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年成立的医学检验公司有近20000家，而根据企查查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含“新冠检测”概念109家上市企业共计营收约为3638.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83%；净利润共约854.29亿元，同比增加约33.69%。

在北京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查后，发现收受核酸检测机构行贿2.7亿元。
谁看这些数字都触目惊心，而这些利用疫情大发横财的核酸公司，还在集体扎堆申请上市，不可谓人心不足蛇吞象。
网络上反对放开的有一派言论，大好的抗疫形势被核酸造假给搅黄了。
给大家说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成都府下辖的彭县。
明朝的县衙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官、吏、役。官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在朝廷吏部有挂号的，比如县官，县丞，主簿，是官员编制。
而吏不属于官员编制，没有官品，但有吏员编制，大家可以认为是基层公务员。
役则是什么都没有的，而是相当于地方老百姓给政府的义务劳动。就好像我们电视上看到的拿着肃静，回避牌子的都是役。
中国自秦始皇从封建改郡县以来，逐渐形成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这样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不能世袭，但是地方的吏却经常可以世袭，就叫做胥吏。胥吏往往把持一方，为自己谋利，祸害百姓，但朝廷也没有真正的办法，毕竟基层就需要这些吏才摆得平。
大明嘉靖彭县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每年老百姓都要向政府缴纳一部分粮食，相当于纳税，但是需要有人去把粮食运到统一的粮库，负责运输的人就叫解户，相当于服徭役。
这一年彭县收了6600石粮食，由62个解户负责运输。
县衙负责给解户安排差事的是陶成和陈佐两个吏，他们两个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这62个解户索一把贿。
这就奇怪了，老百姓给官府免费干活还要交钱，这是咋回事儿？如果你不交钱，整这些老百姓的手段多的是，比如把家里面的小孩算成壮丁，既然是壮丁了，那你们家是不是应该多干点活，多承担点社会责任，多运点粮，还有运粮地点有近有远，把最难运最远的地方划给你。
你要上告，就只能去主簿那边告，但是当时彭县的主簿王仲杰正好就是这两个吏的靠山，而且这一年恰好彭县的县官和县丞还没上任，由主簿王仲杰代理县官的工作，所以上告是无门的。
62个解户一共凑了四两九钱六分给了陶成和陈佐两个胥吏，他们收到银子很开心，就安排大家干活，既然都出了钱也就尽量公平安排工作。
这其中有个解户叫杜山，他负责二十五石粮食的运输，他负责的农户中有个叫方晓的农户，他应该缴纳二斗七升粮食。方晓觉得有点多，就找了他在县衙的一个朋友叫王廷用，这个人也是个小吏，他平时和陶成陈佐两个人关系不错，于是他就问方晓要了三升粮食做贿赂，然后他让方晓带了一斗七升粮食去交给杜山。
但是杜山负责是要收二斗七升，王廷用就强迫杜山按照这个数字来算，实际上只给了一斗七升。
这就意味着杜山需要用自己家粮食来填补这个窟窿，杜山很愤怒，但他惹不起衙门里这些胥吏，
到了第二年，大多数解户都完成了任务，但是杜山一共只搞定了二十二石五斗，相当于少了二石五斗，除此之外，还有四个人跟杜山一样都没完成任务。
五个人加在一起差不多拖欠了四十石粮食，平常这点差额糊弄下就过去了。但不巧的是，这一年正好贵州发生叛乱，军粮要四川负责，所以朝廷严查。
成都府发现彭县的粮食少，于是就派人查，发现是解户没有解足粮食，于是就认定是解户监守自盗，要判罪。
但是成都府派来的官不清楚基层情况，到底是哪些解户没有解足，所以具体工作就又落在了陈佐身上。
陈佐觉得又是个索贿的好机会，于是就把杜山这五个解户找来，跟他们说上面查出来你们亏空，你们要出二两银子给我，我就帮你们摆平。
杜山拒绝了，其他四个人商量之后决定花钱免灾。
陈佐于是就跟查案的官员汇报，是两个解户的亏空，一个是杜山，另外一个就捏造了一个名字。最后判决下来，杜山和另外被捏造的解户要流放，但可以拿七十二石来赎罪，摊下来变成杜山一个人要承担三十六石。
本来杜山是五个解户中的一个，而且跟那四个人比，杜山欠的本来就比较少，现在到好，一个人要承担一半的赎罪款，那四个人，虽然肉疼，四个人承担另外一半，至少可以避免被流放。
杜山哪里来的三十六石粮食，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横下心来，决定去成都府上告。
但是杜山得到一位高人指点，他上告时不是重点说自己有多冤，而把重点控诉放在陈佐在查案的时候捏造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人，收受贿赂，欺瞒上级，为另外四个解户遮掩罪行。
这一招非常狠，因为领导不在乎下面的人糊弄老百姓，但非常介意下面的人糊弄他。
成都府收到杜山诉状之后，派了一个差役去彭县拿人。结果这个差役一到彭县，就被陶成和陈佐安排人拉去吃饭，还找了个美女作陪。这个小差役平时苦的要命，突然有人大吃大喝请客吃饭，还安排美女，瞬间就腐化了，人也不提了，就在彭县的温柔乡住下。
然后这个小差役也索贿，陶成和陈佐于是凑了二两九钱银子给这个小差役。然后又打点了成都府其他的差役让他们在成都府再拖一拖，不要着急拿人。
结果杜山在成都府等了一个多星期发现人还没提到，于是二次申告，这一次成都府就又派了一个差役下来彭县提人。
彭县的主簿和陶成、陈佐一商量，决定把杜山抓来，由于杜山是原告，只有把杜山摆平，于是决定让陶成陈佐去找杜山让他承认自己是诬告。只要杜山认了，这个案子就自然会撤销，杜山欠的三十六石，陶成陈佐等人打算认了找人来帮杜山填这个窟窿。
杜山没办法，只好承认自己是诬告，于是彭县这里走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程序，主簿王仲杰向成都府差役说这是一场误会，县里已经解决了，不用提人了。
没想到的是成都府那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第一个派去的差役去了二十多天都没回成都府复命，然后人也没提回来，所以成都府发出第三张牌票，要求务必把第一个差役和牌票中的犯人全部提到。
这时候彭县内部也发生了反水，有内部的人由于在这个案件中被打压构陷，于是决定反水，直接跑到成都府把事情原委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终于惊动了成都府知府，他了解情况之后异常愤怒，通过审问，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清二楚，甚至把彭县这个利益小集团的勾连关系和过去犯的案子全部都查出来。
这个案子最后结案时，一共抓了18个人，根据轻重程度不同，全部都判了刑，而且也罚了款。
这个案子最值得发人深省的是，最大的贿赂只不过是当初陶成和陈佐勒索62个解户的四两九钱六分，也就是忙忙叨叨，这些明朝基层的胥吏们只是为了一点点利益在搞来搞去，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贪污大案，结果却牵涉到那么多人。
这可以看得出明朝基层腐败的现实，哪怕即使是一点点小的权力，都可以变成牟利的工具，而且这种腐败是系统性的，已经成为了胥吏的本能。
这让我想起达里奥曾经说过那句话：“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
。”


这就是明朝的胥吏，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他们终日忙忙碌碌不是为了百姓好，国家好，不是为了创造财富，只是每天忙着利用权力琢磨着哪怕占一点点蝇头小利。天下的胥吏都是这样，明朝就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江山。
我相信面对地方的盘根错节，面对核酸集团的肆意妄为，政府一直在严厉监管和打击。但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层层加码的背后是巨大的基层胥吏的利益，远不是我这个小故事为了几两银子搞来搞去能比。
当北京天津广州等多地都出台最新政策，在公共交通，进入小区不再查询核酸时，可以理解为上层响应民意，以人民至上，联合起来打击胥吏和无良的商人。因为再这样下去，财政要被这些商人掏空，国家信用也要被胥吏们败完了。
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疫情的传播恐怕只能尽量压平曲线，减缓传播的速度。
不再追求严格清零，国家也不再做那个挨骂的背锅侠，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兼顾经济和防疫。
一个时代过去了！
（全文完）
后记：想起今年年初没有疫情时我在海南度假时乡村的一片繁荣，美景无限，人人安居乐业，希望我们的生活和经济都能尽快恢复正常。找时间，我会做个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关注。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时代
就是
明朝
官员
胥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