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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通告：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江泽民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附件一
江同志如何渡过人生的低谷期
01
1960年代，明信片上的武汉街景。
1966年5月，江同志从上海电科所副所长的职位上，调到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当所长。
这个研究所是为核工程做配套设计的。
从副所长变成正所长算是升职了，但也不得不面临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两地分居，让他与温馨家庭的分离，一份工资还要分成几处花。
那时他的月工资是158块。
我查了一下资料，158元按照当时干部24级工资标准，在11级-13级之间，相当于中校到大校的水平，并不算低。但因为家庭负担重，所以也并不宽裕。
据热工所的段同志回忆，他亲眼见到江同志领到工资后，在邮局汇款的情景：
扬州的父母40元，上大学的两个妹妹共30元，自己只留20多元傍身，余下的寄给上海家里。
热工所是新筹建的机构，所以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物业，只能借住在武汉锅炉厂的一幢四层小楼里。江同志身为所长也和大家一样住单身宿舍。
02
尽管条件跟上海比差很多，但毕竟担任部属大所的所长，40岁也恰是年富力强，当打之年。
正当他准备为国家的核工业作贡献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
武汉是九省通衢，华中重镇，也是运动搞得比较厉害的地方，几乎是个领导就要被斗。作为一把手的江同志，自然难以幸免。
他的罪名是所谓的“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原因无非是他去过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在同事面前赞美过“巴黎是个很美的城市”。甚至他的发型也被指责是“三十年代的样式”，不“革命”。
真是令人十分生气。
很快，“工宣队”和“军宣队”剥夺了他的权力，多次把他关进“小黑屋”反省。在《江同志有没有见过周总理？》这篇文章中也记述了，他因此与面见总理的机会失之交臂。
从这个时候起，江同志进入长达4年的“低谷期”。
03
这种低谷不光是事业上的停滞，而且还有人格上的侮辱。
拥有正牌大学文凭和多年技术管理经验的江同志，靠边站之后被安排干什么呢？
答案是，清洁工。
这种落差无疑是相当大的。
同事们回忆，那段时间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穿着胶鞋，手拿橡皮水管和扫帚”在打扫厕所和实验室。
人在低谷时，最容易产生的是绝望感，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想未来，专注眼前的事情。
老同事的记忆中，江同志打扫实验室时非常认真，满头是汗。跟他说“差不多就行了”。
可江同志却说，实验室加热段上的铜锈如果不刷彻底，会有安全隐患。
无独有偶，这时远在上海的江同志妻子王同志，也被弄到食堂扫地擦桌子。可同事们发现，她也从不抱怨，还是“那么“娴静”。
04
人生的暴击是突如其来的，会让人措手不及从而迷失方向。有人会选择沉迷在娱乐中消磨时间，但学习才是治愈的良药。
在1960年代的运动中，许多生产和科研的任务被中断。人才济济的热工所，也变得无所事事。
1969年的群众游行。
尽管已经是靠边站的所领导，你都想不到江同志干起了什么事。
他竟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亲自组织编教材，办起了英语和日语的学习班。
他对大家说：
虽然现在的形势下咱们没有太多的设计任务，但可以利用时间好好学习专业知识和外语，提高自己，总不会一直是这样乱哄哄的无政府状态吧。
这段话细品一下水平很高，既描述了未来的希望，又指出了现实的出路。大家参加外语班的积极性都很高。
在那段时光里，江同志不光为大家办起了学习班，自己还学会了游泳。
在武汉炎热的夏天，他常常和年轻的职工一道来到东湖边。波光粼粼的湖水，见证了他很快学会的蛙泳、仰泳等几种泳姿。
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位著名官员，在遭遇仕途波折后，白天就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去运动，过上“读书+出汗”的生活，慢慢走了出来。
附件二

江同志如何走出舒适圈？

01
时间来到1947年夏天，从交通大学毕业的江同志入职上海粮服实验厂。
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粮服实验厂是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当时正收购了美商的海宁洋行，又从海外引进了设备，企业实力在上海乃至中国的食品行业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解放前风雨飘摇的环境里，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想必是让人满意的。而且，江同志的岗位在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对学电机的他来说也算专业对口。
从大学生到工程师，他要面对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有一天，工人让江同志修理一台坏掉的马达。他却有点措手不及。在大学里虽然学过微积分，但没有学过修马达。
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个人能力要匹配企业需求，才能体现出价值。1947年的粮服实验厂需要马达，不需要微积分。
如果江同志当时说，“我不会”或者“这不该我负责”，那兴许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不久，江同志就担任了动力车间主任，负责为全厂的生产提供能源和动力保障，工作涉及的领域更广。
据《日出江花》第一卷记载，有一回工厂的锅炉坏了。锅炉属于热能工程，跟电机关系不大。
可江同志“把外衣一脱”，就钻进高温的炉膛检查，竟然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面对陌生领域，无非就是学与不学，做与不做，试还是不试。
只要往前走一步，就是跳脱舒适圈。
当时见证了江同志修锅炉的老工人回忆说，“益民食品厂有他和没他是不一样的啊！”
02
成功的底层逻辑往往都是相通的。
那些让人不舒适的难题，都是成功的垫脚石。
“光明牌”的产品在上海叫响之后，不光美商不高兴，很多食品行业的私企老板也不高兴。
我还找到了早年间光明棒冰的包装纸
食品行业间有行业公会，类似于今天的各种协会。益民厂虽是国企，但也是行业公会的一员。江同志作为企业的代表，需要出席公会举办的“星期聚餐会”。
对他这样一个技术出身的“企业家”来说，或许是一个难题。
聚会的参与者大多是上海滩的资本家，江同志的年龄和“盛名”，让他不得不面对挑衅。
在饭桌上，资本家们一来就质问他：
从前美商挤压我们，现在怎么你们国企也挤压我们。
这些人说的，自然是“光明牌”行销，“抢”了他们市场份额的事。
据书中记载，江同志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这样说就不对了…我们是在为国家争光，你们过去和美商斗不也是为国家争光吗？现在不是把你们压垮，而是要和你们携起手来。
江同志后来回忆说：“那时每次吃饭，资本家都会给我出一些难题，争论很激烈。”
这难题也可算作他的“外事”初体验吧。
03
为什么在职业生涯中，有的人能快速晋升，而有的人总是原地踏步呢？
除去背景、天赋和机遇，我发现“跑得快”的人都有个共同点：爱折腾自己。
话说进厂两年多后，上海迎来了解放，粮服实验厂被华东工业部整合为旗下的益民食品一厂。江同志凭借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被任命为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他不仅是年轻的副厂长，而且从动力系统这样的支撑部门，切换到了食品生产的主营业务上。
当时，工厂的主要产品是蛋黄粉和蛋白干，产品优质，可用于出口换汇。江同志一上任，很快恢复了因战乱中断的蛋类产品的生产。
可他依然不满足，他的想法是：要做冰淇淋。
当时，美商的“美女牌”冷饮系列很受欢迎，而益民厂也有冷饮生产线，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
在这件事情上，江同志做的事远远超过一个“生产副厂长”该做的：
他想出了品牌名称，而且请专人设计logo；他安排人联络媒体，大量投放“软文”；他动用大卡车沿街巡游，还组织棒冰销售的“流动大军”。
这个新创的品牌，就是如今鼎鼎大名的“光明牌”。在1950年的夏天，“光明牌”横空出世，迅速占领市场。
这段故事详细记录在《日出江花》第一卷里。他的一整套打法，组合了品牌、媒介、渠道等等手段，读来让我这个做营销的人都十分佩服。
他是无师自通的吗？
江同志在宣传上的天赋固然有，但我认为，他背后一定是下了功夫去研究的。
一个管生产的副厂长，硬是搞出了一个新品牌。换做我，这样的成就够吹一辈子。
那年也是一个虎年，他只有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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