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把抗疫的巨大经济投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ICU病房，这才是保证我们渡过危机、保障生命的根本办法。
拒绝躺平，本文只是讨论一个科学问题。
（一）在讨论采取什么样的防疫政策时，是否会产生医疗资源挤兑是最关键的问题。我国之所以采取动态清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政策，其最基本的担忧就是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一旦新冠蔓延，会发生医疗资源挤兑，造成超额死亡。
这种事情的确在2020年至2021年的西方国家普遍发生过。拿西方医疗资源最发达的德国来说，在2020年第一波疫情高峰期，日需要ICU床位数超过4.5万，而德国只有2.85万张床位，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州也都ICU床位不足；同时，各国的与ICU匹配的医护人员更加不足。导致美国2020年和2021年的超额合计近百万，德国也超过15万（Our World in Data，Oxford）。现在很多人赞扬西方防疫政策多么好，其实忽视了疫情初期这种政策下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很多人批评我国过去的防疫政策，这也忽略了它事实的成就。
（二）2022年2月以来，新冠流行病毒逐渐过渡到以奥密克戎为主，重症率和病死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症率大约0.3%，而死亡率在0.1—0.15%之间，而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重症率达20%左右，死亡率近8%，2021年流行的德尔塔病毒的重症率也在3%左右。因此，新冠病毒对医疗的冲击力大大减小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估量我国的医疗资源是否能够应付疫情，这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取舍平衡，以最小的代价渡过危机。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专门选取了日本、韩国作为参考样本，这是因为两个国家：
1.它们的新冠流行，主要是奥密克戎大流行，比如日本新冠患者约90%是奥密克戎感染者，其住院率和重症率对未来防疫更具参考价值；
2.奥密克戎流行之前感染人数非常少，没有西方国家已经初步实现群体免疫的情况，因此可以推算出我国日感染峰值，进而计算医疗资源需求量；
3.它们都是东亚人种，与中国人不存在所谓的“体质差别”；
4.两国在奥密克戎流行之前，都是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入境管制以及社会隔离措施，通过研究他们的应对情况，可以判断放松管制、逐步回归正常，是否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三）通过WTO所统计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开始进入高发期是2月8日以后，高峰期是7月19日至9月9日，这51天每日感染人数都在10万以上，其中8月24日感染人数达到24.3万人，这一天前后一周平均感染人数也达到22.3万。而这一周，全日本平均住院人数为38866，进入重症监护室患者为1772人。
（日本2022年新冠感染者入院及ICU使用情况统计，数据来源：WTO）
日本每十万人约有13.8张ICU病床，那么其总床位数约17000张，因此，其医疗资源在高峰期，能够应付奥密克戎大流行。尤其是，目前疫情已经回落到低位，医疗资源能对疫情的能力更是绰绰有余，根据11月1日东京都卫生防疫部门的统计，专门给新冠患者预留的ICU床位使用率不足10%。
（11月1日东京新冠专用医疗资源使用情况，ICU病床420张，使用量37张，使用率约8.8%，数字来源：东京都新冠应对网站，https://stopcovid19.metro.tokyo.lg.jp/zh-cn）
韩国疫情经历了两个高峰，一是3月9日至4月9日，平均日感染人数都在10万以上，最高峰的一周平均日感染人数约39.9万；二是整个8月份，平均日感染人数在8万以上，最高峰期8月22日前后一周，平均感染人数13.5万。
由于WTO没有展示上半年的住院人数统计数据，从下半年数据看，住院高峰期也是8月22日前后，住院人数为3720人，进入ICU的患者512人。据统计，韩国每十万人拥有12.4张ICU病床，那么全国约6400张ICU病床，韩国政府今年专门拨付810张ICU病床给新冠患者，因此，其医疗资源也能应付大流行高峰期的需要。
（韩国2022年新冠感染者入院及ICU使用情况统计，数据来源：WTO）
此外，中国台湾地区也给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台湾从5月开始进入大流行，也呈现两个高峰，5月10日至7月7日是第一个高峰，其中5月28日前后一周平均感染人数达到8.19万；9月6日至今，日增维持在3万以上，其中10月5日达到54874人。全台共有ICU床位数约6800张，防疫部门专门拨付789张给新冠患者，高峰期使用率约71.7%，亦能够应付大流行。
总之，由于病毒发生了变异，尽管上述国家和地区在今年发生了大流行，但是总体来看，日韩（扩大范围还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等）较为平稳地渡过了大流行，其总体死亡率也比疫情第一阶段大大降低。比如，由于过去重症率高造成的医疗资源匮乏，美国死亡率为1.03%左右，而韩国仅为0.11%，降低了近九成。
（四）那么我们再来思考中国是否有能力应对的问题。根据日韩以及全球主要国家奥密克戎流行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中国发生大流行的测算。由于奥密克戎传播力强，在其病毒高发期，日感染人数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可以达到0.2%至0.4%左右，考虑到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地形复杂、城市化率低，人口聚集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因此，病毒传播速度也就相对低，上限大致在0.3%左右，也就是高峰期每天约420万人感染。
根据各国奥密克戎治疗情况的统计，高峰期七日住院人数与感染人数比值在5%——10%左右，ICU设备使用人数与感染人数比值在0.2——0.8左右，我们分别取8%和0.5%的中间值。那么我国疫情高峰期，普通病床需求量25万张，ICU需求量约2.1万张。
我国目前具有各类病床总数944万，平时利用率约70%，应对一般入院患者是绰绰有余的，新冠患者床位需求量也就是占社会总体供给量的2.6%。ICU病床方面，根据官方的统计，2018年全国拥有的ICU病床数约5.26万，即便假设这几年有所新增，达到6万张左右，但是鉴于我国ICU病床长期使用率高居不下，达到90%以上，可以拿出来给新冠患者的空余资源并不多，估计空缺在1.5万张左右。我国的ICU病房医生和护士则更为缺乏，当下中国ICU医师人数与床位数比约0.8:1，护士人数与床位数比约1.96:1，低于1:1和3:1的国际平均标准，医生和护士缺口分别在4万和10万左右。
（五）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的结论和建议：
1.     我国在疫情第一阶段的动态清零是必要的，在病毒演化为奥密克戎之前，高峰期需要的ICU床位在15万张以上，现有的医疗资源可以说是杯水车薪。仅仅一个武汉疫情阻击战就耗费了全国约八分之一的危重症医疗资源，如果是全国范围大流行的话，中国的医疗资源根本无力应付。两年来的动态清零政策至少挽救了至少两三百万人的生命，功莫大焉。
2.     在病毒演化为奥密克戎以后，我国的医疗资源应对能力大大提高，医疗资源挤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应对一般住院患者已经基本没有问题，重症治疗则尚有不小的医疗资源缺口，但是属于经过努力，可以补齐的范围。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测算的是高峰期资源需求量，属于瞬时最大值，而大流行期间平均需求是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左右，更容易满足。
3.     充足的ICU床位是减少超额死亡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应该把抗疫的巨大经济投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建设ICU病房，这才是保证我们渡过危机、保障生命的根本办法。一些反对建设ICU的专家认为，其建设和维护成本过高，尽管建设10万张ICU病床需要的物质成本在1000亿左右，每年维护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在2000亿左右，但是与目前全国大范围的核酸、隔离费用相比，以及与造成的间接损失相比，微不足道。所以，建ICU仍旧是成本最低，最能釜底抽薪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是提高医疗资源水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一个契机，这个投资绝对是有价值的。
4.   如果把绝大多数资源配置在核酸检测及隔离上，重点在“防”、忽于“治”，那么，最终无法为群众构筑可靠的生命防护线，无法贯彻中央提出的“生命至上”的要求。动态清零不是疫情防治的目标，而是争取时间窗口的一种手段，如果把手段当成目的，那就将沉默成本无休止加大。
5.     采取何种防疫政策，应该有公共卫生界人士的专业声音，而不是笔者等非专业人士瞎嚷嚷，现在霸屏的都是各种非医学界人士，希望能有更多专业声音出来。本文中的测算也不一定科学，权当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更精准的数据，更有建设性的意见。
6.     一定要做好新冠危害性科普工作，未来新冠多数患者是中青年人，一定要减少他们的恐慌，让他们认识到新冠可以很快治愈，轻症患者去挤兑医疗资源，才是未来最值得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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