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对比美国，为何中国

互联网公司更能创造就业

©文/ 维舟 编辑：瑞秋的春天
☄ 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能更好地将新技术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为全社会提供生活便利，进而带动更多就业，最终让更多人从中获益。
自10月初以来，美国多家高科技和互联网巨头陆续开始大量裁员，仅七家公司就可能有多达9万行业精英加入失业队伍：亚马逊传言裁员31000人、Intel裁员24300人、Meta裁14761人。
动静最大的推特虽然“只”裁3750人，但却砍了一半员工，新老板马斯克扬言：要么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硬核”文化，要么就走人。
在我们这边，疫情冲击之下刚从谷底爬升的经济也很不容乐观。对无数职场新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寒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7月的毕业季，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9.8%，9、10两个月虽然下降到了17.9%，但依然处于高位。
在此经济下行之际，几乎各行各业都在蜷缩过冬，不敢大举招人——也许核酸检测机构除外。有人根据天眼查数据，对比了截止今年6月1日和去年6月1日的各家互联网大厂的社保人数，结果发现，十家头部企业无一不在减少，加起来少了34402人，前三分别是：字节跳动（-7358人）、滴滴（-5237人）、阿里（-4375人）。
当然，有人说：“对于大几万人的互联网公司，这个数量也就是正常流动。”确实，这大抵也就占各家员工总数十分之一上下，但问题在于，以字节跳动为例，从2017年到去年底，员工总数从几千人急速扩张到11万人，而像现在这样的收缩还是前所未有的。
1
重增长还是重就业？
作为新经济的最典型代表，互联网企业的动向对市场来说有着指标性意义，因为这些年来，正是这些新经济领域带动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在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仍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平台员工数达到623万，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约7800万人，同比均增长约4%。
经济学家Tim J. Kane在研究1977-2005年间美国的就业市场后发现，老牌公司每年失去约100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说，每年解雇的人数比新雇员多100万），但初创企业则每年创造约300万个工作岗位。他的结论振聋发聩：“在就业增长方面，初创企业并非一切，它们就是唯一。”
这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中国，不然新工作岗位从哪里来？李克强总理在两年前就曾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每年需要创造900万个工作岗位，“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涉及社会稳定，毕竟一半的中国家庭都是“手停口停”。
对老百姓来说，“稳经济、保增长”的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保就业”。这其中存在微妙而重大的差别，因为有时候经济倒是增长了，就业却陷入了停滞。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看似矛盾的“有增长无就业”现象，它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被称为“失业型复苏”。大致从1970年代中期起，随着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涌现，既取代了一部分工人，但也创造了大量新产业和新岗位。然而，美国经济“有一个巨大区别：新的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其他国家创造的”（《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
的确，美国引领着这一经济变革，孕育出无数创新企业，几乎在全球“赢家通吃”。到2016年，仅谷歌、facebook、亚马逊、苹果这四家顶流企业的市值就高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全国的GDP，但印度当时有12.5亿人，而这四巨头在美国仅雇用了不到40万，其中还包括了苹果零售店和亚马逊仓库的大量员工。
美国凭借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能够对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进行几乎实时的协调反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服从经济规律，完全可以将工作外包给任何一个更具成本竞争力的地方，将高薪岗位转移到低薪国家。
因此，美国的失业往往是所谓“结构性失业”，即劳动力的供应和需求不匹配：底特律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比美国其它任何一座大城市至少高出9个百分点，同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倍，因为这座汽车城的很多产业工人的技能找不到用武之地。
这样，仅保留研发等核心职能的美国总部达到了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实现了人员的精简，但对美国自身的就业带动却相对没那么高，Intel的高层早在2004年就曾对《纽约时报》明白说过：“我们留在美国不是为了优化就业，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2
新机会从哪里来？
和美国不同的是，国内的互联网经济本身结合了新技术和庞大、低廉的人力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平台带动的服务市场，吸纳和带动了大量就业人口，还催生了许多新职业，外卖平台、共享经济创造出了外卖小哥、网络主播、主播经纪人、场景包装师、直播讲师等新岗位。
这里重要的还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带来一点安心。像微信小程序这样的数字化工具，在疫情期间还发挥了重要的促消费、稳就业作用。现在总有人说：“失业了，大不了去送外卖。”但试想一下，没了美团，你就不能把送外卖当作最后的托底就业了。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20年7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测算，2019年仅阿里集团的电商平台带动就业的机会就多达4976万个，而抖音则直接或间接带动了3617万个灵活就业机会。据推算，京东对线下门店、中小商家和新农业释放技术和服务能力，也带动了近2000万人就业。
《数字生态就业创业报告》显示，以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数字生态，在2021年衍生的就业收入机会达到4618万个——像我这样写公众号的自媒体人，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
这是不难想见的，毕竟每家互联网公司所构筑的庞大商业生态，势必都需要大量下游的合作商、外包、零工密切协作，尤为关键的是：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大厂，其竞争力本身就取决于他们能有效结合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便利服务。
不少人出国后往往发现，欧美日的数字经济虽然也很发达，但却没有那么便利的无线支付、外卖送餐、共享单车，直播带货也远不如国内兴盛，因为这些创新本身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商业环境。
就此而言，这是企业和社会之间达成的双赢：企业带动就业、优化服务，最终提升中国的竞争力，而消费者在得到便利的同时，也能在新经济中看到更多新机会。
不论我们是否乐意，新技术进化的脚步不会停顿，在不久的将来（这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发生），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力极有可能会变得像农业一样，只需要少量人手就能生产出全社会所必需的生活物资，而剩下高达80%以上的劳动力，都必须依靠服务业来吸纳。
怎样才能创造新的服务业工作机会？那就得以“用户中心主义”的原则，通过提升用户体验来产生价值，因为标准化的产品功能已经难以满足千百不等的市场需求，也只有创造体验，才能为产品或服务带来更多附加值。
近些年来所谓“懒人经济”和“刁钻消费”，其实说到底关键点就在这里：挖掘更多用户需求，基于这些洞察，才能知道怎么做。
问题是：这些隐藏的用户心理，如果不是通过大数据的捕捉、分析，单凭直觉几乎是无法发现的，否则就不叫“刁钻”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只有不断分析动态变化的海量数据，才有可能提供度身定做的用户体验。
在这一意义上，数字经济并不是像钢铁、汽车那样是某个产业门类，而是新时代为各行业赋能的一种方法。这不仅仅是改善工作过程、成就一些中小创业者，更重要的是促进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没有这样一种力量的推动，每年新增900万工作岗位的目标势必更难实现。
经历了这两年的疫情封控，很多人恐怕都深有感触：如果没有微信群一个个群主的信息沟通、社区团购和外卖骑手，可能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
在紧急事态下，这不仅开辟新的就业机会，对每个人来说更是救命的“刚需”，也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在封控之前，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出来，团购和骑手对我们的生活如此重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Hod Lipson曾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很少人能成为新经济的赢家：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技术专家、科学家或数学家，即使可以，当机器能够免费从事这些工作时，谁还会付钱给我们呢？是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将制造这些机器、编写代码并提供重要的思想。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为谷歌工作。
确实，每年申请加入谷歌的多达300万人，但成功率仅为428:1，比进哈佛（14:1）还要难30倍。
当然，在中国要加入腾讯、阿里也很难，但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能更好地将新技术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为全社会提供生活便利，进而带动更多就业，最终让更多人从中获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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