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爸爸活”，相信小伙伴们并不陌生。
自疫情以来，日本“爸爸活”市场急剧扩大。肉眼可见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孩开始从事这样一种“年轻女性陪年长男性约会，并且从中获得金钱资助”的援交方式。
据日媒调查发现，如今在日本10到40岁之间的女性当中，就有10%的人有做过或者正在做“爸爸活”。
最近，一些从事“爸爸活”的日本援交女孩热衷前往高田马场补习班苦练中文，只为与中国“爸爸”更好地沟通交流。
据这些援交女孩表示，这是因为中国“爸爸”实在是太有钱太阔绰了！
中国“爸爸”一般出手大方阔绰，要求不多，而且为人绅士礼貌，很好相处，简直是她们梦寐以求的神。
27岁的Y子，就认识了这样一位有钱大方的中国爸爸。
她原本在六本木的夜总会上班，后来突如其来的疫情把她的工作单位冲没了。完全找不到工作的她，为了生存，便做起了“爸爸活”。一开始被日本“爸爸”折磨到差点抑郁，直到认识现在这位中国“爸爸”，她才脱离苦海。
日剧《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
据Y子介绍，这位中国“爸爸”是一位50多岁的投资商，大约在一年前就住在日本，平日会开黄色法拉利载她，带她在东京虎之门的高级酒店套房约会。每次事后给的费用是行情的3倍以上，大概是9万到15万日元之间，还会经常送她高级奢侈品。
为了与中国“爸爸”更好沟通，Y子私下苦学中文，同时了解中国的美食与文化。她还会四处搜罗东京高级中餐厅，力求给中国“爸爸”宾至如归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中国“爸爸”无论在生理抑或心理上，都需要日本援交女孩。
据一位在日本从事酒店业的中国人透露，一些在日本的有钱中国人，都认为身边跟着一位年轻貌美的日本女性，是一件颇有面子的事情。
再加上如今日元持续贬值，有日媒大胆估计，日本将会出现“中国有钱人爆买日本援交女孩”的趋向。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日本援交女孩开始嫌弃日本“爸爸”。她们觉得，日本“爸爸”普遍小气抠门，而且要求诸多，实在太难相处。
为了筛掉这些抠门的人，女孩们现在都纷纷要求“爸爸”一见面就得付1万日元的见面费。
对此，一些日本“爸爸”表示不满。他们认为第一次见面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爸爸活”，因此最多只能付3000日元的交通费。一开口就要1万日元，多少有点不妥了。
他们还认为现在好多女孩压根就不想做“爸爸活”，她们只是奔着这1万日元去的，露个脸拿了钱就跑。
况且大家一开始只在“爸爸活”APP联系，即便双方匹配成功，但在实际见面之前，根本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据说还有人专门利用这点，进行诈骗，简直是防不胜防。
不过援交女孩认为，为了见面自己特意精心打扮一番，自然要有相应的报酬，毕竟并不是在做慈善。
1万日元其实也是用来筛选“爸爸”的，从这个金额就可以看出爸爸的经济能力，以及他们对“爸爸活”的接受程度。那些不愿意付钱的，要不就是低调的有钱爸爸，要不就是“大人乞丐”（只奔着上床去的），要不就是穷人。
20多岁的公司职员A子，做了两年“爸爸活”。她认为特意出门与陌生异性交流，这对于年轻女孩来说是蛮有危险性的。因此，最低限度也要给1万日元。如果现在连1万日元都想省，那么以后就会很抠门。反正女孩做“爸爸活”就是奔着钱去的，这就是事实。
与此同时，一些日本“爸爸”相当狡猾，事前约定是1万日元，没想到吃完饭后，信封里只塞了1000日元。
与花式抠门的日本“爸爸”相比，难怪援交女孩会视中国“爸爸”为神，为此日本援交女孩甚至组团到世界各地找中国“爸爸”。
近期在LINE上，涌现了许多招募日本女孩出国做“爸爸活”的社群。这些社群声称出国做“爸爸活”每月能赚400万到600万日元，工作地点遍布全球，服务对象80%都是当地有钱的中国人。
但实际上这样的工作隐藏着巨大的危险性。
最近，一个名叫“愛沢のあ”的日本AV女星因涉嫌卖淫而被中国香港警方逮捕。
据报道，愛沢2018年作为AV女星出道，2019年改名后二次出道，疫情之后她便挂着“日本性感女演员”的头衔，到中国香港做“爸爸活”，每次都出没在尖沙咀一带。
以往日本援交女孩的出差，一般都是从东京等大城市到地方。而如今，受到日本经济下行、日元贬值的影响，援交女孩都纷纷出国赚外快。
而疫情导致成人影片拍摄减少、再加上日本AV新法的规定，AV女星的工作机会减少了许多。
正当愛沢为生计发愁的时候，她所属的制作公司给她介绍了一份外快，到公司旗下的中介公司（实则为拉皮条），出国赚钱。
愛沢最爱到中国香港出差，因为中国人有钱大方，她一边游玩一边做“爸爸活”，一直都相安无事，没想到这次却被抓了。
据报道，客人向愛沢支付了6000到7000港元，约合11到13万日元。然而愛沢拿到手的仅有一半，4000港元，约合7万日元。皮条公司直接抽掉一半的钱。
与愛沢殊途同归的是，恭子即便没有被逮捕，但全程人身自由受到威胁，报酬也被严重克扣。
恭子也是从事AV行业，她最初签订了10天的出差合同，但不到一周就吃不消了，哭闹着要回日本。
恭子去了美国出差，一天要接待10多个客人，她在国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她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去，吃的只是速食，因此她哭着想要回日本。
即便如此，皮条公司强迫她接客。等到结束的那一天，恭子算了算自己一共赚了300万日元，但她最终只能带90万日元回日本。
对此，皮条公司给她的理由是，从美国带回日本去的现金，是有限制的。剩下的钱会通过地下汇款的方式汇给她。即便扣除手续费，恭子还能拿到200万日元，但是至今这些钱都没有下落。
随着出国做“爸爸活”的危险事件不断发生，援交女孩也开始拒绝出国，甚至是减少了做“爸爸活”的频率。
东京的大久保公园，那些站街的援交女孩被称为“立ちぼ”，21岁的マイカ便是其中一人，她差点遭遇过海外“爸爸活”的险象。
マイカ出生乡下，家境一般，自从到东京上大学后，开始学会化妆和打扮，并且和要好的朋友一起参加了滑雪社团。借了奖学金买昂贵的滑雪用具，生活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她开始做“爸爸活”，在推特上注册了专门做“爸爸活”的账号。
一旦踏进“爸爸活”的市场，女孩们将逐渐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她们会被物化成商品，被明码标价挂在市场上供“爸爸”挑选。
マイカ只和“爸爸”谈钱，拒绝和他们谈恋爱，哪怕有时候一次外出旅行过夜就能拿到30万日元，她都不想去，因为她只喜欢牛郎。
正如日剧《明天，我会成为谁的女友》一样，マイカ每月都会投入100万到200万日元给自己心仪的指名牛郎，甚至打算冒着危险到海外出差给牛郎冲业绩。
她一到机场，办理好登记手续以及行李托运后，自己的护照就被皮条公司没收了，对方告知要到了目的地才能归还护照。
マイカ感到很慌张，她在之前就听说过，许多到海外出差的人，都会被克扣工资、人身威胁，严重的甚至会被下药迷奸。
她怕自己去了就回不来，于是趁着对方没有留意，把自己的护照偷偷拿了回来，抛下行李，连夜赶回了家。
她这样一做，生活更加入不敷出。加之如今日本援交女孩数量众多，甚至快要达到饱和。日本“爸爸”普遍抠门，甚至还会故意压价，并不是谁都可以遇到中国“爸爸”的。
于是マイカ开始打零工，每天上班15个小时，每月大概能赚12万日元，空余时间再做“爸爸活”补贴。
日本“爸爸活”现象日益严重，最直观的还体现在梅毒感染者的激增之上。
日本的梅毒感染者从2021年开始就急剧增加，截止今年10月23日，日本全国梅毒感染人数为10141人，比去年增加了2268人。这是自1999年有统计以来，首次破万。
在感染者中，男性为6230人，女性为3144人，男性的感染者是女性的一倍。男性感染者在年龄段上分布平均，在20到50岁之间都有感染者。女性在20岁至29岁之间的感染者最多，为1843人，占女性的58.6%。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调查发现，感染者有过半都与风俗业有关。其中有27.6%的男性、30%的女性因“爸爸活”而染上梅毒。
据风俗业内人士透露，如果有风俗女孩得了性病，就会连忙调她到别的门店工作，而这些女孩私下还会偷偷从事“爸爸活”。
既然做“爸爸活”要面临多重风险，那为什么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女孩选择从事呢？
一方面，这与日本女性的贫困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日本的援交现象由来已久。每个援交现象严重的时代，都是女性贫困问题突出的时候。譬如上世纪的90年代，与受疫情影响的现阶段。
有日本学者认为，目前日本正处于“降格する貧困”，即“降级贫穷”阶段。
所谓“降级贫穷”，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如愿以偿地工作，只能在亲朋好友的接济下勉强度日。日本的降级贫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不稳定的非正规雇佣增加，导致劳动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日本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政策。
除了少数特定的富裕阶层之外，如今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或将成为贫穷阶层。曾经所谓的“日本1亿人全都是中产阶级”，仅仅是破碎的白日梦。
在其中，相较于男性，女性特别容易贫困。这是因为女性劳动者多为非正规的雇佣者。在非正规雇佣者中，有70%都是女性。再加上薪酬不均，假设男性的工资是100日元的话，那么女性只有70日元。倘若是非正规雇佣者的话，那就仅有50日元，仅是男性工资的一半。
日本经济分析师曾对日本现今的雇佣环境进行分析，发现疫情期间、在疫情后被解雇的几乎都是工资低廉的非正规雇佣者，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些行业包括住宿业、饮食业、文化娱乐业、美容行业等等，大部分都是服务行业。
在如今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中，有21%是疫情之后才从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贫穷。
其中，日本女大学生无工可打，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如果无法缴纳学费就得中途退学、休学，为了凑够学费，生活费、房租，学生们只能硬着头皮赚钱，做“爸爸活”勉强度日。
此外，由于收入锐减，一些女白领做“爸爸活”兼职，也成为了常态。
29岁的丽子在工作日是一位白领，到了周末她就会成为一名援交女孩。每周五晚上从老家出发，周末就从事“爸爸活”兼职，平均每周会有10万日元的收入。这样的生活，是从与未婚夫订婚的时候开始的。
丽子做“爸爸活”，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导致收入锐减，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增加收入，买一套属于自己与丈夫的婚房。如果按照如今两人的收入，是绝对买不到房子的，那么以后要生小孩的话，生活就会更加困难。为此，丽子便瞒着未婚夫，自己做“爸爸活”来存钱买房。
日本女性的贫困，其实也与日本“男尊女卑”思想、日本女性地位低有关。
二战后，日本女性就被潜移默化规训“必须得依赖男性才能生存下去”。未婚的时候就依赖父母，结婚之后就依赖丈夫。到了老年，就依赖丈夫的退休金。
那些没有任何依赖对象的单身母亲、父母双亡的未婚女性，在日本法律中均属于透明人。她们无所依靠，因此贫困率很高，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让她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给她们的生活以及精神造成沉重的打击。
即便是有所依赖，日本女性也会因为家庭矛盾、家庭暴力等家庭原因，变得贫困。
疫情冲击之下，由于父亲在家时间变长了，家庭矛盾激增，包括家暴、父亲的虐待、性暴力等等，导致一些年仅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孩纷纷离家出走。
没有住处的她们，大多会聚集在新宿歌舞伎町那些“トー横”的小巷子，日本人会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孩为“トー横キッズ ”，トー横女孩。
这些女孩会被附近风俗店的皮条客算计着，也会被推特上的“好心人”诱骗。他们的话术不外乎就是免费提供住所给女孩们，然后哄骗她们去做“爸爸活”。
除了贫困，另一方面还因为日本年轻人自我肯定感非常低。
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年轻人自我肯定感偏低。这与“自我有用感”有关。所谓“自我有用感”，指的是在与周围人和社会的联系上，人所获得的存在价值。
贵子当年便是为了寻找自我的存在价值，而做起了援交。
贵子如今已为人母，在上世纪90年代，她是一名活跃在前线的援交少女。
1996年，“援助交际”成为了当年的日本热词。彼时还是高中生的贵子便是其中一员，她的一条原味内裤售价3000日元到5000日元，外出喝茶在5000日元到3万日元之间。发生关系一般在5万日元左右，她也收过10万日元。如果是处女的话，可以收20万日元。
那时贵子能够月收入50万日元，她就拿这些钱请姐妹们一起吃喝玩乐。她不敢买奢侈品，就是怕父母会怀疑。
贵子并不是因为贫困才做援交。她出身名门，高中也是著名的私立学校。当时做援交主要是因为在家里获不到重视、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非常自卑。
后来年少无知的她在朋友的教唆下，觉得援交很酷很有魅力，便开始流连各种夜总会，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直到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后，她才后悔莫及，赶紧回归正途，进入企业工作，并且结婚，诞下女儿。
对于如今日益严重的“爸爸活”现象，贵子的态度很微妙：
“女孩子做爸爸活其实无所谓，但如果是我女儿要做的话，我肯定死都不会让她做。”
到这里，或许会有小伙伴仍然会觉得这些“爸爸活”女孩不自爱。
不过小编认为，与其百般指责那些从事“爸爸活”的女孩，倒不如换个角度看看：
如今的日本社会，真的有给这些年轻女孩选择的余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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