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问题”近代国家转型中，作为帝国最重要“边疆”的蒙古族适应及反抗的一连串重要事件，包括外蒙独立、内蒙自治运动等。可以说自清末开始，蒙古问题一直是中央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边疆问题，这种困扰持续到1990年代初冷战终结。外蒙独立及唐努乌梁海被俄国侵吞，中国丧地近18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有主权与领土概念以来最严重领土危机；冷战中，蒙古国又成为苏联对抗中国前沿，直至冷战末期，“蒙古问题”才逐渐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消退。“蒙古问题”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凸显。由于蒙古族军事精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中丧失殆尽，一方面蒙古族对满族统治者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不仅丧失了满族统治同盟的资格，亦无力应对俄国入侵压力，清朝转而依靠汉族来维持在广阔蒙古族地区的统治，长期针对汉族的“蒙禁”开始开放，汉人在内外蒙移民、经商终于合法化，甚至被允许与蒙古人通婚。在边疆内地化过程中，蒙古封建主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首先是开垦“蒙荒”，蒙古王公的地权受到损害，虽然他们得到一定地租补偿，但是土地开垦的利益大多数落入地方官僚和地商手中，蒙旗王公失去控制权的土地达数千万亩。开垦蒙荒也导致大量蒙古牧民流离失所，熟为人知的嘎达梅林起义和独贵龙运动，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以晋商为代表的汉商也大量进入蒙古族地区，他们促进了草原商业发展和物资流通，但是也因游牧民族商业观念淡薄，在商业来往中与汉商严重实力和信息不对等，汉商在金融和贸易上完全控制了蒙古草原，并且高利贷资本严重损害了草原经济。到20世纪初，外蒙古每户牧民的私人债务已高达500到1000两白银，封建王公贵族、上层喇嘛所欠的所谓"公共债务"也高达1100万两之多。（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90页）。喀喇沁右旗王府在1845年向票号借款3000两，到1910年仍然没有还清，本息已达1万又数千两，另外又新借5万两，而此时王府岁入不过2万两左右。（汪国钧，101页）大盛魁一家，每年牧民的债务利息收入，就有羊50万只、马7万匹（《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265页）。为了偿还汉族高利贷，蒙古王公多次像理藩院陈情，要求中央政府出面干涉，暂缓还债或减免部分债务。作为统治者的满族都统、办事大臣、将军，在统治边疆上，逐渐开始依赖汉商以及汉民的税收，因此，每当出现民族冲突，往往偏袒汉族，这也造成蒙古族精英对中央政权的不满，金丹道事件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外蒙独立主谋中有不少来自内蒙古，如喀喇沁右旗的海山，郭尔罗斯前旗的陶克陶，他们都是早年受到官府不公正待遇，萌生蒙古族要独立建国思想的。从国际因素来看，蒙古高原地处内亚中心，是地缘政治的必争地带，东亚三强中俄日都想彻底控制蒙古高原。无论是满清帝国，还是作为其继承人的中华民国，都想以蒙古高原为屏障，保护中国内地的安全。而俄罗斯为保障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占领，一直谋求控制中国长城以北的地区，作为缓冲地带。此时新崛起的日本为谋求建立东亚霸权，首先目标也是控制西方列强尚未进入的满蒙。满清和汉族军阀的腐败统治，恰好为日俄介入提供了机会，他们他们利用不断激化的蒙汉矛盾和蒙满矛盾，扶植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大大催化了蒙古族民族主义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是直接激化外蒙独立、内蒙自治运动的导火索。在蒙古王公看来，他们是清帝国满族皇帝的臣仆，蒙古族之所以留在中华帝国内，就是因为清朝皇帝的存在。从法理上讲，1636年漠南王公将原来属于黄金家族察哈尔部拥有的全蒙古大汗——“博格达车臣汗”授予皇太极，等于开始承认满族首领同时也是蒙古大汗，也正因此皇太极将部族色彩浓厚的国号“金”改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清”，并开始称帝。在他们眼中，既然清朝已经灭亡，这意味着中国元首作为蒙古大汗地位的终结，那么中国对蒙古盟旗统治的合法性也就不存在。在京的蒙古土尔扈特帕郡王发表的《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是极具代表性的言论，声明称“蒙古自有历史以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汪炳明，1991）《声明》表明蒙古对中国的认同以清廷存续要件，若清廷覆亡，蒙古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理纽带则断裂了。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独立通电也称：“照得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这虽有托词之嫌，但是也道出部分实情，在蒙古族看来，清帝国是满蒙汉藏回组成了“联邦帝国”，既然汉人省份宣布独立，那么蒙古也有资格独立。至1913年，清帝已经退位一年，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盟长至外蒙库伦政府电仍以“大清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自称，亦可见一斑蒙古王公只认同他们在清帝国统治秩序下的身份地位，而不认同汉人民国对他们统治的授权。革命党人以民族革命为号召，作为满蒙统治联合体一部分的蒙古族自然在“驱逐鞑虏”之列，“恢复中华”在当时语境下是建立汉人国家，顺理成章将也蒙古等少数民族排斥在外。并且其革命动员，充满狭隘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仇杀言论。如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公然使用“蕞尔东胡”、“逆胡”等称呼满蒙等族，赤裸裸地威胁蒙古族：“尔蒙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蹀足謦欬，与外蒙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犁尔庭，扫尔闾，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京观。”革命党长期此类宣传，亦使得蒙古王公对民国充满恐惧，不愿将蒙古留在中国之内。1911年12月“蒙古王公联合会”二十四位王公通电南方革命党，道出对汉人主张的共和的担忧，称蒙古“只知有君主，不知何所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若君一去，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出于对种族安全的考虑，在满蒙王公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反对清帝退位的呼声甚至比满族王公还激烈。（汪炳明，1991）待清帝退位，是以法统绝继，蒙古王公虽表明襄赞共和，但是私下纷纷重新考虑蒙古盟旗出路。部分王公继续认同满族皇帝的法统权威，参加“宗社党”复辟活动。更多的蒙古王公开始认同外蒙哲布尊丹巴作为全蒙古法统，希冀与外蒙“统成一邦、共建一国”，查内蒙49旗，共有36旗致电库伦，表示“归顺”（汪炳明，1996）。更有呼伦贝尔宣布独立，哲理木盟部分王公宣布“东蒙古独立”，并发动武装叛乱。接着1913年，外蒙为吞并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两盟，派遣2.7万军队入境。内外蒙古独立事件，造成伪满洲国成立前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外蒙独立，史书多归结为沙俄乃至苏联操纵结果，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政府（满清、北洋、国民党）颛顼无能。满清官僚贪图利益，幻想依靠满汉权钱结合体统治漠北，搞得外蒙人心背离；北洋政府进退失据，令蒙古王公彻底对中国绝望；国民政府出于一党私利，完全将外蒙权利拱手相让，致使外蒙完成“法理公投”。是中国政府一次次丧失机遇，让外蒙独立逐渐成为铁的事实。如前所述，汉商高利贷使得外不仅蒙民不聊生，而且官不聊生，逼得蒙人自思其变。又有记载1889年库伦最高宗教领袖呼毕勒罕为准备进京，向汉商票号借款2万两白银，因无力偿债，短短几年本息就高达5.3万两（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82页）。贵族尚且如此，普通阿拉特（牧民）更是不堪忍受债务之苦，1909年土谢图部某旗户均债务达375两，折合市价约250头羊，而阿拉特户均财产不过60头羊（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92页）。阿拉特发起各种形式反抗高利贷和封建王公的压榨，最著名的是1890年查木藏领导的情愿运动，1905年阿希尤领导的阿拉特运动。1890年的请愿，最后也带动了部分王公参加，给清朝皇帝的请愿书中写道：“若长此以往，蒙古人只好拿起武器。”（兹拉特金，99页）清末新政中，满族权贵为了从土地开发中收益，又在本来不适宜农耕的外蒙大肆圈地，计划招募汉人开垦蒙荒，这与今天贪官热衷于房地产开发何异。库伦办事大臣计划，从车臣和土谢图两个汗部划出来的屯垦土地将达5500万亩之多，争取吸纳一万户以上的汉人移民。又据估计，在蒙古北部，到1911年被转卖的蒙旗土地达8000万亩（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91页）。内蒙放垦引发的蒙旗人口流离失所尚历历在目，清政府又在外蒙推行垦务引起蒙古王公的巨大恐慌。1910年，为筹备外蒙建省，陆续设立了兵备处、巡防营、木捐总分局、卫生总分局、车驼捐局、宪政筹备处、交涉司、垦务局、商务调查局、实业调查局、男女小学堂等二十多处机构，所需的开办经费，全由外蒙方面筹措供给。仅新设立的“兵备处”为例，建造房屋四百多间，竟然耗银16万两。此外清朝官员还强拉外蒙牧民入伍当兵，蒙民不堪其扰，率相逃走，库伦近郊各蒙旗的牧民逃亡一空（陈崇祖，第一编，第5页）。外蒙独立导火索则为1910年4月发生的蒙汉斗殴事件。自1742年库伦办事大臣获得外蒙司法权，在司法诉讼上，向来偏袒汉人。当年，库伦一群喇嘛因购木料之事与德义涌商行汉人发生口角，于是聚众抢劫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闻讯带着卫队前去弹压，捕拿了三名闹事喇嘛。三多又下令罢免最高僧官商卓特巴，并令沙比衙门赔偿德义涌墨西哥鹰洋1160余元、现银780余两。沙比衙门将这笔钱摊派给库伦的蒙古平民，一时间库伦蒙民人心惶惶。（陈崇祖，第一编，3页）哲布尊丹巴活佛派人去北京控诉，中途被三多的宣化卫队追回，哲布尊丹巴从此拒绝与办事大臣见面。待外蒙宣布独立，库伦、恰克图等地有数万汉商、劳工，蒙古地方经济也控制在汉商手中，而此时哲布尊丹巴政府财力困顿，年岁不过33万余两，不及汉商票号资财的零头，旗兵月饷仅9两，（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31页）蒙古兵虽然有4000，有战斗力的不过数百（胡太才，66-67页）。如果三多能组织八旗驻兵及汉商抵抗，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制裁外蒙，等待张家口、归绥城援兵，外蒙危机有化解可能。然而，事发之后四日三多便逃回内地，不久乌里雅苏台将军也弃城而逃。统治者平时蛮横无理，出事时则贪生怕死，捅出篓子，又放弃最好解决时机。至1918年，外蒙内争不断，又逢帝俄倒台，使得中国收回外蒙出现转机。外蒙独立之后，上至王公、下至阿拉特都对新政府不满，哲布尊丹巴大肆强化喇嘛贵族和寺院利益，而损害盟旗王公的利益，仅其一人供养黑徒就由5.5万上升到8.9万（蒙古科学委员会等，131页）；蒙古独立后为了练军和封赏，阿拉特承担的赋税比清朝统治时期不减反增。事北的王公也逐渐对残暴的沙俄失望，转而向民国政府输诚。如果能彻底贯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与外蒙王公达成的优抚外蒙的“六十四条”，则可缓缓挽回人心，逐步经略外蒙。然而，徐树铮1919年入库，自恃兵强马壮，推翻陈毅“六十四条”，制定了大幅剥夺外蒙权力的“新八条”，其言又如清末新政，将外蒙视作中国一个省，并用武力逼迫外蒙政府总理签字，复以强迫哲布尊丹巴率领外蒙高官向民国大总统画像鞠躬，甚至还勒令蒙古王公采用汉名，可谓史无前例（陈崇祖，第三编，第11-18页）。徐树铮还推行军事管制，在关隘路口肆意询查蒙人，凡是有嫌疑的人都被拘捕、拷问，甚至不经法庭就被杀害。徐氏又行反攻倒算政策，宣布蒙古独立之前所欠汉商债务继续有效，并且要支付这些年的利息，还要赔付汉商在蒙古独立中所遭受的损失，仅科布多商人就提出5.5万头骆驼，7.5万匹马，40万头牛及50万只羊的赔偿要求，而此时科布多全部才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只牛和100万只羊（兹拉特金，156页）。徐氏好大喜功，使得原本倡议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再次转向了北京政府的对立面，最终落得众叛亲离，让中国彻底失去外蒙。1921年，中国军队被逐出外蒙，新上台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前期主张独立的王公活佛颇为不同。后者世受国恩，对中国还有传统感情纽带，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国家制度设计方面均采用中国官制，沿用汉制年号，今天乌兰巴托重新开放的哲布尊丹巴夏宫内部也都是中国装饰。而蒙古共产主义者皆贫困人出身，自然缺乏与中国传统纽带，他们又都是苏俄一手扶植起来的，一旦掌权就拼命将蒙古去中国化，进而“俄罗斯化”。经济上，192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作出废除汉商所有债务的决定，1928年进而大肆驱逐汉商8000-9000人，没收80余家商号资产。且不计债务，仅大盛魁一家被没收的货物就达二三百万两，在科布多地区一地就有20万只羊、2万匹马、1.5万峰骆驼的债权被收回（贺喜格图雅，2013）。到1937年，汉人在外蒙的经济活动几乎绝迹。在贸易方面，1926年起苏联开始取代中国成为外蒙最大贸易对象，苏联占蒙古进口贸易额的比例从1923年的13.8%，骤增到1928年的85.5%。（兹拉特金，231）苏联又帮助外蒙成立国家银行，发行蒙古货比图格里克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结束了中国票号及银元在蒙古的统治地位。蒙古政府宣称：“把中国及其他外国的商行从共和国排除出去，除了经济意义外，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和政治势力的立足点，以及国内封建神权反动派的积极同盟者也跟这些商行一起消灭了。”（兹拉特金，233页）与中国有政治渊源或亲华的蒙古高官、贵族也逐渐被蒙古人民革命党清洗，甚至“与中国军阀勾结”成为蒙古肃反中最常用罪名之一。1924年，副总理兼军事部长丹增被认为是中国汉商代理人被清洗，党务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也因亲华远苏在1928年被撤职。影响最大的是“38个僧俗大封建主事件”，成员有尤高济尔呼图克图、额利格登达格巴，政府宣称他们派代表前往南京，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协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事后这38人都被枪决。此外，外蒙还还平息了1930年还有乌布沙诺尔省勾结“中国新疆军阀”的叛乱，杭爱等东南四省“勾结班禅”的叛乱。（兹拉特金，274-276页）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喇嘛教，割断了外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纽带。独立前蒙古是政教合一社会，喇嘛教是其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甚至医疗都是由喇嘛教承担。由于外蒙活佛均从中国转世，喇嘛也奉西藏、五台山和北京为宗教圣地，中国自然对外蒙有居高临下文化影响力。1924年哲布尊丹巴去世后，外蒙禁止达赖册封的九世哲布尊丹巴进入外蒙，又在30年代逐渐解散寺院，强迫喇嘛还俗，黄教文化是近代外蒙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中国对蒙古宗教文化影响力的中断。总之，独立后的外蒙，迅速摆脱中国影子，把自己从中华文化圈脱离出去，也就彻底消除了重新回到中国的可能性。虽然自1206年以来，外蒙和中国在多数时间是一个国家，虽然是蒙古史中国边界最长的邻国，北京到乌兰巴托还不及到上海距离远，但是它迅速变得成为中国人最陌生、最有距离感的国家。近代的蒙古问题远比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复杂，大国强权、国内党派势力介入程度远比西藏、新疆深，蒙古部族内部情况也复杂。蒙古地区处于内亚核心，是中俄日三大国角逐场所，三国势力此消彼长，随时牵动蒙古地区局势；在国内，国民党、共产党、地方实力派对蒙古问题态度大相径庭，都有支持的力量；蒙古族内部又有部落、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统独的差异。在蒙古问题这个坐标上，影响因素时多个维度的。近代以来先后产生重要影响力势力派别和政治运动的就有：外蒙王公活佛的独立运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独立运动，民初的内蒙独立运动，30年代初德王领导的自治运动，国民党扶持的吴鹤龄、白云梯等民族主义者，日本扶植的伪蒙疆临时政府，苏蒙联军占领下成立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可以说，自从进入民国，整个蒙古族地区就没有消停过。各种政治运动、人物让人眼花缭乱，并且政治人物往往立场不定，忽而主张独立，忽而主张统一；忽而投靠日本，又忽而投靠国民党。因此，蒙古问题是个很复杂的，令蒙古史研究者理不清头绪，只了解个别人物、个别事件不等于了解了蒙古的近现代史。蒙古问题某种程度上讲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随着“二战”结束，新的地缘平衡的产生，蒙古问题也逐渐降温。40年代中后期，苏联在外蒙的权益以《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形式得到确保，外蒙也实现法律上的独立，外蒙问题也就此消停下来。就内蒙而言，苏联在早期内蒙问题上持积极干预态度，苏联以乌兰巴托为基地资助内蒙共产主义者。但是苏联支持内蒙，并不在促使内外蒙统一，而是用来牵制国民政府和日本。待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战败成定局，内蒙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意义也下降，苏联对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态度骤然冷淡。日本“二战”战败，完全退出亚洲大陆，内蒙古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者德王因为投靠过日本而名誉扫地，内蒙古再也没有出现一支可以直接挑战中央权威的力量。此时，国民党虽然是中国的形式主宰，但是在东北的战略主动权也很快落到中共的手里。因此，到1946年下半年以后，内蒙的局势已经明朗，所有的旧的民族主义势力都被边缘化，乌兰夫为首的蒙古族共产党人成为主导内蒙民族运动的力量。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标志着王公贵族和列强主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内蒙古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虽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可行性越来越遭受质疑，但是它无疑对比晚清和民国的同化、分治是巨大进步，至少在形式上满足了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内蒙的自治运动也渐渐熄灭。首先，废除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满足了近代蒙古族民族主义者成立一个囊括清朝六盟四部套西二旗的大内蒙古的愿望，甚至包括了蒙古族民族主义者没有主张的呼伦贝尔和额济纳。其次，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多位副主席都是蒙古族人，也改变了民国时蒙古族人在三省无职无权的状态。另外，土改满足了底层蒙古族人民的土地愿望。新中国成立以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消灭了内蒙流行的性病，蒙古族人口大幅度增殖，消除了蒙古族“种族灭绝”的担忧。总之，蒙古族民族主义不安的种种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蒙古民族元气逐渐恢复，内蒙古也逐渐安定下来。新中国在也曾经尝试收回外蒙。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期间，毛泽东说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米高扬说，这样的统一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沈志华，2011）。言外之意，只能是内蒙并入外蒙。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再次在在外蒙问题上吃了闭门羹。毛泽东回国途中，每路过一地都要下车参观市容，出席地方欢迎仪式，唯独路过布里亚特蒙古人聚居城市乌兰乌德时拒绝下车，可见毛泽东内心对不能收回外蒙的失望（师哲，362页）。1954年，斯大林去世后，中国政府再次向赫鲁晓夫提出收回外蒙，又遭拒绝，从此，中国放弃了收回外蒙的努力。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1962年中蒙完成边境划界，外蒙在法理上完成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外蒙问题彻底不再是中国面临的一个边疆问题了。1.陈崇祖：《外蒙近世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一年。2.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苏联科学院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兹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4.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代史研究所：《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5.汪国钧：《蒙古纪闻》（1918年著），呼和浩特，内蒙古高人民出版社，2006。6.胡太才：《侦蒙记》（1913年著），选自《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7.汪炳明：《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8.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文史参考》杂志社大讲堂第三期，http://mt.sohu.com/20150714/n416748441.shtml。10.贺喜格图雅：《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蒙商在外蒙古的债务问题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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