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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剧照  图源网络
梁晓声的“人世间”里有这样一位父亲……
文/梁晓声
编者按:改编自作家梁晓声“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人世间》的电视剧上映后,反响热烈。在刚刚结束的电视金鹰奖斩获优秀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奖项。而梁晓声的父亲梁秉奎,正是《人世间》中父亲周志刚的原型。梁晓声把父亲名字里的“秉”字,用在了周秉昆和周秉义兄弟身上。梁父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父亲?周志刚和他有几分相像?让我们一起来看梁晓声的讲述。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梁晓声与父亲合影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是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全家都没注意到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但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父爱初体验
母亲属羊,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
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认为是高于许多其他母亲的。
 图片梁晓声(左一)与妈妈、大哥及弟弟妹妹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很难受,但心里却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父亲的四次探家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父亲这样对母亲吼道。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那个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吓得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人世间》剧照  图源网络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着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的呢?我尽心尽意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弥补性的满足。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吓跑了妹妹,而是打算积攒一笔钱。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用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人世间》剧照  图源网络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突然对父亲产生一种怜悯。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果真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并不迷恋城市。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中年时期的梁晓声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种种动身前的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了裁决,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的衣襟上。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长吁接短叹。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人世间》剧照  图源网络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了。
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人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脸腮又黑又硬的胡楂上。
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还是为哥哥难过。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我因无罪的欺骗感到内疚极了。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难过……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我又送走了哥哥。哥哥没让我送进站。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在检票口,哥哥又对我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梁晓声与大哥(左)
我站在检票口外,呆呆地望着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一步三回头。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紧紧攥着没买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钢镚儿,心中暗想,为了哥哥,为了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
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实情。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
他再也没能返校,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养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号,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憎怒。父亲这封信,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哥哥上大学,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那么父亲的愤怒,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
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贱,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隐含着一种藐视。父亲属于后一类。如今思考起来,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对哥哥,抑或对父亲自己,难道不都可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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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次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是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肯定比起哥哥那封信更无情。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被捏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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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楞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被破坏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声中被抬高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作者简介
梁晓声,作家,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作品《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本文原载《名人传记月刊》。
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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