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发布了文章《十万陪读妈妈在海外》，记录了海外陪读妈妈们的生活群像，也给大家梳理了有关美国、加拿大、泰国低龄留学的相关干货。事实上，还有部分家庭，出国陪读的是爸爸，妈妈则留在国内工作挣钱。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采访到了两位父亲，一位来自江苏，一位来自北京。他们为何“出走”？带娃来到海外后，他们是否收获了自己满意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海外又有哪些有趣的观察与所见所闻？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From 留学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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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成为“陪读爸爸”
今年夏天，发生的一切原本并不在丁宇的计划中。
丁宇，江苏人，女儿Cindy在当地某头部学校读初中，这所学校走出了不少知名校友。在该校就读，不仅是大人，Cindy本人也颇为自豪，但今年暑假，一次短暂的美国之行后，打乱一家人的生活规划。
时光回溯到今年6月，适逢学校放假，丁宇一家三口飞到波士顿，Cindy顺势报名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夏校。“本来打算上完两个月就回去继续读初三”，但是到了8月底的时候，Cindy却不愿意回去了。
大人虽然懵圈，但是经过商议后，Cindy妈一个人独自飞回国，丁宇则留下来陪伴女儿，成为了一名陪读老爸。
这个决定听起来容易，但对于彼时的丁宇实则经历了不小的内心挣扎。人到中年，丁宇在职场上一路摸爬滚打，做到公司管理层，拿着相当优厚的薪水，一旦辞职，意味着前方没有回头路可走。
“但当时总得有一个人牺牲，而且孩子她妈的工资比我还要高”丁宇说。
不同于陪读生活刚刚开启的丁宇，北京人宇昕在今年夏天刚刚“上岸”，结束了长达7年的加拿大陪读生活。
宇昕自小在海淀出生长大，从海淀娃“升级”成海淀家长，宇昕亲眼目睹了海淀如何变成全国教育内卷中心。不过，宇昕成长的那个年代，教育还没有产业化，自己也就避免了“被鸡”的命运。宇昕曾经就读于人大附中，但他坦承，如果按照现在，他肯定是考不上。
当女儿Wendy上小学后，鳞次栉比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淀各大写字楼里扎根、兴盛，居住在全国教育高地，宇昕很难不受影响与裹挟，因此也曾给当时还在读三年级的Wendy报过奥数班。
“但上过一段时间后，感觉这孩子精神状态不太对”，也意识到这种数学训练模式，会对孩子揠苗助长，于是很快放弃。
当Wendy五升六时，宇昕带着Wendy来到多伦多生活，和丁宇家的“分工”一样，宇昕的妻子因为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宇昕也就独自“留守”多伦多，夫妻俩开始了跨国婚姻生活。
这里还有个插曲，因为当时Wendy的学籍还在北京保留，在小升初时，Wendy被北京市十一学校摇中，被这么好的学校摇中，宇昕也曾考虑过是否要回国读书，但是事后“复盘”，十一学校在初升高时，只有进入2+4项目的学生才能直升本部高中，其余学生只有8%的本部升学率”，“幸好当时没去，不然还得为这8%奋斗”宇昕回忆说。
转眼间，七年过去，Wendy在今年秋天成为西北大学的一名新生，宇昕则回到了北京与家人团聚。
02.
低龄留学群像
这里聚集了3万中国小留学生
丁宇和和女儿Cindy居住的小镇，坐落于波士顿西北部。
因为教育资源丰富，小镇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亚裔精英家庭在此生活。
“亚裔占到了37%，华人比例可能12%左右。”
安全、人们很友善，是丁宇对这个小镇的印象，“白天甚至都可以不用锁门。”
因为拿到了身份，Cindy在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学费全免，学校还提供免费的午餐，“每年只需要交300美元的校车费用。”丁宇有过研究，如果家长本身在美国读书，拿着学签，小孩也可以免费就读当地公立学校。
开学的第一天，学校就向每个孩子发放了一个免费的laptop（笔记本电脑），刚来时，Cindy妈还特意在波士顿的家买了一个很大的书柜，但没想到，学校只发了唯一一本纸质书——《American History 》，“她们所有的作业都用电子化进行。”
在国内时，Cindy每天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当当，去年“双减”，学而思等一波机构被关停后，Cindy转而去上一对一或者一对二。来到美国这所学校后，学校每天两点半就放学，开始还有点不适应，但丁宇发现女儿变得很喜欢上学，有一段时间“甚至周六周日休息，也想着去学校上学。”
丁宇分析了下原因，“一来，她英语好，融入快，二来，这里的老师以鼓励式教育为主，而且布置的作业都是开放式的。”
Cindy有一门作业，老师让他们探讨mid—term election（中期选举），“是更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如果你是选举人，你会如何投票，理由是什么”，像这样的作业，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寻找答案、搜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它不会有标准答案，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
丁宇同时注意到，和他们这一批6月底一起来美国的新移民中，上海人特别多，其次是北京。
宇昕也有类似的观察，“今年北京和上海的SSAT考试创下新高”，考场爆满。（注：SSAT考试是美国、加拿大等国私立中学的非常重要的入学考试，即为美国中学入学考试）这就意味着，低龄留学在国内疫情肆虐下，不降反增。
不仅如此，宇昕还发现有一大波留学中介、华人办的补习班，在今年全部“死灰复燃”。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下半年，因为很多人走掉了，一大波机构因缺乏生源而倒闭，但今年随着中国生源的持续“入场”，这些消失的机构和学校又“复活”了。
囿于政策的友好和价格相对实惠，加拿大向来是低龄留学大国。如果就读公校，国际生学费每年在14000-18000加币之间（7万-10万人民币左右），私校在20-40万人民币不等。宇昕告诉我们，疫情前，在多伦多及周边地区聚集了近3万中国小留学生。
和他一样的陪读的家长也多，部分家长自己本身也在念书，因为加拿大政府规定，一旦大人拿到学签（包括工签），其子女可以免费就读当地公立学校。
通过学签转工签，最后拿到加拿大身份，这一路径因为相对容易，而在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华人家庭的“入场”。一旦大人拿到身份，不仅是K12学校，其子女上大学也优惠很多。拿加拿大知名大学UBC举例，针对国际生的学费每年是二三十万人民币，而本地孩子学费是两三万人民币一年，两者相差了10倍。
需求繁荣了市场，但也滋生了“乱象”。
在加拿大生活7年，宇昕对各种体系的K12学校稔熟于心，前来咨询的家长络绎不绝，最让他感到揪心的是，不少家长因为“信息差”或者被无良中介坑骗，送孩子上了当地“水校”而不自知。
在加拿大，成立一所学校的门槛较低，和申请注册一间公司几乎没有本质区别。一些华人在写字楼里租用了房屋就开始招生，这些盈利性私立中学也有“写字楼中学”之说。宇昕所了解到的最常见“套路”是，有些中介向家长介绍私校排名时，夹带“私货”，把一些“水校”掺杂其中。
宇昕对此的建议是，家长们在选校时，一定要看看，学校有没有被CAIS认证。
03.
爸爸并不是超人
丁宇每天要花7-8个小时学英语。
虽然在国内学过英语，但是20多年没用，“几乎全忘光了，重新学英语压力是真的大。”
很多次，因为语言交流问题，丁宇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办宽带、换美国当地驾照，在国内这些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来到美国，因为“规则”和语言环境改变，这一件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丁宇这个“异乡客”里，都成了天大的事。
在遇到类似的挫折时，丁宇一度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美国吃苦受罪，但情绪低靡过后，第二天还得早早起来，继续学英语。
生活的难不仅于此，还有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丁宇算过一笔账，自己和女儿平均一年要花费7万美金（折合人民币50万），丁宇感叹女儿读的是免费公校，如果读私校，这费用不敢想象，还得往上加几十万。

回忆在国内时，因为收入高，丁宇出去吃饭、买东西，鲜少在乎花了多少钱，但是来到美国，中美汇率是7倍，开源变成了节流，到了“花钱时还是挺慌的”，尤其是想到自己未来三年，可能无法工作，焦虑感就向他侵袭而来。
丁宇在奋力学英语，希望将来可以在美国找一份工作，“哪怕每个月赚3000美金都可以。”
回溯过去的七年的陪读生活，宇昕显得云淡风轻。宇昕形容自己是随遇而安之人，把他丢在地球的任何角落，他都可以比较好地适应。
当然，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也会让他感受到枯燥，但多伦多的“大农村”生活，让他练就了很多生活“技能”，比如修理房屋，以及在花园侍弄花花草草。
谈及陪读的意义，宇昕亲眼目睹过，不少小留学生借住在寄宿家庭里，部分寄宿家庭还相当冷漠。孩子们放学回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除了平时上课说英语，其余时间都跟中国学生扎堆，说中文，导致“留了个假学”。
另外一种现象是，不少家长花了很多钱送孩子来加拿大读书，但到头来，这些孩子反而留学留“废”了，“回国后，不知所终。”
对于这部分没有大人陪伴，独自低龄留学的孩子，宇昕的总结是，必须这孩子要有足够强大的自制力。
身在美国的丁宇也有过相似的担忧与考量。
在美国，如果就读私立寄宿学校，一到寒暑假学校就会关闭，不再提供住宿。这时孩子就得在外面另外找房子住，很多学生会租住在airbnb 里，如果自制力匮乏，有些孩子就会关在房间打两个月游戏，“人很容易迷失”。
大人在身边，多多少少可以起到陪伴和引导作用。

来到美国快5个月了，丁宇已经“熬”过了最艰难适应期。对他而言，眼下最关键的依旧是学好英文。
丁宇觉得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让他宽慰的是，美国这边没有年龄焦虑与歧视，“如果以我的年纪，回国已经找不到工作了”，但是在美国，HR是不允许问求职者的年龄的。丁宇见到过太多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的爷爷奶奶们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五年后，回头来看，我可能会很感谢当时的我踏出了舒适圈”丁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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