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毛泽东
毛主席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当时生产任务、征粮指标层层加码压向了基层公社、生产队，所以老人家用非常通俗俏皮的比喻，让大家理解基层工作和普通农民的负担与困难。毛主席这是带头否定了“既要……又要”的两难困境，表示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自从疫情一开始，基层就是最累最辛苦的，什么琐碎的工作都要他们去做。然而最近情形又变得恶化了，基层与上级关系，基层与百姓关系，都变得非常怪异了起来。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对于如何防控疫情，上级基本不会下达特别明确的指示了，基层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没人跟他们把话说明确，所以只能靠猜，工作量一点都不少，猜错了还背锅。
最典型的，疫情爆发之初下达通知，都是“红头文件+公章”的形式；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文件也不发了，改微信群群发通知；再后来群发都没有了，改语音电话或者语音群聊通知，说是怕被截图发到网上。那基层就天天神经紧张等电话，生怕错过一个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
不给明确通知和指令这种事，负面效应在近日集中爆发。小区封控，居民向居委会要说法，但居委会永远接到的是上级的口头命令，怎么能服众呢？于是居民指责居委会滥用权力封小区，但是居委会本身就忙得焦头烂额，人家闲着没事随便封你小区啊，还不是街道下来的指令？而街道也往往是更上级的“口头通知”，所以最终矛盾层层转嫁到了最终执行者和居民身上。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基层工作人员，他给我讲前一阵他负责的有小区封控，为什么要封不知道，是上级下达的指令（后来还是从其他渠道，得知是有十混一阳性了）。但是居民要相关文件，因为上班请假得用充足理由，毕竟公开信息我家就是低风险地区，得拿红头文件才能让黑心资本家不扣钱。
开始居民还是很善意的要封控文件，但是拿不出来，居民就越来越焦躁，你一不说理由，二拿不出文件，这不明白了就是自作主张层层加码吗？于是说的话也越来越重，到了晚上直接开始骂街了。

我这朋友逼到没办法，夜深人静一上头，直接P了一份文件丢群里，街道办事处的大红抬头，但是没敢P公章。他后来跟我说其实他事实上已经犯法了，但P公章可能罪加一等，他实在不敢。第二天去上班魂不守舍，不过他们居委会一大妈人挺好的，跟他说不会有人追责，就算真出了事，就说是我干的，反正我快退休了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我这位朋友一直善良谨慎、任劳任怨，疫情三年就没一天正点下过班，忙街道防疫、给居民送物资、应付各种检查，还要填海量的、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表格。就这，除了居委会的前辈们，就没人给他的工作任何一点有力的支持，把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基层工作者逼到伪造文件的份上，究竟是谁的过失？总不能说怪疫情吧？
最近基层与老百姓的对立逐渐加剧，很多地方居民开始“自主解封”，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开始还是人民有理有据，反对层层加码；现在开始越来越变味了，很多明确的高风险地区也开始组织冲卡、自主解封。上级不给基层明确的指示和支持，那基层面对这种情况，也就开始“躺平”了，你冲就冲吧，反正我没文件，找谁谁也不支持我，我总不能说领导给我口头交代的吧？这最终的恶果就是左右横跳、矫枉过正，疫情只能进一步失控。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可以以小见大。现在是“既要……又要……”，这就要基层很难办，因为话好说，实践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古人云：“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讲明白了——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头兼顾。但是偏偏基层上负担了“既要……又要……”的责任，怎么干都干不好，领导和百姓总有一头不满意。这种两难境地之下，最终只能导致基层开摆。
还有一个事是我亲身经历的，前几天有些地方忽然取消了核酸，或改为进小区做核酸。然后有的社区积极一点，就把路边的核酸亭给拆了。我另一位朋友就是某个“积极社区”的工作人员，结果核酸点拆了之后，隔两天又恢复了，又得重新装回去。他们社区就被友邻社区偷偷嘲笑，说“瞎响应”“没有经验”。
我这位朋友跟我讲，他们之所以拆核酸点是因为想重新安装进小区里，因为这些天气温骤降，在小区做核酸的防疫人员太冷太辛苦，所以想把街边的核酸点拆了装进小区里，至少能给防疫人员挡挡风寒。结果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层被嘲笑，真正老油子躺平、笑看政策左右横跳的人反而站在了智商高地。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琛。
所以基层是最容易被甩锅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上级领导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分担一些基层的压力。别的不说，至少明确指令，规范一些条条框框，科学决策出“既不层层加码，又不一放了之”的种种细则出来，让基层工作一切有规可依，而不是只能通过猜测、揣摩上级意见去工作，这就是对基层最大的支持。
当然，也必须承认，有一些基层工作者素质较差、官瘾很大，拿着鸡毛当令箭，借疫情之由大发官威——但这毕竟是少数。就像我上一篇文章中写的，坏人也会混入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也有堕落为流氓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居民中也有无理搅三分的老油子。虽然总是强调这些都是少数，从数量上绝对超不过整体的5%，只是但凡出一个，观感就很差，能让你恶心好几天。
5%“坏的”基层工作者，比如著名的“软肋书记”，“找个黑地拘他几天”“孩子是他的软肋”——如此平静地说出这些话语，简直令人齿冷，让人恍惚间怀疑这到底是基层干部，还是扫黑除恶的漏网之鱼？
还有很普遍的例子，一些人穿上了“大白”的防护服，就好像穿上了一层“保护罩”，恣意挥洒着权力带来的野蛮和人性之恶。看到过很多语言暴力甚至肢体暴力的视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为了本文的安全就不具体贴了。从三年前到现在、大江南北都有，说明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要基数上来了5%的坏分子也很吓人。
同理，5%的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巨婴也很恶心人，尤其最近几天，看到了很多辱骂防疫人员、核酸检测人员的事例，你说骂人家干什么？人家能决定什么呢？核酸公司确实有造假，确实有官僚和资本在背后大快朵颐，但是关人家工作人员啥事呢？人家也没多挣一分钱，还有好多是义务加班、被拖欠补贴。
我经历过的，居民跟基层最严重的冲突，就是在消弹窗的场所。北京健康宝这个弹窗，机制其实挺迷的，经常会有“误弹”的现象。消弹窗的主要工作在基层，这就给本来工作量很大的基层又平添了海量的任务。我消过两次弹窗，都是“误弹”，每次去居委会门口都排着老长的队伍，这就意味着本身宝贵的基层人力，相当一部分都用来弥补程序一刀切的工作失误了。
而且北京大爷大妈们嘴都挺毒的，无理还能搅三分呢，得理更加不让人了。我一次消弹窗的时候，前面是个北京的老大爷，跟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说争吵其实是老大爷单方向输出，居委会的小年轻解释一句就被大爷打断施法，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碾压了小年轻之后，大爷还意犹未尽，还冲着我们排队的人员发表了一番演说：“得嘞，咱在这京城活了几十年，头一次遇到不让出门这事，今天把你关家里，明天就得把你关牢里……”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机对着后面排队的人们招呼：“给老哥几个看看啊，弹窗，嘿，还是个3——就这玩意让咱坐了牢了……”然后又远远地对准了正在登记弹窗的工作人员：“有些人啊，就是想当狗，咱也不知道当狗有什么好的，是狗粮香吧……”然后有老街坊实在看不下去了，把他劝走了。
讲道理，这个弹窗也不是居委会给谈的，甚至弹窗什么机制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知道纷纷摇头。但是消弹窗的工作交给他们了，就相当于变相承担了防疫不太精准的向下压力——老百姓浪费了很多时间消弹窗，耽误了很多既定日程，肯定不满意；本来就紧缺的基层人手，又要承担一部分额外的工作，也很委屈。
之前我分析过外卖骑手和用户的矛盾问题，在本文中一样适用：资本凭借其优势地位，成功把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和骑手，本应反思大公司吃人吸血的问题，然而终究还是上演了“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戏码。
为什么外卖小哥频频违反交通规则，很简单——超时了要罚款。这就是大公司和其背后资本的强势之处了：从生产的维度上讲，通过控制成本，把外卖员的数量定在将将够用的水平，让他们不得不拼尽全力冒着危险才能完成所规定的工作——这跟一百年前的血汗工厂是一个套路，把劳动者剩余价值榨到最大化，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管理”。
从消费的维度上讲，大公司和资本可以转嫁风险和矛盾，比如超时配送，罚的是外卖员的钱；快递投诉，不用问直接罚快递员。反正资本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不会吃亏：本应是剩余价值剥削过度、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转移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让你觉得是外卖员服务不好，让外卖员觉得是你太苛刻了。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是背后的庞然大物在吸取双方骨髓。
现在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各地财政都开始紧张了，除了北上广深这些家底厚的大城市，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拖欠一线防疫人员补贴的现象，很多地区通过让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下班义务劳动，来去填补基层防疫的缺口。这就真应了毛主席“又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的吐槽。
三年防疫，基层的弹簧也快被撑得丧失弹性了，为了未来国家长治久安，为了给国家留住一大批负责任的基层干部，是时候要给基层松松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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