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本土疫情防控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毒株时期、德尔塔毒株时期、奥密克戎毒株时期,每个时期的防控模式有明显区别,以下分别做具体介绍。
一、原始毒株时期(2020.1—2021.6)
特点:传播链控制与北京模式
2020年初,新冠原始毒株在我国扩散,一度导致湖北封城。原始毒株的致死率达到2%,如果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则更高。但原始毒株的传染性远不如后来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R0在3.3左右。针对这一特点,我国选择清零策略,在经历3个月的封控后,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也进入恢复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5月—2021年6月期间,我国在并未大规模封城的情况下,依旧有效控制住本土疫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得益于“控制传播链”策略。
通过筛查密接者,进而追踪传播链,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由于疫情是以传播链的方式传播(比如A传染给B,B传染给C),当发现一例感染者B后,可以通过筛查密接者等方式,来锁定其上下游传染者A和C,那么接下来只要将A和C的密接者也找出来并隔离,就能阻断疫情传播,有效控制扩散。成本很低,代价很小,无需封城。
在新冠原始毒株时代,“控制传播链”的策略非常高效,因为大部分人感染原始毒株都会发烧,发烧就得去就医,去医院就能检测出来。因此那个时期根本不用大规模筛查核酸,靠检测体温就能判别是否感染。所以那个时候出行很方便,坐飞机只要测个体温就行。
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走势:
在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控制得相对较好,即便是2020年6月丰台一度爆发新冠,但仅用了半个月就控制下来了,也基本没有影响民生。作为一个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输入、人口流动极高的城市,为什么北京能有如此抗疫成绩呢?这离不开当地居民的配合。我们知道北京居民应该是全国最拥护国家政策的,所以在新冠1.0时代,很多北京居民只要发高烧都会去就医,刻意隐瞒的人并不多。北京的居委会管控也相对严,公共区域不戴口罩基本进不去。不仅如此,北京居民在做流调的时候很配合,行程报得比较清楚,这样就有利于快速筛查密接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凭借居民配合度,北京成为原始毒株时期的抗疫模范生。
二、德尔塔毒株时期(2021.7—2021.12)
特点:精准防控与上海模式
2021年7月,南京禄口出现疫情,标志德尔塔病毒进入我国,代替新冠原始毒株成为新的传播源。
与初代病毒相比,德尔塔病毒虽然致死率有所下降,但传播能力却大幅上升,R0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如果只是这样,那对我国影响还算有限。更麻烦的是,德尔塔病毒叠加大范围的疫苗接种,使新冠感染出现了大量无症状病例,这就对过去追踪传播链的模式构成挑战。
在新冠1.0时代,感染者通常会发高烧,只要他们去医院就会被检测出来。但在新冠2.0时代,很多感染者不发烧了,也没有其它症状,然而他们仍具有传播能力。这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感染的人一旦大量流动,就会使新冠快速传播,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
不仅如此,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新冠溯源工作变得极其困难,2021年的内蒙疫情和西安疫情之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控制,就是因为一直没找到传染源头。当传播链里面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时,追踪溯源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线索。本来通过A筛查B,通过B筛查C,结果现在B变成无症状了,那整个追踪链条就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防疫策略发生转换,部分爆发疫情的城市开始搞大面积核酸,目的就是为了把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出来,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出行要求从检测体温变为核酸证明。
凭借密集的摄像头,上海一度实现“精准防控”:
如果不想搞大范围核酸,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疫情呢?去年的上海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精准防控”。所谓“精准防控”,就是利用摄像头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对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快速追踪,在疫情大面积扩散之前就把密接者完全控制住。以快制快,将感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
上海的“精准防控”,其实需要很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当出现一例阳性确诊时,需要上百个流调人员反复翻看监控录像,将确诊者近一周内所有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全部找出来,这是一个体力活+技术活。但好处是能避免大范围核酸,也不用封太多小区,也不存在漏筛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一度成为全国典范。
因此在德尔塔病毒时期,上海成为中国疫情防控最出色的城市。
三、奥密克戎毒株时期(2022.1—今)
特点:常态化核酸与深圳模式
今年年初,奥密克戎在我国新增确诊病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最终取代德尔塔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奥密克戎虽然致死率进一步下降,但传播速率大幅上升,初代奥密克戎R0飙升至9.5,也就是说在不做防备的情况下,一个阳性病例可以传染9.5个人。
奥密克戎的出现,使上海“精准防控”的模式受到冲击。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太快了,以致于无论流调人员如何加班加点,筛查密接人员的速度都赶不上新冠传播的速度。今年3月,上海出现大面积感染,最终不得不靠大面积核酸+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
在奥密克戎时代,光靠流调追踪已经无法控制疫情,再搞“精准防控”已然不现实。因此在今年4月之后,我国防疫策略发生变化,开始推行“常态化核酸”。
所谓“常态化核酸”,就是在各大城市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并对城区居民实行定期“全员检测”。通常来说,核酸检测频率最高一天一次、最低七天一次,平均三天一次,也就是查72小时核酸。而且做到“应检尽检”,居民必须持有效期内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公共场所。
今年入冬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
客观来说,在今年夏季,“常态化核酸”取得了良好效果,本土疫情一度被压制。但进入秋冬季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1、冬季气候较冷、紫外线强度较弱、空气对流差,有利于冠状病毒传播;
2、变异后的奥密克戎BA.5和BF.7传播更快、更容易隐匿。
新冠病毒变异情况:
R0
特征
原始毒株
3.3
感染肺部
Delta
5.1
病毒载量大
Omicron BA.1
9.5
免疫逃脱能力
Omicron BA.2
13.3
气溶胶传播
Omicron BA.2
18.6
史上最强传播速度
这里做一个对比,新冠原始毒株的R0为3.3,德尔塔毒株R0为5.1,奥密克戎BA.1的R0值为9.5,奥密克戎BA.2的传染系数为13.3,奥密克戎BA.5的R0值高达18.6。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意味着在未做防护的情况下,一个奥密克戎BA.5的携带者平均可以传播18个人。奥密克戎BA.5超越黑死病,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的病毒。

当然,R0是在未做防护情况下的传播能力,由于我国大量国民佩戴口罩、并积极接种疫苗,新冠病毒的实际传播系数Rt会低一些,综合来看:
夏季时期奥密克戎BA.2的R0为13.3,Rt为4左右;
冬季时期的奥密克戎BA.5的R0为18.6,Rt为7左右。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常态化核酸的情况下,入冬以来疫情仍出现扩散。
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常态化核酸虽然能帮助防治疫情,但存在漏检的可能性,原因包括:
1、部分居民不需要频繁进出公共场合,因此不经常去核酸点检测;
2、部分检测人员操作不太规范,可能会造成漏检;
3、在普遍采用咽拭子检测的情况下,一些核酸试剂本身存在漏检或误检的问题,比如假阴和假阳,有时候这可能是人为因素,因此需要多次检测来筛选阳性病例;
4、新冠感染初期病毒携带量较低,Ct值>35,隐匿性强,难以被检测到。
综合来看,在混管检测的情况下,单次核酸漏检率可能在10%-50%之间,不同的城市差别很大,一线城市漏检率应该会低一些。
这里列出一个公式:
常态化核酸下的疫情传播系数λ=病毒实际传染系数Rt×(1-核酸漏检率)÷全民核酸检测频率
实际的计算方法会复杂得多,公式这么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通常来说,新冠实际传染系数越大,核酸漏检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扩散。核酸检测频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控制。
根据传播动力学,可以根据λ(常态化核酸下的疫情传播系数)来判别疫情处于扩散还是收敛状态。当λ>1时,疫情呈扩散状态;当λ<1时,疫情呈收敛状态。
当Rt=4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今年夏季,大多数城市可以靠常态化核酸来控制疫情传播,因为此阶段主要流行的是奥密克戎BA.2,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实际传播系数Rt被压低到4左右。对于北京等一二线城市,由于漏检率低,因此在三天一检的情况下也能把λ控制在1.5以内。这样的话,只要对中高风险地区采取局部封控措施,就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对于内陆地区一些三四线城市以及部分乡县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口罩佩戴率低、居民核酸意愿弱、检测误差高、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等),这些地区漏检率较高,同样是三天一检,λ也会处于较高水平,因此面临疫情反复扩散的问题。
当Rt=7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但到了冬季,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奥密克戎BA.5进入中国,成为主要流行毒株,该毒株传播能力相当强,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可以靠气溶胶的方式传播,最远传播距离达到80米,这种传播能力相当可怕。而且在低温的加持下,传染能力进一步上升,广州等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实际传播系数突破8.2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三天一检甚至是两天一检的城市,即便漏检率很低,但也出现了疫情扩散现象。
奥密克戎BA.5已经可以实现气溶胶传播:
因此,今年冬季以来本土疫情扩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冠传播系数的大幅上升,而非所谓的地方“躺平”,很多城市一开始就在努力防疫,但仍面临疫情扩散的压力。事实上,如此强的传染性在病毒史上是很罕见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过麻疹,面对这样一种病毒,防控压力可想而知。
深圳疫情走势:
但在本轮疫情里面,深圳是为数不多的疫情没有扩散的大城市,今年下半年以来深圳新增确诊病例从未突破年初高点。要知道深圳跟香港就隔着一条河,香港大部分居民已经感染过新冠,深圳应该是全国最容易出现输入型病例的城市。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下半年深圳依然控制住了疫情,这是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核酸频率是一天一检,大部分时期,深圳都要求持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报告才能进入公共场合。从前面的计算我们知道,一天一检的防疫效率远高于三天一检。即便是在奥密克戎BA.5时期,一天一检也能将λ控制在1.5以内,这就大大延缓了疫情传播速度。
这就好比拿渔网在池塘捞鱼,要想把鱼都捞起来。要么把网眼弄得很小(降低核酸漏检率),这样不容易有漏网之鱼。要么就增加捞网频率(缩短核酸检测频率),通过多捞网来多捕鱼。
既然深圳的效果这么好,那为什么全国其它城市不学习深圳,也搞“一天一检”模式呢?
并不是不想,而是大多数城市做不到,财政是最大的约束条件。
2021年副省级和地级市公共财政收入排名:
深圳为什么能搞“一天一检”?为什么能推行“精细化防控”?根本原因是因为深圳财力远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深圳一年的公共财政收入就有4200多亿元,同等体量的广州才1800多亿元,差距相当大。深圳有大量制造业中心和外贸企业,每年能创造惊人税收。而且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属于二级财政,只用给中央交税,不用给广东省交税,财税自留比率较高。不仅如此,深圳大部分人口是年轻人,养老负担非常低,每年可以腾挪出大量资金。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深圳为什么能搞“一天一检”了,因为它能出得起这个钱。所以深圳可以在全市各个区域建立密集的核酸检测点,甚至很多小区、很多公司也可以提供核酸服务,正是靠着全领域覆盖的核酸体系,深圳才能维持“一天一检”的模式。
这里可以做个测算,深圳有1800万人,如果搞一天一检,意味着每个人每年需要做300次核酸(考虑周末和节假日因素)。在大部分都是混管检测的情况下,平均检测成本大约5元左右(不仅要考虑核酸试剂成本,也要考虑人力、储运成本)。如此一来,深圳每年的需要耗费1800万×300×5=270亿元,这占深圳全年财政收入6%左右,勉强还是出得起的。
但换成别的城市就不行,这里以河北保定为例。保定市有1000万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检,每个人年均核酸300次,那保定每年需要消费1000万×300×5=150亿元,而今年保定财政收入不到300亿元,这意味着保定需要拿全年50%以上的财政收入做核酸,这钱根本出不起。更何况,深圳基本能做到财政平衡,保定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约800亿元,是财政收入的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保定自身是很难挤出钱来搞“一天一检”的。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目前靠自身财力能推行核酸“一天一检”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杭州等极少数城市,大部分城市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但防疫又必须全国一盘棋,否则一个城市没防住,就容易传染到别的城市。
假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天一检”,那财政缺口就更大了,10亿城镇人口,每个人日均检测300次,平均检测成本5元左右,那么每年核酸检测成本=10亿×300×5=1.5万亿元。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大约19万亿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拿出全年8%的公共财政收入做核酸。其开支占比会超过军费支出和教育支出,成为财政支出最大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维持财政平衡,只能像2020年那样发行一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发钱,用于推行“一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模式。
因此“深圳模式”虽然看起来很有效,但很难在全国其它城市复制,深圳的氪金能力是大多数城市无法匹敌的。如果是靠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来筹钱的话,宏观杠杆率就得继续上升。2022年9月我国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达到273%,较疫情前上升了将近30%,继续加杠杆得慎重。
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天一检”,又想控制疫情,那部分城市可能就得采取严格封锁或者静默的政策,否则疫情还是会快速传播。
重庆疫情感染来源分布:
从重庆的疫情数据可以看出,11月以来,重庆有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社区感染所致。其中最多的是房间内感染,病毒很容易在家庭内部传播,因为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房屋内。其次是同小区感染,一些重庆市民即便是封控时期也喜欢在社区打麻将,而且不戴口罩,这就造成社区传播。其次是朋友、同事聚餐、聚会引起的感染,占比19%。再次是因为上班而引起的感染。
由于无法杜绝家庭内部传染。因此能做的办法主要是限制社区内部流动,对高风险地区私自外出行为予以限制。并且限制堂食,因为吃饭的时候要摘口罩,此期间很容易传播病毒。
因此在不搞“一天一检”的情况下,理论上通过管控高风险社区人口流动、限制堂食等方式也能控制疫情。
但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东部发达城市,基层执行能力相对较强,民众配合意愿也相对高,因此勉强能做到精准防控。但对于内陆欠发达城市,受人力和物力约束,基层执行能力较弱,很难做到精准防控。经常面临“社区管不住、流调跟不上”的问题,如果想完全控制疫情传播,往往会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比如加大封控范围、增强防控力度等。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是人来执行,不可能要求三四线城市基层人员的执行水平跟京沪一样。事实上,在面对面对奥密克戎BA.5的时候,即使是北京和广州也出现了疫情大面积扩散,连一线城市现在都很难做到精准防控,更不用说基层治理能力薄弱、财力匮乏的三四线城市了。这根本不是愿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能不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搞防疫“一刀切”或者是严格封控的话,虽然能降低疫情传播速度,却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低成本防控,需要内陆城市具备:北京的居民配合度+上海的流调水平+深圳的财政实力+超低的核酸漏检率。还是那句话,防疫必须全国一盘棋。除非切断/限制全国各城市之间人员往来,像上海那样对来沪人员管控5天,否则一个城市疫情扩散,就会导致其它城市也面临疫情输入的风险。这是一个木桶效应。
另一方面,如果不搞“清零”,同样也会付出巨大代价。
台湾省历年各月死亡人数对比:
台湾省从今年4月开始走向“共存”,因此可以发现,今年5月以来台湾省的死亡人口数大幅攀升。2022年5月—10月期间,台湾累计死亡10.8万人,往年同期值为8.6万人。也就是说,台湾走向“共存”以来,超额死亡人数为2.2万,这个数据比台湾统计的1.4万新冠致死人数要多。原因在于台湾出现医疗挤兑,导致患其它病的患者因未能及时就医而死亡。
压平感染的曲线不仅是为了保护新冠病人,也是为了保证其它病例患者也能享受医疗救治:
台湾省虽然老龄化率比大陆高,但人均医疗资源比大陆丰富,因此如果大陆这边搞“共存”,超额死亡的问题不会比台湾省轻。而且台湾省选择在今年夏季放开,一方面是高温天气降低了冠状病毒活力,另一方面当时流行的奥密克戎BA.2传播能力没有后来的奥密克戎BA.5那么强。因此台湾虽然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问题,但感染曲线被压平,整体医疗系统并未被击穿,否则死亡人口远不止2.2万。大陆如果在冬季放开,且面临的是奥密克戎BA.5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以台湾省为参照,台湾省放开后死亡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大约是0.1%左右,对应到大陆这边就是14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正常情况下我国每年自然死亡1000万人左右,意味着放开后当年我国将多死14%的人。能否接受这样的代价,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
事实上,社会上还是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是支持清零的,姑且可以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平时在防疫问题上很少发声,因为本身被保护得很好,离病毒远、离防控近。可一旦转向共存,支持清零的人就会纷纷站出来指责,届时舆论会更加混乱。石家庄防疫松绑期间,家长普遍不敢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大街上空无一人,可以说是用脚投票。所以有时候不能把舆论和现实混为一谈,要考虑一碗水端平的问题。
或者我们可以做个有趣的猜想:假如新冠改成对年轻人产生高致死率(5%)、对老年人产生低致死率(0.01%)。可能现在支持清零和支持共存的人群会互换过来,年轻人普遍支持清零,老年人则希望放开,互联网舆论也会大有不同。很多时候,立场决定观点,古今中外皆如此。
疫情下的“三元悖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的选择都要付出代价。面对R0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病毒,我们面临取舍悖论,从执行的层面来看,想做到低成本精准防控其实并不容易。有三种情况:
1、既要防住疫情,又要避免严格封控,那就只能发行一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核酸“一天一检”。虽然这也会为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但已经比“静默”等方式好很多了;
2、既要防住疫情,又不想在财政上耗费大量钱财,那出现疫情的城市只能采取严格封控,限制社交活动。通过大幅压缩人口流动的方式来降低感染;
3、如果既不想限制人口流动,又不想出现财政缺口,那就得面临疫情扩散的问题。如果最后走向放开,预计会有上百人死亡。
历年各月累计公共财政收支差额走势:
无论是严格封控,还是发债搞“一天一检”,都会增加财政压力。今年1-10月,我国公共财政收支差额(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为-4.1万亿元,去年同期则为-1.9万亿元,预计今年全年公共财政缺口将同比扩大2.5万亿元左右。这既有财政支出增多的因素,也有财政收入下降的因素。面对传染系数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如果想继续压低感染,明年财政缺口预计将比2021年扩大3.5万亿元。
另一方面,如果是选择放开,在医疗防线没有被击穿的情况下,我国将超额死亡上百万人口。如果是因为疫情传播过快、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防线被击穿,超额死亡的人数只会更多。
“电车难题”一直是个难解的悖论:
所以防疫就是个天秤,天秤的左边是3.5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天秤的右边是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社会公共领域的任何决策都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任何选择都会有代价。关于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应该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终的决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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