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本土疫情防控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毒株时期、德尔塔毒株时期、奥密克戎毒株时期，每个时期的防控模式有明显区别，以下分别做具体介绍。
一、原始毒株时期（2020.1—2021.6）
特点：传播链控制与北京模式
2020年初，新冠原始毒株在我国扩散，一度导致湖北封城。原始毒株的致死率达到2%，如果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则更高。但原始毒株的传染性远不如后来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R0在3.3左右。针对这一特点，我国选择清零策略，在经历3个月的封控后，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也进入恢复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5月—2021年6月期间，我国在并未大规模封城的情况下，依旧有效控制住本土疫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得益于“控制传播链”策略。
通过筛查密接者，进而追踪传播链，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由于疫情是以传播链的方式传播（比如A传染给B，B传染给C），当发现一例感染者B后，可以通过筛查密接者等方式，来锁定其上下游传染者A和C，那么接下来只要将A和C的密接者也找出来并隔离，就能阻断疫情传播，有效控制扩散。成本很低，代价很小，无需封城。
在新冠原始毒株时代，“控制传播链”的策略非常高效，因为大部分人感染原始毒株都会发烧，发烧就得去就医，去医院就能检测出来。因此那个时期根本不用大规模筛查核酸，靠检测体温就能判别是否感染。所以那个时候出行很方便，坐飞机只要测个体温就行。
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走势： 
在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控制得相对较好，即便是2020年6月丰台一度爆发新冠，但仅用了半个月就控制下来了，也基本没有影响民生。作为一个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输入、人口流动极高的城市，为什么北京能有如此抗疫成绩呢？这离不开当地居民的配合。我们知道北京居民应该是全国最拥护国家政策的，所以在新冠1.0时代，很多北京居民只要发高烧都会去就医，刻意隐瞒的人并不多。北京的居委会管控也相对严，公共区域不戴口罩基本进不去。不仅如此，北京居民在做流调的时候很配合，行程报得比较清楚，这样就有利于快速筛查密接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凭借居民配合度，北京成为原始毒株时期的抗疫模范生。
二、德尔塔毒株时期（2021.7—2021.12）
特点：精准防控与上海模式
2021年7月，南京禄口出现疫情，标志德尔塔病毒进入我国，代替新冠原始毒株成为新的传播源。
与初代病毒相比，德尔塔病毒虽然致死率有所下降，但传播能力却大幅上升，R0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如果只是这样，那对我国影响还算有限。更麻烦的是，德尔塔病毒叠加大范围的疫苗接种，使新冠感染出现了大量无症状病例，这就对过去追踪传播链的模式构成挑战。
在新冠1.0时代，感染者通常会发高烧，只要他们去医院就会被检测出来。但在新冠2.0时代，很多感染者不发烧了，也没有其它症状，然而他们仍具有传播能力。这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感染的人一旦大量流动，就会使新冠快速传播，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
不仅如此，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新冠溯源工作变得极其困难，2021年的内蒙疫情和西安疫情之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控制，就是因为一直没找到传染源头。当传播链里面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时，追踪溯源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线索。本来通过A筛查B，通过B筛查C，结果现在B变成无症状了，那整个追踪链条就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防疫策略发生转换，部分爆发疫情的城市开始搞大面积核酸，目的就是为了把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出来，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出行的要求从检测体温变为核酸证明。
凭借密集的摄像头，上海一度实现“精准防控”：
如果不想搞大范围核酸，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疫情呢？上海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精准防控”。所谓“精准防控”，就是利用摄像头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对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快速追踪，在疫情大面积扩散之前就把密接者完全控制住。以快制快，将感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
上海的“精准防控”，其实需要很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当出现一例阳性确诊时，需要上百个流调人员反复翻看监控录像，将确诊者近一周内所有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全部找出来，这是一个体力活+技术活。但好处是能避免大范围核酸，也不用封太多小区，也不存在漏筛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一度成为全国典范。
因此在德尔塔病毒时期，上海成为中国疫情防控最出色的城市。
三、奥密克戎毒株时期（2022.1—今）
特点：常态化核酸与深圳模式
今年年初，奥密克戎在我国新增确诊病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最终取代德尔塔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奥密克戎虽然致死率进一步下降，但传播速率大幅上升，初代奥密克戎R0飙升至9.5，也就是说在不做防备的情况下，一个阳性病例可以传染9.5个人。
奥密克戎的出现，使上海“精准防控”的模式受到挑战。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太快了，以致于无论流调人员如何加班加点，筛查密接人员的速度都赶不上新冠传播的速度。今年3月，上海出现大面积感染，最终不得不靠大面积核酸+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
在奥密克戎时代，光靠流调追踪已经无法控制疫情，因此在今年4月之后，我国防疫策略发生变化，开始推行“常态化核酸”。
所谓“常态化核酸”，就是在各大城市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并对城区居民实行定期“全员检测”。通常来说，核酸检测频率最高一天一次、最低七天一次，平均三天一次，也就是查72小时核酸。而且做到“应检尽检”，居民必须持有效期内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公共场所。
今年入冬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
客观来说，在今年夏季，“常态化核酸”取得了良好效果，本土疫情一度被压制。但进入秋冬季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1、冬季气候较冷、紫外线强度较弱，有利于冠状病毒传播；
2、变异后的奥密克戎BA.5和BF.7传播更快、更容易隐匿。
这里做一个对比，新冠原始毒株的R0为3.3，德尔塔毒株R0为5.1，奥密克戎BA.1的R0值为9.5，奥密克戎BA.2的传染系数为13.3，奥密克戎BA.5的R0值高达18.6。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意味着在未做防护的情况下，一个奥密克戎BA.5的携带者平均可以传播18个人。
当然，R0是在未做防护情况下的传播能力，由于我国大量国民佩戴口罩、并积极接种疫苗，新冠病毒的实际传播系数Rt会低一些，综合来看：
夏季时期奥密克戎BA.2的R0为13.3，Rt为4左右；
冬季时期的奥密克戎BA.5的R0为18.6，Rt为7左右。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常态化核酸的情况下，入冬以来疫情仍出现扩散。
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常态化核酸虽然能帮助防治疫情，但存在漏检的可能性，原因包括：
1、部分居民不需要频繁进出公共场合，因此不经常去核酸点检测；
2、部分检测人员操作不太规范，有可能会造成漏检；
3、在普遍采用咽拭子检测的情况下，一些核酸试剂本身存在漏检或误检的概率，因此需要多次检测来筛选阳性病例；
4、新冠感染初期病毒携带量较低，Ct值＞35，隐匿性强，难以被检测到。
综合来看，在混管检测的情况下，单次核酸漏检率可能在10%-50%之间，不同的城市差别很大，一线城市漏检率应该会低一些。
这里列出一个公式：
常态化核酸下的疫情传播系数λ=病毒实际传染系数Rt×单次核酸检测成功率÷全体居民核酸检测频率
实际的计算方法会复杂得多，公式这么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通常来说，新冠实际传染系数越大，核酸漏检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扩散。核酸检测频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控制。
当Rt=4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今年夏季，大多数城市可以靠常态化核酸来控制疫情传播，因为此阶段主要流行的是奥密克戎BA.2，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实际传播系数被压低。对于北京等一二线城市，由于漏检率低，因此在三天一检的情况下也能把λ控制在1.5以内。这样的话，只要对中高风险地区采取局部封控措施，就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对于内陆地区一些三四线城市以及部分乡县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口罩佩戴率低、居民核酸意愿弱、检测误差高、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等），这些地区漏检率较高，因此λ处于较高水平，造成疫情反复扩散的问题。
当Rt=7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但到了冬季，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很多城市的流行毒株是奥密克戎BA.5，该毒株传播能力相当强，可以靠气溶胶的方式传播，最远传播距离达到80米，防不胜防。而且在低温的加持下，传染能力进一步上升，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实际传播系数突破8.2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三天一检甚至是两天一检的城市，即便漏检率很低，但也出现了疫情扩散现象。
因此，今年冬季以来本土疫情扩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冠传播系数的大幅上升。并非所谓的地方“躺平”，也跟20条没什么关系。面对一个实际传播系数几乎翻倍的病毒，防控压力确实存在。
深圳疫情走势：
但在本轮疫情里面，深圳是为数不多的疫情没有扩散的大城市，今年下半年以来深圳新增确诊病例从未突破年初高点。要知道深圳跟香港就隔着一条河，香港大部分居民已经感染过新冠，深圳应该是全国最容易出现输入型病例的城市。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下半年深圳依然控制住了疫情，这是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核酸频率是一天一检，大部分时期，深圳都要求持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报告才能进入公共场合。从前面的计算我们知道，一天一检的防疫效率远高于三天一检。即便是在奥密克戎BA.5时期，一天一检也能将λ控制在1.5以内，这就大大延缓了疫情传播速度。
因此要想控制全国范围内疫情扩散，有两种办法：
1、大幅降低核酸漏检率，比如用肛拭子代替咽拭子；
2、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天一检，代替之前的三天一检。
这就好比拿渔网在池塘捞鱼，要想把鱼都捞起来。要么把网眼弄得很小，这样不容易有漏网之鱼。要么就增加捞网频率，通过多捞网来多捕鱼。
但综合来看，方法1不具备可行性，这肯定会遭到大多数人反对。只有方法2，也就是常态化核酸一天一检才能控制疫情扩散。而且必须是在全国范围内这样搞，否则防控较松的城市还是容易出现大量感染，并将疫情传播到防控紧的城市。防疫必须全国一盘棋，不然一地感染，周围城市也有可能跟着感染。
如果全国范围内搞一天一检，普遍推广深圳模式，虽然不能完全杜绝疫情，但至少可以延缓疫情传播速度，为防控争取宝贵时间。但问题在于，如果搞一天一检，势必会加剧很多城市的财政压力。
这里可以做个测算，以重庆为例，重庆有3000万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检，意味着每个人每年可能需要检测300次（考虑周末和节假日因素）。即便大部分都是混管检测，平均检测成本也需要5元左右（不仅要考虑核酸试剂成本，也要考虑人力、储运成本）。如此一来，重庆每年光核酸检测就需要耗费3000万×300×5=450亿元。2022年重庆财政收入预计不到2000亿元，也就是说在一天一检的情况下，重庆需要掏出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拿来做核酸，这样一来财政压力会很大。
如果是以全国为例，10亿城镇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检，每个人日均检测300次，平均检测成本5元左右，那么每年核酸检测成本=10亿×300×5=1.5万亿元。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大约19万亿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拿出全年8%的公共财政收入做核酸。其开支占比会超过军费支出和教育支出，成为财政支出最大头。
这是一个很难取舍的问题，一方面要尽可能压低感染数量，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如果在全国范围推行“一天一检”的话会带来一定财政压力。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如果想控制疫情，又不想严格封锁经济，可以效仿2020年，发行一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发钱，用于推行“一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模式。
是否要在全国范围推广深圳模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一般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进一步权衡利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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