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比”出身是现在年轻人不曾体会的伤感

【留美学子】第2813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命啊！6次我哭艺术梦

作者：沈宁美国

我从小有多种多样的艺术天才﹐也先后几次险些踏入艺术圣殿﹐但终于失之交臂﹐未得以艺术为职业。

我的父母本就有艺术才能﹐又是专功英国文学的大学毕业生﹐所谓幼承庭训﹐天然自成。父亲因为在中国吃文字饭的艰难﹐教训子女﹐长大不许学文科。他为我们子女规定人生道路有两条﹐要麽干技术﹐要麽干艺术。

母亲则说﹕不管你们将来做什麽，就算是做个工程师，艺术修养也很要紧。科学家裡大概谁也比不了爱因斯坦，他会拉小提琴。每星期跟另外几个物理学家合奏弦乐重奏。科学家要有创造性思想的自由头脑，而乏味枯燥的生活只会消灭创造性。

我和弟弟小学二年级起﹐学习小提琴。小学四年级开始﹐我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59年少先队建队十周年，我们合唱团在人大会堂里演出过。五年级那年﹐为参加北京市小学生文艺会演﹐学校编排了一个小舞剧﹐我在其中﹐连续三个月，每天排练。

经常正上著课，学校广播忽然响喊起﹐叫我们去排练。每次都是同样的排列点名﹐就像一首歌﹐印在脑子裡了﹕沈宁、李穆、田凯、周景平、查良瑜﹐至今不忘。我们五个人，两个六年级，三个五年级，都得马上离开教室，去练舞。我们自然得意得很﹐同学们也羡慕得眼睛冒火。

我们的舞剧通过西城区选拔，参加全巿小学生文艺会演，获得北京巿小学生舞剧表演第三名。比赛以后，我们不再排练，学校广播不再整天喊我们的名字，可以安安静静上课﹐一切恢复正常。

过了几天，解放军艺术学院派了两个军官﹐一个上尉﹐一个中尉﹐小学男生对军衔总是特别感兴趣﹐能辨别和记住。他们说﹐军艺的领导﹐观看了北京市小学生文艺会演﹐目的是挑选苗子。他们觉得我很有舞蹈天才﹐节奏感强，动作舒展，表情准确﹐所以有意收我到军艺附小﹐一边读书一边练功。

我们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音乐老师﹐聚了一屋子﹐七嘴八舌﹐把我夸到天上去了﹐就怕军艺的人不带我走。

说了一阵话﹐军艺两个军官取出卷尺，比著我的身体测量，身高，胳臂，大腿，小腿，脖子，脚，手，肩膀，头围，腰围，填到一个表格上。然后两人低声交谈，断定我将来能长到至少一米八。

他们说﹕培养舞蹈演员，要从十一二岁开始﹐所以军艺经常从小学生裡挑学员。如果我同意，他们约个时间，先接我到军艺去看看。这学期上完，就转学到军艺去。军艺有小学班，还教语文算术，不耽误文化课学习。

小学毕业以后，升军艺附中，还是边念中学文化课程，边作专业训练。这样一直上到军艺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到各兵种或军区文工团去，像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等。

学校老师听了﹐兴奋得不得了﹐不住声地鼓励我。军艺的人又说﹕有些家长不愿意子女干文艺，要我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如果家长同意﹐可以一起到军艺去参观。我说﹐爸爸早说过，要我长大或者干艺术，或者干技术，现在我能上军艺﹐干艺术﹐他不会不同意。军艺的人听了﹐很高兴。

那天晚上，父亲母亲下班回到家，我向他们报告这件事。父亲听完，挺高兴，说干艺术他不反对。只要他们看中，我可以去。母亲不愿意，乾乾脆脆说了三个字：不许去。

我见过小学生文艺兵，穿军装，带五线谱肩章，很神气。我想﹐参了军，努力进步，就能入共青团，入共产党，作军官，当上尉，当中校，没准还能当上将军呢。我说了一大堆，希望能用努力上进的决心，说服母亲同意。可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说这样小年纪选定终生事业，太早了。过几年，干不成了，怎麽办？不管我和父亲怎麽说，母亲死活不许。没有办法，第二天上学，我只好告诉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错过从事艺术事业的机会。后来长大﹐经历多些﹐就明白了为什麽母亲坚决反对我转学到军艺。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无论如何不可能参加解放军或者共产党﹐与其后来被人家踢出来﹐不如干脆不进去。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总之一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第二次失去艺术前程﹐是军艺招我转学未成后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两个人来学校找我﹐他们不穿军装戴肩章﹐所以记不清他们什么样了。他们也是看了全市小学生文艺会演﹐相中我。他们要拍一部电影﹐记得说是叫粮食﹐裡面有个儿童角色﹐想要我去演。又是弄来弄去好半天﹐还带我到北影去试了镜头。最后说我实在太城市气﹐演不了农村小孩子﹐只好作罢。

后来这部电影拍出来了﹐裡面没有儿童角色。我当时倒没觉得什麽﹐过了些年﹐才知道后悔。如果当时懂点事﹐周末到乡下去看看农村小孩什麽样﹐用心学学﹐也许就从此干上电影了﹐日后没准能成就个赵丹第二呢。

第三次错过艺术生涯﹐是小学毕业投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小学保送去考的﹐我们学校有四个学生。其中一个同班同学﹐也是朋友﹐叫做李大康﹐是李焕之的儿子。李焕之是延安时期的老共产党人﹐中国音乐界的领导﹐《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就是李焕之写的。

我们去考试﹐家裡并不知道﹐学校让去﹐拔脚就走。初试考唱歌﹐我通过了。音院通知寄到家裡﹐母亲看到﹐又来阻止﹐就没去考复试。李大康当然是考上了﹐中学时候我们还保持来往﹐后来不知为什么，他又不继续上音院附中了。

说解放军艺术学院不收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弟﹐中央音乐学院难道也不收麽﹖我自己后来的经历﹐证明母亲没错﹐我这样政治背景的人﹐共产党真的不准干艺术。他们大概会怀疑﹐说不定哪天﹐我在台上﹐高呼一声拥护国民党﹐怎麽得了。

那年代在中国﹐没有比政治保险更重要的事情﹐一个两个艺术天才不值什麽﹐唱歌的跳舞的到处找得到。所以中国出不了乌兰诺娃﹐出不了海菲斯﹐出不了马兰白兰度﹐出不了帕瓦罗蒂。

初中在北京三十一中读书﹐有一次学校裡举办朗诵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不知因为什麽关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舒绣文女士﹐到学校来观看了比赛。舒绣文当时是中国顶尖的话剧演员﹐是主演蔡文姬﹐武则天﹐罗密欧﹐和格尔楚德的人物。

赛完之后﹐老师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舒绣文坐在那裡﹐她找我。她说看得出来﹐我有不错的文学底子﹐对作品有理解﹐也有很好的嗓子﹐还懂得运用﹐朗诵起来知道分层次。她很耐心地讲解朗诵和表演的基本技巧﹐指导我学著做。

最后她满意了﹐说﹕北京人艺最近要招一批学员﹐她鼓励我去报考。她当时从身上掏出一张报名表﹐交给我﹐说是填好了寄到人艺去。她又说﹕她是剧院主考之一﹐她有信心﹐只要按照她的指导﹐用心琢磨练习一些时候﹐我一定考得取。

当时在场的学校老师比我还高兴﹐舒绣文一走﹐就盯著我当场填表﹐又千叮咛万嘱咐﹐要我马上寄出去﹐一定按时去考试。有个学生考上北京人艺﹐那可是学校的光荣。我们小学出了个于是之，校庆的时候来演讲，老师学生羡慕得眼睛都红了。

我照著老师的要求填好报名表，出了校门就把表撕了，没去北京人艺报名。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这样的人，没资格做艺术梦。不管哪个艺术团体﹐一查家庭出身，就不会要我，费那心干什麽？

那算是我第四次痛失艺术生涯吧。

我考进北京八中读高中﹐准备考大学﹐将来做工程师﹐也继续跟随朱光老师学习小提琴。朱光老师当时是北京电影乐团的首席﹐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刚上高中﹐母亲有一次跟朱光老师聊天﹐说我计划投考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

朱光老师说﹐那两所大学都有很不错的学生乐团﹐我拉小提琴﹐也许有录取的优先。朱光老师又问母亲﹐有没有意思让我干艺术﹐他可以推荐我投考北京电影乐团。他是主考﹐说话算话。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光老师话音未落﹐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别说我上大学或考乐团了﹐朱光老师自己都成反动权威。有一次我去看他﹐远远站在衚衕裡﹐看他弯腰曲背﹐拿把大扫帚扫街﹐没有一点艺术家的风度﹐真正的斯文扫地。

我心裡很难过﹐可是不敢上前问候一声﹐不是怕他给我惹麻烦﹐而是怕我给朱光老师添罪名。我家是国民党反动派加右派分子﹐比朱光老师处境更糟﹐黑九类裡最下一等。

俗话说﹐事不过三，我这已经是五次打碎艺术美梦了。但还没有完﹐命裡注定﹐还得再多一次伤心。

文革期间﹐父亲关牛棚﹐母亲挨批斗﹐学校逼我下乡插队﹐走投无路。1969年二月﹐我跟随数万北京中学生一起﹐到陝北穷乡僻壤落户。一年之后﹐各地工厂机关单位到农村招工﹐北京插队学生纷纷离开乡下。

我背著国民党反动派的家庭出身﹐无论如何没人要﹐到当地电厂做锅炉工都不合格。看著同学们摩拳擦掌﹐准备进城﹐我心裡发慌。我绝不肯死心踏地﹐就在乡下活一辈子。

那年我回北京过春节之后，回陝西的路上，多了个心眼，在西安住了几天﹐提著我的琴﹐硬闯到陝西歌剧院去﹐问能不能考乐队。没想到，人家还真的正招学员，碰巧了。招生的主管老师名叫莫里，人挺好，在他家裡考我。

听我拉了几曲小提琴，跟我谈了一会儿话，忽然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从小在北京少年宫合唱团，还得过北京巿小学生会演舞蹈第三名。

莫里老师一听，知道我会表演﹐更高兴了，当时让我唱了一首歌。嘱咐我在西安多住些时，他安排我每天到陝歌受训，然后参加一次院和团领导的考试。如果考上了，就收我做歌剧演员。

他说：拉琴的还算好找，会唱的万裡挑一。陝西歌剧院早就青黄不接，什麽戏都演不成。他跟我谈话时候，听出我嗓子好，有很亮的金属音质，所以问我会不会唱歌。

这麽著﹐我又在西安住了一阵子。陝歌给我拨了一间琴房，派了一个辅导老师﹐每天弹琴练唱。莫里老师也常来检查﹐跟辅导老师商量安排我的考试。真没想到﹐外面演的全是江青的样板戏，歌剧院老师教唱，还是全部西洋发声，唱西洋歌曲﹐那几天我可过足了瘾。

最后莫里老师认为我的本事够大了﹐安排正式考试。在陝歌的小礼堂裡﹐坐了好几排院领导﹐团领导﹐和业务骨干。我上台﹐站在中央﹐辅导老师在一边弹琴伴奏﹐真像开我的独唱音乐会。

按照莫里老师和声乐老师的安排，我唱了一首意大利民歌﹐一首歌剧咏叹调﹐一首《白毛女》的杨白劳。莫里老师说﹐不唱一首样板戏﹐党委的人通不过。

唱完之后﹐领导们要研究讨论﹐就让我走了。我刚走到歌剧院大门口﹐莫里老师追上来﹐问我是否准备回陝北。他说院裡和团裡两级领导们已经通过﹐决定录取我进歌剧团学员队。我本来想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回陝北了﹐干脆留在西安﹐拿到调令之后﹐再回陝北去办手续。也许莫里老师觉得为发现了个人材﹐兴奋得不得了﹐没等我回答﹐就说﹕院办公室今天就发外调﹐只要你父亲单位的回函一到﹐我们马上给你发调令。

我一听﹐心就凉了。莫里老师所说的外调﹐是中国五六七八四个十年里﹐特有的一个手续﹐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家﹐是致命的一道关口﹐跟法庭判决差不多。

那是一个单位党委向另一个单位党委发正式函件﹐调查该单位职工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表现。那外调函上面盖的党委公章﹐就像张开的血盆大口﹐能够把人活活咬成千丝万缕。

听完莫里老师的话﹐我感谢了他的关怀﹐答应回村去等候他们的调令。莫里老师又嘱咐﹕没有接到他们的调令之前﹐千万不要接受任何其他单位招工。我听了心裡发笑﹐他还以为我是个什麽香饽饽﹐人见人爱？却哪裡晓得﹐我实在是个扔哪儿都没人拣的反革命狗崽子。

不出所料﹐我在陝北村裡等了一年﹐什麽音讯都没有。期间我又去过两次西安﹐到莫里老师家裡去问候。他一直觉得奇怪﹐为什麽父亲所在的外文出版局始终不给陝歌剧发回函。莫里老师嘱咐我不要去别的单位﹐他说男声生学唱﹐二十多岁不算迟﹐尤其我原本声音好﹐再说也还算受过些训练。拖到到第二年﹐再去看莫里老师﹐他也灰心丧气了。

对于陝歌来说﹐外文局不回函﹐他们就不能发调令。还是多少年前我就明白的道理﹕共产党不容许我这样的人上舞台﹐讲话不行﹐唱歌也不行﹐好像怕我喊出一句拥护国民党来﹐让观众听见﹐中国的天就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