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小菲再疯，也没有她疯

这两天，大S和汪小菲这对前任夫妻，吵得不可开交。

这两个人先不说，但其中，要说最给力的，还是汪小菲的妈妈——张兰女士。

她的人生，是自主选择的，丰富的，充满激情和冒险，波澜壮阔的人生。

她在任何境遇里，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追求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TL编辑部塔塔

文：Kyle

首发：Kyle（ID：kylehello）

大家都知道，最近汪小菲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又是不想交电费，又是要床垫，又是晒生活费，又是炮轰小s服用药物，又是要回台湾，又是烧床垫……

汪小菲这一发疯就是好几天，这一出连续剧，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但更让人惊讶的，是汪小菲的妈妈——张兰。

一边是儿子在微博发疯，一边是母亲撇下了老脸，疯狂蹭热度卖货，战斗力爆表。

有人对她最近的直播做了个统计：

10月22日-11月5日，直播40场，每场直播时长1-4个小时不等；
11月5日-11月21日，共计直播40场，平均每天直播近3场；
11月21日，单天就开启了5场直播。
23日更是直播到了凌晨1点。

据说张兰的直播间销量暴涨500%，11月23日上午，销量最高的酸辣粉销售额已超6000万元。

能在风波中，淡定面对，拉下面子，想办法站在风口和机会中赚钱；抛开家事来说，64岁的张兰，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确实很牛掰。

尽管儿子汪小菲的私事被全网围观，引来无数争议和谩骂，但她本人的人生经历，却是一个大女主的剧本。

张兰的彪悍，从小时候就体现出来了。

她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其父是清华大学教授，因为父亲“成分”问题，张兰的母亲被迫改嫁，一家人还从北京下放到了湖北农村。

继父管教很严，给张兰定制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表；

再加上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所以张兰不仅要学习，还要承担了家里大量的农活，以及照顾年幼的弟弟。

小小年纪的张兰，早早就被锻炼出了独立的能力。

1973年，张兰14岁。初中毕业的她，不甘于在湖北农村做厂工，思来想去，她决定在一天夜里，偷偷爬上火车，躲在运煤的火车里——她要去北京。

这一行，没有跟家里人商量，但她不是要离家出走，而是想尽办法拿到调令，举家迁回北京。

就这样，她前后爬了几辆火车，饿了啃两口自带的干粮，渴了喝两口凉水，两天后终于到了北京。

尽管当时她才14岁，但已经很有谋略，她得知负责人事调动的是一位阎司长，而阎司长的女儿，恰巧是她的同学。

于是她先找到这位女同学叙旧，讲述自己的惨状；又来到阎司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情，三天两头去求他。

接着她又每天拎着姥姥做的一大饭盒红烧肉卤蛋，外加一大饭盒狮子头，到阎司长的办公室里：“阎叔叔，你尝尝！”

最后，她又带上她的小姐妹，来到阎司长的办公室，坐在地上哭闹，不肯起来。

就这样，张兰软磨硬泡，终于成功要到了她的调令，一家人成功迁回了北京。

这时的张兰，已经显现出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她说：“我心里盘算的事儿，只要认准了，跟谁也不说，直接去干。”

1987年，张兰从北京工商大学顺利毕业。这时候的她，已经结婚生子。

1988年，张兰和汪小菲的父亲离婚。

为了赚钱养家，张兰决定将8岁的汪小菲交给父母，只身前往加拿大。

关于离婚和出国的这段经历，张兰也曾说过自己的想法：

“我之所以在30岁出头的年纪选择独自出国打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这段婚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彼此的信任和依赖，早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琐事中消磨殆尽。
所以说，婚姻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它所带给我的影响，就是让我不得不走向物质独立、精神独立的道路。”

到了加拿大，张兰开始了到处打黑工的生活。那时，她一天能打6份工，洗碗、刷盘子、扛猪肉、做帮厨、搞清洁等等，一天16个小时，多苦多累的活儿，她都能干。

不仅如此，张兰每天早晨一起来就给房东做早餐，给患病的房东太太擦拭身体，只为了住上免费的地下室。

身体上的苦能忍，不能忍的是对家、对儿子的想念。

有一天，她正在雇主家里打扫卫生，听到电视里传来的消息：中国申办1990年亚运会成功！

张兰愣了几秒，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热血涌上头顶，她“啪”地丢开手里的吸尘器，冲进地下室的淋浴间，把水开到最大，连衣服都没脱，站在喷头下从头冲到脚，号啕大哭。

积聚了太久的思乡之情，在那一瞬间爆发了。

到了深夜，她总是看着儿子的照片哭，为此她发誓只要挣到2万美金，就马上回国。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兰参加了美加地区华人选美大赛，竟意外拿到冠军。并且，恰逢加拿大实行人道移民政策，表姐二话没说就帮她交了律师费办理工作卡。

1991年末，张兰终于攒够了2万美金，她选择了放弃加拿大绿卡，立马买机票，回到了北京。

带着儿子风光了一阵后，张兰投入了创业的热潮中。

通过她在加拿大的打工经历的观察，张兰决定开一家中高档饭店。

经过考察和分析，她最终将自己的餐馆锁定在有特色的川菜上，取名“阿兰”酒家。

为了让餐馆更有四川特色，她莽撞地登上了前往四川的火车，一路打听，一路找人。

“其实我在四川一个熟人也没有，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就上了路。”

然后带着一火车皮用来装修的竹子，加上十多个工人，又风风火火地回到北京。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装修，1992年的夏天，独具格调的阿兰酒家正式开业了。

凭借着胆识、经验和努力，阿兰酒家成了当时北京最高档的川菜馆。

有人来捧场，她就满屋子挨个敬酒，练就了两斤白酒也喝不醉的功力；

有人来闹事，她也不怯场，酒瓶子一抄，“咣”地在吧台上一磕，反手就将尖锐的玻璃碴杵在那人的喉咙上。

饭店最高时一天流水高达四万元，在那个年代，是不得了的收入了。就这样，张兰趁胜追击，又相继在不同地方开了几家高端餐饮店。

她负责经营，弟弟帮她管账，营业额甚至突破50万。

可枪打出头鸟，张兰的成功惹来了不怀好意的歹徒。

正巧张兰出国看儿子时，突然接到电话，说她弟弟遭歹徒跟踪，被捅十六刀，不治身亡。

当时，张兰五雷轰顶，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弟弟是她生命里除了儿子外最重要的亲人。

张兰第一时间赶回国内，关了饭店，强忍着悲痛，专心干一件事情——追查凶手。

半年后，凶手被抓到了，张兰这才得知，凶手们蓄谋已久，原本的计划目标是她，但她的突然出国，使得弟弟成了替罪羊。

知道了这件事的张兰，更加悲痛自责，她在书里写下了当时的心情：

“我不敢让姥姥听见。我倒在地上，用枕巾堵住嘴，像一条被灼烧的虫，扭曲地打着滚！我哭，我心里疼，怎么会有如此蚀骨的疼痛，汹涌浩瀚地将我淹没！我满心的悲号，搅烂了五脏六腑，却只能化作口中低沉的呜咽。人间，这哪里是人间，活生生的地狱啊！“
“我一度以为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没有一分一秒，不在疼痛与内疚中挣扎。在我看来，身边每一个人都比我幸运，比我幸福，我陷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再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

关于弟弟的逝去，张兰至今不能释怀：

“这一页，我不是不能翻，而是不想翻。”

她宁可背负着深深的创痛，在暗无天日的人生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