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

©文/言九林 编辑：瑞秋的春天
☄ 从前逃跑，是军人们想挽救自己的人生；现在不跑，是军人们想挽救子孙的人生。
因洪武时代的士兵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士兵逃亡的现象非常严重。于是，朱元璋试图在百姓中间造成一种互相举报的恐怖氛围，来将藏匿民间的逃兵们集体挖出。
朱承认朝廷满天下捉拿逃兵给百姓造成了非常大的扰害，“民怨已满朕耳”，但他将这种扰害的根源，算在了“影射（即藏匿之意）逃军之家”的头上，说他们将逃兵藏起来不举报，是在“坐视群民受害”，这种家庭“父母妻子兄弟并无一个为善者”。
据此，朱元璋号召“邻里耆宿并豪杰之士”行动起来，将那些藏匿逃兵的家庭“全家拿赴京来”，该家庭将被迁居化外，他们的家产将被赏赐给参与捉拿之人。[1]
互相举报的恐怖氛围确实很快便形成了。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中说，“其有亲戚影射，四邻擒获到官者，本人枭令，田产入官，人口发往化外，如此者多矣”，许多逃囚（朱没提到逃兵，但情况应是相同的）被亲戚藏匿起来，结果被邻居们抓捕送入了官府。
在这种恐怖氛围下，“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为了保全家庭里的其他人，父母只好将儿子扭送官府，亲戚们也只好将其他亲戚们抓送京城。[2]
举报氛围很恐怖，也确实吓住了一些人。但士兵的逃亡没有停止，因为逃亡的源头是军户世世代代“不如猪狗”，此事在整个洪武时代坚如磐石，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
于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初，兵部侍郎沈溍仍在就逃兵问题上奏。沈溍说：之前“因各卫军士逃亡”，兵部总共下发了1432道堪合文书，让地方政府去抓捕逃兵、勾补军户。
结果直到现在，“十二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负责追逮工作的官吏全都玩忽职守，“俱无回报，是致军伍久阙”，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鬻放正名，以族属同姓者发补”的事情，不去抓真逃兵和真军户的男丁，反强迫其他同姓之人去顶替军户充军。[3]
由兵部发出1432道公文可知，逃兵现象仍然极为严重——按洪武四年吏部的统计，明帝国有府141，州192，县1113，共计1446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4]。
虽然未必是每个行政区划皆下发了公文，也非每个行政区划只下发一次公文（比如有些公文可能发给了地方巡检司衙门），但公文数量与行政区划数量的简单比对。仍有助于理解逃兵问题的严重程度。
此外，沈溍没有解释“十二布政使司及直隶府州”为何全都没有动静，仅笼统指责“追逮官吏玩法”。其实，地方政府之所以消极怠工，是因为在《大诰续编》的第七十一条里，朱元璋还有一项号召：
“敢有违朕之言，仍有勾逃军官吏生事搅扰良民，其良民中豪杰之士、耆宿老人会议捉拿赴京，见一名赏钞五锭。”[5]
朱元璋一面命令地方官府派官吏下乡抓捕逃兵，一面又以物质奖励为饵号召“豪杰之士”与“耆宿老人”将那些“生事搅扰良民”的追逮官吏抓捕入京。
如此，地方官府便没有了下乡积极捉拿逃兵的动力，毕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便不错”是官场中人人皆知的道理。
积极下乡捉拿逃兵，未必能得到朝廷的奖赏（成果不可控），却有可能被地方耆老与豪杰当成害民者抓起来扭送京城（捉逃兵很难不与地方百姓发生冲突）。风险太大收益太小，“最合理”的处理办法，便是消极怠工。
朝廷当然也明白这种消极怠工的原因何在。只是，朱元璋公开颁布的政策是不可能更改的，唯一的补救之法，便只有用严格的“数目字”来考核地方官员。洪武二十五年，朝廷出台新的“巡检考课之法”——地方巡检衙门的主要职务，便是抓捕逃兵、逃囚和盗贼。新考核办法规定：
“巡检考满，捕获军囚盗贼等项二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升一级，有私杖者对品用。一百名之上，无私杖者对品用，有私杖者降杂职。三十名之上，无私杖者降杂职，有私杖者降边远杂职。不满三十名者，发边远充军。”[6]
大意是：巡检衙门的主官（一般是正九品）要想升职，必须在每个考核期抓捕到200名以上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且没有“私杖”之类的违法行为。
想要维持原职位，必须在每个考核期抓捕到100名以上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且没有“私杖”之类的违法行为。如果考核期内抓到的逃兵逃囚和盗贼不足30人，那该巡检衙门主官就要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充军了。
用“数目字管理”搞考核也治不了本。明代军人的逃亡之风从洪武时代一直刮到了崇祯时代。据做过兵部职方司主事的明代人陆容披露，唯一能够有效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永乐时代的“旗手卫”和“府军前卫幼军”采取的政策。其具体内容是：
“旗手卫有等军士，永乐间奉有不逃止终本身、逃者子孙勾补之旨。宁老死行伍，无一人逃者。府军前卫幼军，旧亦多逃。近比旗手之例，著为常令，故今亦无逃者。”[7]
大意是：永乐年间，旗手卫（护卫皇帝出入并守卫四门的部队）的士兵有一项“优待”，如果自己不逃跑，便只须本人终身当兵；如果逃跑了，便须将他的子孙抓来补足缺额。所以，该部队的士兵全部宁愿老死在军队中，无一人逃跑。府军前卫幼军的士兵以前也经常逃跑，后来照搬了旗手卫的办法，便再也无人逃跑。
陆容说，“盖逃者特为身谋，其不敢逃者，为子孙谋也”——从前逃跑，是军人们想挽救自己的人生；现在不跑，是军人们想挽救子孙的人生。相比恐吓士兵本人，将他们子孙当成人质，以他们后代的人生幸福做要挟，被证明是更有效的管控方式。
注释：[1] 《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43-844页。[2] 《大诰三编·逃囚第十六》。《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03页。[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条。[4]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酉条。[5] 《大诰续编·逃军第七十一》。《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44页。[6]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三，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辛卯条。[7] （明）陆容撰；李健莉校点：《菽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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