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11月14日

这是馒头说第 499 篇文章
哪怕放到整个中国古代
光绪帝也算是一个悲情皇帝

而由于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

他的悲情更显得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努力,他的挣扎,他的退让,
也包括他的死


1
1908年11月14日,下午六点过。

内务府大臣增崇一家正准备吃晚饭,宫里忽然来了一个送通知的差人,送来了一个口信:

“万岁爷病重,请堂官即刻进里头预备差使。”
听到这话,增崇和他那几个同样在内务府当差的弟弟面面相觑,脸上的神色捉摸不定。
增崇当下问了差人,还通知了谁?差人回话:
“咱们宅是头一家。从这儿再到沙井胡同给奎大人送信,然后到马大人胡同景大人宅,继大人宅在西城麻花胡同,是由别人去送知会的。”
“奎大人”,指的是首席内务府大臣奎俊,“景大人”,指的是末席内务府大臣景丰,“继大人”,指的是次席内务府大臣继禄。
四位内务府大臣全部通知到齐,增崇一听就知道,万岁爷绝对不仅仅是“病重”的事了。
增崇马上中止了晚饭,吩咐备车马,就往宫里赶。在出发之前,他和首席内务府大臣奎俊已经通了个气:先穿常服去,但随身带着素服。

照片中间者为增崇,左为他的儿子察存耆,右为他的孙子察奎垣。当天的这些场景和对话,来自察存耆后来的口述回忆《光绪之死》。
到得宫中,四位内务府大臣迎面碰上了一群走出来的太监,领头的一位太监说:
“大人们的差使我们都替当了。请大人们上去看看吧。”
增崇心下一沉——万岁爷驾崩那么大的事,不让内务府大臣参与,而只是由太监打点,这事儿本来就不寻常。
等到进去一看,一具棺木已经停放安好。
大家都知道棺木里躺的是谁——刚刚驾崩的爱新觉罗·载湉,也就是光绪皇帝。
这时太监又发话了:
“大人们请回宅歇息歇息吧,明天一早上来听旨,恭办大事吧。”
增崇知道,所谓的“听旨”,听的就是慈禧太后的“懿旨”。
回到宅中,增崇和他的两个弟弟合计,一位弟弟说:
“这简直太可怕啦!”
另一位弟弟说:
“这里面怕是有什么事儿吧?”
增崇叹了口气,摇摇头说:
“这咱可就说不清啦!”
增崇他没想到的是,“说不清”的事还没结束:就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左右,要给他们发“懿旨”的慈禧太后在把三岁的溥仪立为皇帝之后,也一命呜呼了。

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前后相差不到20个小时。

满朝大臣,在那几日满面悲戚,却又满腹狐疑,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用当时吏部考功司主事胡思敬后来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德宗(光绪)先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
2
众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慈禧和光绪之间的恩怨情仇,其实早就摊在桌面上了。
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驾崩,无后。由于有“太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的规矩,身为同治帝母亲的慈禧千挑万选,选出了既是自己侄子又是自己外甥的载湉,立为皇帝,年号光绪。此举可谓是“一石二鸟”——由于这算是为自己夫君咸丰立的嗣,就形成了母子关系,自己依旧可以以“太后”身份垂帘。而载湉当时年仅4岁,又便于控制。

慈禧对光绪的感情,确实是有些复杂的。
一方面,膝下已无子嗣的慈禧没有理由和一个孩子建立仇恨,更何况从理论上来说,光绪成年后终会亲政,两人建立真正的亲昵母子关系对她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并不能说慈禧对年幼的光绪是不爱护的,按照她自己对臣属的说法是:
“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
“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但另一方面,长期垂帘听政给慈禧带来的权力快感已如同一针上瘾的毒品,无法轻易摆脱。尽管光绪视己为母,恭敬从命,但慈禧依旧还是要千方百计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更何况光绪并非是一个毫无主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人,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抱负——一方想要权,一方不肯放,双方势必会渐渐产生矛盾。

慈禧太后
所以,光绪实际掌握权力的那个日期不断被慈禧以各种理由推后:
14岁光绪应该亲政时,慈禧却在他背后“训政”,说是等他大婚之后再彻底放权;16岁大婚之后,慈禧不仅给光绪安排了大他三岁的自己内侄女隆裕皇后,更是把一干“训政”时期的重臣都留在了光绪帝身边作为监视。虽然自己宣称要去颐和园养老,但要求光绪每天都必须到颐和园向她请安,朝中的大事必须要向她“禀白而后行”。

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权力中枢的博弈,朝中开始形成了“后党”和“帝党”两派。

两派的最初交锋起自甲午战争:光绪极力主战,慈禧先主战,后主和。这场堪称是中日近代“国运之战”的成败得失,自然不能用简单的“主战”或“主和”来判断是非,却由此埋下了之后光绪和慈禧的公然对决的导火索——戊戌变法。

由这场“百日维新”引发的母子决裂,背后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尽管这场既不接天线也不踩地气的“变法”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光绪帝痛定思痛后的顺应民心之举,是完全可以理解且顺应历史潮流的。及至变法步履维艰之际,退无可退,维新派只能铤而走险,但所谓的“围园劫后”计划被证明只是一场纸上谈兵,反而让慈禧太后彻底对光绪失去了最后一丝温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关进了只有一条通路对外的瀛台。对于慈禧而言,已与自己结怨的光绪肉身存在不仅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将成为一种威胁——一旦自己百年之后,很可能就会被彻底亲政的光绪从上到下“翻烧饼”。

为此,慈禧先是策划了“己亥建储”,试图用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取代光绪,另立新帝。不料列强一点面子也不给,并不承认“新储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恼羞一时的慈禧向列强宣战,结果被一路攻破北京,最终只能带着光绪等人仓皇“西狩”。
慈禧当时一定要带着光绪逃跑,并不是因为她怜惜光绪的生命,而是她知道一旦自己离开北京而光绪留下,列强毫无疑问会把实权交给他而废黜自己——天真的珍妃临死前还试图让慈禧把光绪留下“坐镇京师”,等待她的最终归宿只能是那口深不见底的井。

等到慈禧回到北京依旧掌权之后,朝中内外对光绪的最终命运已经捏了一把汗了。

1904年,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在与当时的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对话后,向国内报告:

“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时。”
而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的《崇陵传信录》中,慈禧的态度更是公开化了——当她听到有人告诉她说,光绪听说自己连日腹泻时面露喜色,顿时怒道:

“我不能先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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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光绪究竟是病死的,还是被人谋害而死?

长期以来,大量学者为此争论不休。由于当时不可能有案卷记录,再加上涉及中国宫廷内部最高掌权者之间的暗斗,想获得确切的史料证据确实是非常难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光绪是“自然病死”的观点是颇有拥趸的。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支撑,就是大量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关于光绪的“脉案”——当时各大中医为皇帝会诊的诊断记录。

从光绪早年的“脉案”可知,他自幼体弱多病,而光绪自己在37岁口述和记录的《病原》中也写到:自己有长期遗精史,多的时候每月有20多次,少的时候每月也有两三次,导致长年耳鸣,气虚。再加上变法失败后被慈禧长年软禁,心情郁结,身体状况更是一路下滑。
根据记载,光绪虽为名义上的皇帝,但其实待遇很差,尤其是被软禁在瀛台后,一度到了“食不果腹”和“衣不暖身”的地步:很多菜肴都是腐臭的,要加菜须征得慈禧同意;居所年久失修,四处漏风,让人糊个纸窗也会引来慈禧恼怒。

即便是请来的太医,从问诊到开方,也必须全程由慈禧控制,导致一些太医在给光绪会诊过程中也只是走过场完成任务。有一次,光绪亲自检查开给自己的药物,发现枸杞上生的都是蛀虫,为此大发雷霆,却又无可奈何。

光绪帝
当然,慈禧“虐待”光绪的记载虽然随处可见,但这并非是光绪最终被“谋杀”的证据。从诸多“脉案”来看,光绪身虚体弱是长年的,也并非是“暴卒而亡”。根据当时军机大臣兼督政大臣鹿传霖的日记,光绪在身亡前九天就已经“八日未大便”,三日前已“圣躬欠安”,二十日是“午后上病危”。
所以后世不少专家学者根据“脉案”分析,光绪很可能是因为长期生活清苦,医疗条件受限,导致受肺结核、风湿病、肝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最终因合并性感染或心力衰竭死亡——先慈禧一天而亡,只是一个巧合。
但对于光绪的“脉案”,不少学者也存疑,因为这些所谓的“脉案”背后,是慈禧的大量干预,甚至有些太医问诊时慈禧就在一旁,光绪的病症都是由慈禧口述的。从逻辑上推断,慈禧这么做也可以理解:因为皇帝的脉案肯定是要存档留给后世的。

所以,也有大量的观点认为:
光绪绝非自然死亡,就是死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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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光绪驾崩那天起,关于他是被谋杀的这一观点,一直就没消失过。

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光绪死时只有38岁,就算体弱多病,也不会如此巧合恰好死在74岁的慈禧前一天——结合两人之前多年的恩怨情仇来看,若说一切都是天数,确实很难让人相信。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全是街头巷尾关注八卦的平头老百姓,也有很多具有“特殊身份”的人。
作为陪侍慈禧多年的女官,徳龄在她的《瀛台泣血记》中有很多赞美慈禧的话语,但却指出李莲英是毒死光绪的“幕后黑手”:
“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等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徳龄虽然把“锅”甩到李莲英头上,但她自己知道,如果没有慈禧的首肯,借李莲英一万个胆子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而她也并不想避讳这点:
“我竭力袒护老佛爷,可是对于她之经常虐待光绪,以及她谋害光绪性命的事,我却无法替她找出丝毫籍口。”
与徳龄持相同“谋杀论”观点的,还有另一个“圈内人”,那就是溥仪。只不过他所听说的“凶手”并非李莲英。在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他写到:

“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认为光绪是吃下“毒物”而死的,还有书法大家启功。作为清朝宗室,启功的曾祖父当时是礼部尚书,在慈禧太后的住所外侍奉。在《启功口述历史》中,他记录了一个从曾祖父那里流传下来的说法:
“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酸奶)。”
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徳龄、溥仪还是启功,虽然他们都是“圈内人”,但他们认为光绪是被毒死的观点,也都是出于“听说”和自己揣测。包括启功的说法,虽然来自他的近亲,但谁也无法证明那碗“塌喇”和光绪之死之间的必然联系。

所以,关于光绪“死于谋杀”的观点虽然在逻辑上有无数的合理之处,却一直缺乏直接强有力的证据,以至于“谋杀论”虽然流传于街头巷尾,却始终无法成为定论。

关于“自然病死论”和“谋杀论”的观点之争,一直持续了100年。

直到光绪逝世100年之后,真相,似乎水落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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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场特殊的检验工作开始了。
这场检验工作由四个单位联合进行,分别是: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检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和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
检验的主要对象是:光绪帝遗体的头发。

早在1980年,有关专家就对光绪帝的发辫进行过科学检验,试图弄清光绪帝是否中毒而死以及是否感染上了肺结核,但受困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未能有明确答案。

到了2008年,在各项技术水平已经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再一次通过头发检验光绪帝的死因,成了一个可行的操作,而依据的原理就是:人体头发不同截段所含的微量元素,可以反映出微量元素在人体内的变化情况以及外界环境的变化。

研究组将光绪帝的两截头分截成95个小段,每段都长1厘米左右。在严格的操作流程进行检测并选用具有代表性的参照样本之后,研究组得出结论:

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远高于现代人以及清同时期其他人。
图表显示,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是同时代某草料官头发砷含量的132倍,是隆裕皇后的261倍。
由于在1930年代,光绪墓曾被盗,光绪的遗体被拖出棺木暴露于外界环境之下,那么是否可能是因为周边环境影响导致光绪帝头发的砷含量过高?
研究组同时提取了光绪帝棺木内的碎屑、香料、残渣,墓室内各个区域的泥土、陵区内的各种水源进行检测,发现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与周边环境无关。

除此之外,检测组通过对光绪帝的头发碎屑、遗骨碎屑、身着衣物的各个部位残片等等几十个标本的检测,再辅以小白鼠样本的同情况检测,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

第一,光绪帝头发的超高砷含量,只来自于他的尸体;

第二,光绪帝的尸体中砷含量最高的区域,来自于他的胃部;
第三,光绪帝尸体中砷含量远超于标准,也远超致死剂量。

在光绪帝的头发、遗骨、衣物中发现的这种剧毒砷化合物,最终被证明是三氧化二砷——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砒霜”。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研究组大胆但又果断地给出了结论:

“因此,研究结论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至此,在百年之后,光绪帝的死因之谜有了一个科学检验的结论:

并非自然死亡,而是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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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的死因虽然有了结论,但还有一个大疑团没有解开:
究竟是谁毒死了他?
从“谁得利谁有作案动机”的角度来看,慈禧自然嫌疑最大,她能动用的资源也是最强的。但你又真的能完全排除李莲英或者袁世凯,包括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人?
慈禧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让光绪“先她而死”,但她最终是立载沣的长子溥仪为帝——载沣和载湉是关系很好的亲兄弟。她如果真要害死光绪,为何又立他的亲侄子为帝?就不怕也会被“翻烧饼”?还是实在无人可选?
李莲英虽然在宫内一手遮天,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太监,看主子眼色行事。虽然光绪痛恨他在慈禧面前搬弄是非,但他真有那么大胆子自己决定毒死光绪?

袁世凯在光绪去世前已被“明升暗降”削去军权(在光绪去世后更是被载沣打发回老家,但不久即复出),在朝中不少人眼里已经“仕途堪忧”,他是否有如此大的能量可以谋杀掉一个皇帝?
是否还有第四股势力?

作为“光绪之死”的另一个悬念,这个答案,至今没有一个公论。

(本文完)
馒头说
在一次签售会上,一位读者曾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大意是:
“我觉得你的所有文章中,关于近代史的数量要明显超过古代史,这是为什么?”

其实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包括我自己——肯定是喜欢中国古代史甚于近代史的。理由也很简单:中国古代史强大且灿烂,近代史黯淡且屈辱。
但恰恰是因为我读大学包括工作后接触了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资料,发现在这个“三千年未遇大变局”的时代中,在那种极端屈辱、威胁乃至要亡国的大背景下,太多太多的人凸显出了性格的挣扎和矛盾,太多太多的背后故事体现了冲突和张力,写出来,是能引起我们深深触动、感动和反思的。
这个原因我以前也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但还有一个理由其实同样也很重要:
对于我这种业余作者来说,很多事情越往现代靠,留下的可以考证的史料就越丰富:不仅有笔记、书信、传略、回忆录,甚至还会有照片、电报、新闻乃至视频资料等。更多的史料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信源,可以去交叉考证(当然案头工作也会更累)
,去分析逻辑关系,可以尽最大努力去接近历史的真相——只能说接近,不能说百分百还原。

也正是基于此,关于光绪死因的“自然病死”说,我个人觉得从史学考证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史学家基于的出发点,就是史料的记载(包括正史和野史,包括太医留下来的“脉案”),然后基于人物之间的感情以及利益关系,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断——难道史学家们不知道慈禧与光绪的恩怨吗?当然知道,但没有确切的证据,就只能“疑罪从无”。有证据就做结论,没证据就只提供假设,这恰恰是严谨的体现。
而现代科学的检验手段就像是一个“天外来客”,给传统的史学考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两者之间,绝不是谁要推翻谁或谁要取代谁,而是相互佐证,相辅相成。就像出土文物以前只能主要依靠文献记载来考证,但引入碳十四检测就开拓了一个全新视野。哪怕是古玩市场对文物古玩的“掌眼”,以前行家靠的是阅历、常识或手感等,但引入化学方法或激光光谱分析,很多原先很难的事情就变得相对要简单很多了。

所以对光绪死因的考证,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史学与科学的结合,两者共同去解密事实的真相。就目前情况来看,科学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可以通过化学检测来解开光绪的死因之谜,但估计不能用类似的检验方法找出毒死他的幕后凶手。

而这恰恰也是史学研究的迷人之处:总是不断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可以加入,大家共同努力,一点点寻找和接近历史的真相。

以前有读者问我:

“如何探寻历史上那些悬案的幕后真相?”
我开玩笑说,要得到绝对的真相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发明时间机器。
在遥远的未来,谁说这又是不可能的呢?哈哈哈!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钟里满、耿左车、李军、邢宏伟、 王珂 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
2、《清史稿·德宗本纪》(赵尔巽主编,1927年)
3、《光绪之死》(戴逸,《清史研究》,2008年04期)
4、《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王道成,《清史研究》,2009年03期)
5、《察存耆<光绪之死>一文的考释》(钟里满,《清史研究》,2009年03期)
6、《鹿传霖<日记>中所述光绪之死》(何直刚,《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02期)
7、《从清宫医案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朱金甫,周文泉,《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03期)
8、《再论光绪帝载湉之死》(朱金甫,《历史档案》,2010年04期)

9、《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王开玺,《晋阳学刊),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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