业
番禺的珠宝产业承接自香港。上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人工价格、地价和物价飞涨，早年前往港澳创业的珠三角商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北方内陆。2004年王昶筹办珠宝学院的时候，番禺珠宝行业的投资已经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产值70多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珠宝产业出口的25%。
“跟其他学院不同，珠宝学院不是学校要办的，而是由企业推动政府要求学校成立的。”王昶刚到番职院时，珠宝专业只是工商系下属的一个班级，一共三四名老师，一届40来名学生。学校看到了珠宝产业的用人缺口，却还没摸到路子，初来乍到的王昶也觉得无从下手，“我是宝石专业出身，但是首饰怎么生产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想着得去人家工厂里看看生产线”。下了课，他就骑着一辆丁零当啷的自行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去市桥镇上大罗塘的工厂挨家挨户敲门。
大罗塘是番禺最早的珠宝加工厂聚集地之一，今天已经冠上了“大罗珠宝城”的称号，仍保持着略显过时的小镇风貌。入口处架着一个豪气的门楼，正中间竖着一只硕大的霓虹钻石，街道两旁高高低低，五六层楼高的民房厂房鳞次栉比。楼面上挂着花花绿绿的珠宝加工、培训广告，底商多是首饰店与辅料店，晃眼的珠宝首饰密密麻麻摞在老式玻璃柜台里。
大罗塘，如今的“大罗珠宝城”，是番禺最早的珠宝加工厂聚集地
1986年，香港公司富隆珠宝在番禺建起了第一座合资加工厂，“前店后厂”成为番禺珠宝加工业的主要形态。“前店”指的是珠宝企业将总部、设计部门、销售端放在国际交流便利的香港，“后厂”指的是在内地加工装配。当时的大罗塘有近百家小首饰厂，大多没有自己独立的厂区，满满当当地挤在银平路上的几栋大厦和附近的村庄里。
“听得最多的就是狗叫声。”王昶回忆当年吃过的闭门羹，“珠宝加工是一个相对封闭传统的行业，没有熟人，人家根本门都不让你进。”第一个给王昶打开大门的是番禺籍珠宝商人黄云光，“他们有一座独立的厂房，那座楼比较高大，我去了好几次，都没见到负责人。见上了以后慢慢熟悉起来，他也就认同了我们的观念，至少认同了我这个人”。
在王昶为筹建珠宝学院写的可行性报告里，番禺珠宝加工业从业人员5万人，每年约有8%的人员流失，用工缺口巨大。黄云光能为王昶打开大门，也是出于现实需要。当时产业工人普遍没有学历，黄云光建议学校培养一批会用电脑CAD制图的员工，“这是香港刚引进的新技术，你们应该搞这个”。王昶犯了难，学校里的1000多台老电脑跑不动CAD，算来算去，还是得开口请黄云光资助，“我们老师可以累一点，40个学生买20台，轮流上课。但是学校没有钱，如果你信任我，那就买一些电脑我来管”。黄云光在沙发上靠着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最后老师和软件也是黄云光从香港弄来的。
珠宝学院的教学楼里多是实训室，到了大二，学生要选一门自己喜欢的手艺打磨技能
王昶用笨办法积攒起来的信任，通过黄云光在珠宝厂商圈子里传开了。碰上产业技术升级的关口，珠宝厂商急需具有专业珠宝知识的设计、销售和管理人才，便推动当地政府和学校，把珠宝专业扩建成了学院。学院创建的次年，88名毕业生就被企业“预订一空”。
何友义觉得番职院成功的关键，正是因为能抓住珠三角的产业特色。“头两年我们也要去中学里面跑招生，我们老书记就感慨，没想到大家对职业教育有这么多偏见。办了两年就业率一出来，口口相传，学生自然就来了。”
如今番职院的另一张“王牌”，曾经辉煌一时的电子玩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已经改成了工业设计专业。“专业能不能办好，一定要有产业的基础。产业一变我们也要跟着变。该淘汰的及时淘汰，甚至整个专业都淘汰掉。”何友义说。
校企合作：各取所需
从沙湾珠宝产业园主楼的大会议室看出去，一片四五层高的方块小楼静静地铺展在眼前，其中包括近年来很火的摩洛哥首饰品牌APM总部。这里大约有100多家加工厂，每栋楼里一两家。跟一般的工业园区不同，珠宝产业园静悄悄的，没有机器轰鸣和冒着白烟的大烟囱，弥漫着一股低调朴实的气息。
在高职的办学理念中，校企合作是一个常被提起的核心概念，也常受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质疑。校企合作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怎样才能捕捉企业的需求？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方案是及时、有效、可落地的吗？王昶决定让我旁听一场会议。
会议只持续了30分钟，王昶带着两名老师坐在左手边，沙湾珠宝产业园管理方钻汇集团的三名代表坐在右手边，小小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珠宝学院和钻汇集团成立“产业学院”已经三年，受到疫情影响，教学培训活动停滞了一阵子，这次的目的就是把搁置的工作推动起来。双方的推挡简单直接，问题和答案在小小的办公桌上空来回横飞。
根据王昶对行业的了解，珠宝加工厂的用人需求非常具体零碎，他提出可以把园区内企业最急需的技术工种综合统计一下，利用周末时间搞一个拼盘式的培养班，学生经过培训以后去工厂做。园方直言不讳，学生去园区的不同工厂里面实训有点困难，毕竟珠宝加工仍然是个封闭的行当，但给出了替代方案：可以让学生和老师都到园区的管理团队里面顶岗学习，能接触到管理、运营、招商等多样化的工种。
没有一句客套话，几乎每分钟都能听到一项新的共识：企业员工和学生可以合在一个班里学习，师资和课程可以由企业和学校各出一部分，来顶岗的师生必须参与考核才能确保实习效果。很符合潮州人陈平原对整个广东乃至大湾区风格的概括，“生猛且务实”。
企业主动来找王昶提出需求，搭建定制化的订单班已是常事。这么多年订单班办下来，王昶觉得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结果是满意的。“首先他们愿意给这个班设置奖学金，鼓励学生学习。其次企业会主动来我这里植入自己具体的需求。”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杨井兰带的“花丝镶嵌订单班”，“既符合企业需求，又给我们自己培养了老师，同时还传承了非遗文化”。
按照企业的新需求边学边教，这在珠宝学院的老师里面是个常态。2016年，深圳的一家企业需要培养花丝镶嵌师傅，这种工艺要求徒手将银丝搓成均匀的细线，再一点点细密地盘旋排列成形，完全依靠手工。企业派老师来，杨井兰跟着学，学着学着就自己上手了。这学期学院还请来一位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给学生拔高。杨井兰一边跟着大师做，一边琢磨着去央美进修的事情。
边学边教，在珠宝学院的老师里是个常态。杨井兰的学生毕业后大多去了首饰制作行业
天然宝石和贵金属珍稀独有的性质，决定了宝石加工的流程不可能完全工业化，注定需要讲究手头功夫。我迟了几分钟走进教室，杨井兰正把学生上节课的作品放在投影仪下面挨个点评，这个锤纹不够连贯，那个镶边焊焦了，结论是全部回炉重做。她走下讲台，挨个检查学生的焊点结不结实，上手示范如何把细细的银丝服帖地扭成细密的纹路，填满图案间隙，光是看看就眼睛发晕。
学校教出来的手艺，能符合工厂的要求吗？杨井兰很实在地说：“那怎么能比呢？工厂的师傅一天做八个小时，学生一学期也就做几十个小时。但至少上完课，他能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干这一行。”截至今年，花丝镶嵌班已经培养出110多名毕业生，目前还有50名在读。“学生毕业后大多都去了首饰制作行业。”杨井兰说。
在工艺方面，学院自己的老师手艺不可能有工厂师傅厉害，企业的老师又受到本职工作的限制，很难稳定地长期教学。王昶觉得这是“目前职业教育里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珠宝学院有50多名企业教师，但更侧重将自己的老师培养成“名师+名匠”为一体的双面手。通过订单班，把学生培养和教师培养结合起来，是一条两全其美的思路。
论手艺，学校的老师比不上工厂师傅，但能帮学生确定自己的职业兴趣
定制化培养要的就是精准灵活，也有随机性在里面。这种随机性一方面来自企业的需求变化，一方面来自学生的自主选择。即使是订单班，也只是意味着学生结业时企业可以从中优先挑选，不会约束学生的毕业去向。珠三角商人的眼光放在整个产业的良性循环上，王昶至今记得黄云光说过的一句话：“只要行业好，我这个企业也差不到哪里去。”
花丝镶嵌班实际上只以订单班的形式持续了两年，后来转为学校保留的传统工艺课。如何让校企合作不再依靠单个企业，而是真正背靠整个行业，稳定地运行下去？按照番职院党委书记林洽生的设想，未来番职院每个学院都要有一个珠宝学院这样的“产业学院”，借助大型企业和园区的平台优势，把比较零散的订单班和校企协同育人、科研成果转换这几种合作模式整合起来。
“产业学院”的实际效果如何？至少从近三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珠宝学院毕业生在产业园就业的比例年年攀升，去年超过了八成。岗位从专业特性明显的珠宝销售、设计、鉴定师、首饰工艺师，到多元化的摄影美工、电商主播、企业信息化管理员，每年的招聘岗位数都超出毕业生总人数。
这些岗位符合林洽生眼中“关键岗位”的定义，即技术含量高，综合素质要求高，随着产业升级而产生的新工作。番职院还在探索比以往的“2.5+0.5”更高效的人才培养方式。“把实习时间从原来的半年增加到一年，前半年可能是校内实训和顶岗实习结合的模式。最后理想的话，能让学生毕业后就直接上岗。”林洽生说。
打比赛，找到“职业感觉”
郑浩瀚坐在打磨机前，右手握着固定宝石的握柄，左手拿放大镜。每在磨盘上轻轻打磨一面，就拿起来在灯光下查看刻面反射出的光线，与站在他身后的黄宇亨讨论是否需要调整琢型分度，台面是否太小，如何才能让宝石的火彩完全体现。这个纤瘦白净的小伙子说起话来老爱笑，一上操作台就跟老师一样严肃起来。
钟亦心站在旁边给我展示他们在课上打磨出来的优秀作品。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给我展示自己模仿老师获奖作品打磨的一颗绿色宝石，改造自传统的水滴造型，下半截两个切面是磨砂的，象征口罩，黄宇亨给它取名“医神”。
师徒几人刚代表番职院在深圳参加完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大赛的宝石琢磨工种省级选拔赛。黄宇亨带了工作室的五个学生去参赛，两天的赛程，需要自己设计一种琢型，再抽取一个固定琢型，在十个小时内打磨四颗宝石。结果不大顺利，番职院唯一晋级全国赛的名额给了郑浩瀚。
郑浩瀚承认自己技术还不成熟，但又有点不甘心，他觉得现场的机器不趁手。我看到桌上一个放大镜上写了个“亨”字，就问：“放大镜也是每个人专用的吗？”郑浩瀚颇有工匠架势地对我说：“那当然，工具就是匠人的手。”
珠宝学院的教学楼里面，一大半都是摆满仪器和工作台的实训室。学院的专业方向从一个增加到三个，每届学生从40人增加到近300人，学习一门实实在在的手艺仍然是每个学生必修的功课。
38岁的黄宇亨脸庞瘦削，胳膊上肌肉精壮，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没什么表情。不说他是学校老师，可能会以为他是工厂里的师傅。学生爱管黄宇亨叫“亨哥”，王昶叫他“阿亨”，颇有粤语区街头风味。从2002年到番职院上学，到留校管理实训室，成为正式任课教师，黄宇亨是真正和学院一起长大的学生。如今他每年从全年级200多名学生中挑出四五名加入自己的工作室重点培养，最主要的筛选指标是“坐得住”，“宝石琢磨是很精细的手艺，要磨出一颗像样子的作品，至少要每天练习坚持半年以上”。
郑浩瀚和钟亦心所在的宝玉石鉴定与加工是珠宝学院里人数最多的方向。这一方面由于产业链上与之相关的工种最需要人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其中的门道太多，一个学生不可能穷尽所有技能。到了大二，珠宝学院的学生会在珠宝鉴定、宝石琢磨、新工艺和新材料研发、首饰工艺等方向里面，挑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向深入钻研下去。
钟亦心是从深圳一所中职的珠宝专业考过来的，实习时做过珠宝销售，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我看你这个耳环像宝格丽嘛。其实大牌也就是品牌溢价，最多售后好一些，我们行内就知道小牌子的材质和工艺也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么能说会道，怎么不接着做销售？“我做销售的业绩也不错，但做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更喜欢手工一些。不能只是嘴巴说，我觉得要会实操，才能成为非常核心的人物。”
黄宇亨不大看重一次比赛的结果。从初学珠宝专业到拿下“全国技术能手”称号，他走了将近20年。刚留校的那几年，因为没有编制，收入少得可怜，黄宇亨一度想跟亲戚去干装修挣钱。2008年，学院从工厂请来一位做宝石琢磨的师傅，王昶劝他“沉下来好好学一门手艺”。黄宇亨本来是助教，看着看着就陷了进去，也不想干装修的事了。企业来的师傅教了几节课就走了，黄宇亨靠本地人的优势，找朋友的关系去工厂拜师，又在外国网站上学习一流品牌的切磨工艺，这才把这门手艺啃了下来。2018年开始打比赛，他连打了三年才拿下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学生知道他的经历，也会多一层信心：老师也是这样一点点摸索过来的。
对高职学生来说，磨练技术打比赛不一定是为了拿奖，找到一种职业感觉也不错
2008年是番禺珠宝行业转向的一个节点。那一年王昶能从工厂请来一位师傅，与风向的变化不无关系。宝石琢磨经手的都是贵重原料，本来是一门高度家族化、师徒制、密不外传的技术，早期的师傅们都是从香港来的，只在工厂里带徒弟。受金融危机冲击，海外订单下滑，原本背靠高端出口加工订单的番禺珠宝厂商们开始逐渐转向国内市场，有了扩大规模的需要。
这种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一直持续到现在，2021年珠宝行业成为番禺少有的逆势增长的经济支柱，辖区内拥有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钻石珠宝市场主体2890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
黄宇亨估算，只论成规模的厂家，全国每年就需要至少几百位琢磨技工，“一方面加工企业的用人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原先香港过来的那批师傅年纪大了，出现了青黄不接的问题。只要学生愿意干，不愁找不到工作。待遇也不错，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块”。
但他的工作室里，顶多也就五分之一学生继续靠这门手艺吃饭。黄宇亨没觉得门生转行是件多遗憾的事情，毕竟自己一路走来也有许多现实考虑的成分。“外地来的学生要回老家，或者有的学生想继续升学，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他们在比赛里找到了珠宝职业的感觉，以点带面把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毕业时就更有底气去规划自己。最重要的是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一个行业里做得更好。”
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手艺的意义跟工厂里不大一样。不一定是赖以生存的手段，而是确认自己职业兴趣、拓宽就业面的筹码。钟亦心虽然没有打进国赛，却也不觉得这条路就走到头了。她毕业后打算回深圳，积攒几年经验后开一家自己的工作室。
高职生的科研
朱佳伟的烦恼主要来自搞研究。他已经跟着老师袁军平泡了一年多实验室，占去短短三年在校生涯里的一大半。袁军平在楼道里叫住这个身量瘦小的男孩儿，他有个发光的大脑门，戴上眼镜冒出一副学究的气质，说话时总去摸鼻梁，说着说着就把头低下去，像陷进了自己的思绪和主意里面。
我第一次见到袁军平也是在楼梯间。他在四楼走廊，王昶领着我在三楼，王昶看见他便扯开嗓子喊他下楼来，“袁老师很难逮到，抓住他就赶紧聊一聊”。他身后带领的是珠宝学院的科研主力军。
在高职院校里面，番职院的科研成果独树一帜。王昶拍着胸脯说：“其他方面不敢说，我们在科研水平上绝对是一流的，有的学生在校期间就跟着老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文章。”按照林洽生的理解，高职院校的科研具有多重意义，“高职院校搞科研跟普通院校不一样，我们的优势在于清楚产业的需求，科研成果能很快投入应用，而且科研反哺教学，开发出相应的课程来辅助人才培养”。
袁军平黑黑瘦瘦，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整日穿着一件天蓝色polo衫。课程表上显示袁军平的教室在405，但我几乎从没在405找到他。他的教室分布在一到四楼的十来间实验室里，每一间都摆满大大小小的仪器，他也无暇给我一台台讲解，“总之都是用来搞研发的”。
珠宝学院一楼那间占了半层楼的实验室门口挂着“广东高校珠宝首饰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的牌子，全国珠宝行业里仅此一家。实验室中央挖了个大坑，谈话间，拉着手推车的工人进进出出，他们正在准备安装新来的大型机器，用来研制首饰3D打印所需的贵金属粉末。
跟学生的学习过程一样，袁军平的教学也是生长式的，没有固定的教案。让他跑上跑下的这门课叫“珠宝首饰开发与创新”，每年他会发一个“动员令”，从珠宝技术与管理方向的两个班级里召集大约20名学生，从企业提出的问题里挑出一些适合学生水平的，给他们两个学期的时间去琢磨。
我和朱佳伟站在一座巨大的白色仪器前聊了半个多小时，才想起坐下。“我不喜欢父亲那样的生活。”朱佳伟说，“他朝九晚五地在工厂里打工，从来没有专门去学习一样东西，然后贯彻到底。”朱佳伟来自韶关下属县城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高中没念完，母亲小学毕业。家庭试图对他的未来有所规划，终究力量有限。
朱佳伟觉得自己看得很明白，“信息差”让他走了一段弯路。中考结束，本来可以上普高的他上了当地一所中职的计算机专业。“听人说中职也可以上本科，我觉得自己偏科太厉害，上普高考不上大学，就去了中职。”临到毕业他才发现选错了路。“实际学了才发现，我们中专生学计算机根本没有竞争力。我决定找一个小众的专业深挖。”他说了句很有哲理的话，“一厘米的宽度，要有一万米的厚度。”
有钻研的劲头，但是缺乏扎实的学科知识，高职生的科研怎么做？袁军平把自己的方法总结为“探索式教学”。探索的起点是企业的需求，集中于珠宝加工的新材料和新工艺，“关系好的企业可能生产线上碰到问题就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就带着老师去工厂看，复杂的课题就签订横向项目课题”。探索的另一面是领着学生一步步掌握思考的方法：影响一种材料性能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调整实验中的参数，怎么总结实验成果。
袁军平学铸造专业出身，从企业车间干到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喜欢做应用型的研究。到番职院的时候，他是珠宝专业的第三位专业老师，跟着王昶白手起家把学院搭建起来。行业不断精进的需求给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课题，“过去的工业产品都是傻大黑粗，但现在的产品要求非常精细。过去我们产品上有个沙眼，随便抹一抹就完事了，现在都是拿放大镜看”。
这些极其贴近生产一线的问题既微小又重大。“小”在于不涉及深奥的基础性研究，“大”在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这些小课题，本科院校看不上，就交给我们来做。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重要。”
高职的科研侧重应用，主要解决企业在生产线上遇到的“小问题”
做科研，对高职的学生来说要求是不是太高了？袁军平也承认，学生基础不好，实验经费有限，课时不够多，带不了太多学生，“喝口水都要抽空，没办法，每个学生都要照顾”。像佳伟这样没有上过普高的孩子，已经很难再系统性地建立知识体系。他从最简单的方法论教起，先替他们制订一个实验方案，手把手教会仪器的使用方法，再挨个去处理他们遇到的麻烦。
刚到袁军平班上，朱佳伟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我没有上过普高，他们学过物理化学，我只知道水的化学式，加上化学反应就不懂了。盐酸、硫酸、酒精统统不认得，都是老师一样一样告诉我的”。
“很多办法不是我不知道，而是没想到可以这么做。”朱佳伟爱用“改变认知”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在袁军平那里获得的启发。研究陶瓷烧制的时候必须用石墨器皿盛装陶瓷粉，一加热石墨粉就会渗进陶瓷里面，他想过换容器，袁军平告诉他可以在容器里面垫一张石墨纸。“我以前知道石墨纸，但就是没想到能用在这里。它耐烧，像一层膜一样隔开了陶瓷粉和石墨粉，不会出现渗透的问题。”
朱佳伟迷上了袁军平分给他的那台炉子，日日夜夜守着它。课程上学期就结束了，他继续拿这台炉子研究金属材料的性能，一直烧到现在，“老师从不问我们来实验室干什么，这扇门我们可以随便进”。
“这些仪器跟大学里研究生用的一样，都是最好最贵的。”在实验室里，朱佳伟这样在普通教育系统里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感觉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自觉地将仪器的价格跟自身的价值感对应了起来。
和炉子打交道的时间久了，袁军平也带着朱佳伟去拜会机器厂商，让他更好地掌握使用方法。对方看上了这个爱钻研的小伙子。大三刚开学，朱佳伟就拿到了厂商的邀约，请他做设备维护人员。
结课以后，朱佳伟仍常到实验室做科研，还拿到了仪器厂家的工作邀约
按照袁军平的理想规划，他培养出来的应该是工厂一线的工程人员或者基层管理人员，朱佳伟的发展路径很符合他的想象。他说到这里挠了挠头。“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的学生是不愿意进工厂的。不管你是本科生、高职生甚至中职生，十个里面你问六七个都不愿意进工厂。”他难免觉得遗憾，“不能否认，大学教育不只是学科教育，还有综合素质教育。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很多资源就浪费了。”
朱佳伟仍然不大确定要不要接受设备厂家递来的工作，想等年底的校园招聘会再看看机会。他搓了搓自己胸前的T恤，“我觉得想要把研究搞下去，肯定是要再多读读书的。但目前首先是要解决生活问题。就是经济压力嘛。至少不给家里拖后腿”。
周日，袁军平还在实验室里给仪器加冷却水。机器轰鸣，他低着头抱着一桶饮用水咕咚咕咚地灌，我只能扯着嗓子对着他的背影说话。提到朱佳伟，他立刻转过头来说：“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他都有工作了，还想再等等看。”
职教“天花板”之上
“为什么选择番职院？”“因为民办三本太贵了，不如上一所好高职。”
“为什么选珠宝专业？”“因为这是番职的王牌，比较小众，好找工作。”
泡在珠宝学院的几天里，以上问答几乎每天都要上演一次。在大多数学生高过本科分数线二三十分的番职院，他们这种务实的选择带有一点壮士断腕的味道，意味着对于专业的投入程度更高，也对自己所受的职业教育有更高期待。
随着高职学校的招生方式多样化，番职院目前共计有11种不同的招生渠道，为更多人群提供职业教育的入口。如今在珠宝学院，中职学过珠宝专业的学生单独编班。2022年学院开始“三二分段”式招生，更好地与中职课程对接。
沙湾珠宝产业园，工人在安静无尘的车间内进行手工作业。近几年珠宝学院毕业生在产业园就业的比率年年上升
在所有说“民办三本太贵”的学生里面，徐楚君的选择是最特别的。她去参加需要跨学院组队的创新创业类比赛“互联网+”大赛选拔面试，是那一轮里唯一一个珠宝学院的学生，也是第一个站起来做自我介绍的。
深圳来的徐楚君跟钟亦心一样，带着一股松弛热络的劲头。皮肤雪白，染了一头漂亮的浅金色头发。第二次约她来跟我聊天，她也是睡过了头才来。“慢吞吞的，”她形容自己，“我看人家都去考了一堆证，什么普通话、计算机二级，我一看报名时间都过了好久了。”去报名“互联网+”比赛是她少有的主动出击，“总要给自己的简历上添点东西”。
徐楚君出生在湖北，一岁就随做生意的父亲来到深圳。父母工作忙，没怎么管她读书，她从小就是自己拿主意。中考成绩不理想，她自己挑了一所民办普高，一年学费7万元，父亲也供她去上。到了高考，她忽然决定要读公办高职。“觉得高中给了他们太大经济压力，不想再花太多钱了。民办学校的资源也不好，不如选一所好的公立学校，学一门能找工作的手艺。”
十多年前，随着学校招生范围扩大至全国，实行省内统一划线，珠宝学院的生源结构丰富起来。约三成是外省学生，一小部分是看中番职院实力的深圳学生，占大头的是粤东粤西小城市的孩子，其中不乏贫困生。在同档的考生里，他们都是优质生源，冲着番职院20多年打下的王牌名头而来。
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是番职院的生命力所在。何友义介绍说，学校对专业每三年考核一次，主要考核内容包括专业的第一志愿报考率、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毕业生的社会评价等等。不管是学生报考意愿差，还是就业不匹配、工资不理想，都可以是一个专业调整的理由。近三年番职院新增了五个专业，停招了两个专业，最大的动作就是把管理学院改成了现代物流学院，目的是让专业的行业背景更明确。
即使学校再紧贴产业，年轻人的迷茫依然难以消除。在珠宝学院里面，普高和中职升上来的孩子互相羡慕。徐楚君这样普高的孩子觉得中职生更懂行业里的门道，动手能力强，更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方向的工作。中职的孩子也会羡慕普高的学生，他们理论知识更扎实，上升空间大。
徐楚君对职业的体验比一般学生多，想法也更多。高中毕业后，她和朋友去一家培训机构打工，一个月也能拿4000块钱。但离职前机构主管特地跟她说一定要继续读书，“现在你是可以挣到钱，将来政策一变，行业不行了，你没有学历就没有工作了”。
她上过花丝镶嵌课，做了两周觉得不合适，又申请调换到袁军平的课上。专业课的内容她都挺喜欢，但课堂上的成就感不足以支撑对未来的顾虑。“我觉得自己的能力没办法让我在这一行找到比较好的工作。”跟佳伟的困惑殊途同归，楚君想往上再读读，“也许去考专插本读个中文系，以后当老师。”
职业教育再出色，学历竞争依然是学生绕不过去的坎。绕过珠宝学院的大楼，就能看见学校里的“专升本服务中心”。在大多数学生本来可以直接上本科的番职院，看起来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目前番职院每年决定以各种形式升本的学生接近40%，其中一半能成功进入本科院校。然而这条路始终走不宽，像朱佳伟这样的孩子要想在本专业深造，只有一两所开设珠宝专业的省内高校可以选择。
何友义不否认目前高职定位的尴尬，番职院这样有实力的公办高职院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受到政策限制不能升为本科，也限制了学生的去向。何友义有点无奈，“我只能说学生来了，我让你这个人的价值增量达到最大化。比起一个本来就很优秀的学生上北大清华，可能我们让不大会高考的学生学会一门技能，能让他的收入提高更多”。
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职业教育政策设计上。今年5月，教育部颁布了《新职教法》，提出职业教育办学层次上的突破，打通职业教育学生上升的通道。除了设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职业教育法还为两个方面的探索预留了空间：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在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
结束一天的工作，我与朱佳伟聊到很晚。9点半，他执意要送我穿越校园去打车。植被繁茂的校园到了夜里便黑沉沉的，路灯都藏在枝叶里，投下摇曳的影子。人的听觉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无限放大。篮球砸在地上的声音，滑板在地上滚动摔打的声音，跑鞋踩出的脚步声，这些声音的间隙则被树叶的摩挲声柔柔地填满。
“在这样的校园里，还能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呢？”我逐渐接受了这所学校里的人对自然环境的迷信，关于一座景致极美的校园如何平复人的心绪。“有烦恼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听一些极度狂躁的歌，在静悄悄的校园里跑步。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那样心里就能变得很安静。”朱佳伟说。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46期）
 排版：树树/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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