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大时我的三个无奈

【留美学子】第2799期

9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燕园的苦与乐

— 选自《毕竟法律人：从燕园到凯旋》

文：陶景洲

1978年1月底，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录取通知单。那一年，北大法律系共招收82名新生。当时的全称是政治法律系，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而我在入学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了。

那一年，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开始了远征。一个十九年来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黄土地、从没有离开过父母姐妹大家庭的孩子，带着简陋的行李和沉甸甸的乡愁，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列车下午两点多从省城合肥出发，第二天凌晨五点多钟到达北京。

列车上没有任何空位，我在列车的通道上不知道站了多久，一位好心人从三个人的座位上向窗边挤了挤，让出了一点儿地方使我可以坐下。我一口气出了界首县、出了安徽省、来到了首都北京。

那些崭新的见闻，一下子把我引领到一个全新的人生圣殿。我迫不及待地参与、感受，迫不及待地渴望与之渗透、融合。是的，那种宽街大院，那种景致格局，那些华丽的殿堂以及那些以前只在书中、只在画里见过的飞檐画壁、琉璃砖瓦、宽街大道、亭台楼阁，还有那些令人仰视的学术泰斗、那些须得皓首穷经或可阅尽的典籍。

常常让我在惊讶之余感叹，如果不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班列车，得此机遇，我恐怕还是那个在生产大队里给大家记工分的小知青吧——虽粗通文墨，也不过是在给大家写春联时派上用场；虽口齿伶俐，也不过三五个听众。

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人生际遇呢？

和所有77级的大学生一样，我从一只井底之蛙一下子视野开阔了起来，因此，无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在燕园里，我等“燕雀”都怀揣着鸿鹄之志。读书，如饥似渴地求学，不厌其烦地求教，这是我们通往梦想的唯一通道。

（图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蒋浩先生介绍《毕竟法律人》一书出版过程。）

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系主任陈守一，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专家龚祥瑞教授。

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制。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中的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

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龚教授传授的这些宪法要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年代的学习时光，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我是他主讲的“比较宪法”课的课代表，所谓课代表，其实主要就是为老师写黑板、擦黑板和收作业。即便如此，我也以此为荣。在北大的时候，我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上。

我现在回想当年在燕园的生活和学习，总结起来大概有三个无奈：

第一个是需要学习英语的无奈。

我们参加的高考，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一切都还处在摸索阶段，所以高考科目里不考英语。进校时，我和不少同学一样，都是英语单词一个都不会。

我当年初二从乡下转到县城中学上学时，县城里的同学们从初一就开始学习英语，而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英语这个东西。记得第一堂英语课已经是“Peking is the beautiful capital of China”，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天书，我认为学这些和汉字没有任何联系的字母没有什么用，因此就放弃了学习。

上大学期间，我两次申请英语课免修，每次免修申请都被驳回，因为英语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我因而觉得很无奈。大学时我学英语完全是为了交差，没有任何兴趣可言。

第二个无奈是无法在班里的考试中取得第一名。

习惯了在初中和高中考试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的我，入学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在不少的考试中都是成绩一般，这很令人沮丧。我有时会在宿舍楼的门前举目家乡的方向，黯然神伤。

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宿舍的同学何山看到我在宿舍门口仰天长叹，开导我说：“你要知道，能考上北大的都是各省的状元或者至少是中国的尖子，你现在考试成绩中等十分正常啊。”这使得我对学习成绩不是特别优异有了平和的心态。

大学毕业时，我们班上有七八位“全优生”。我因为“中国宪法”课的成绩是“良”，因而没有取得“全优生”的证书。

（这张照片是我与《毕竟法律人》一书的封面设计师王陶媛合影，她是陶景洲先生的外甥女。）

（与著名作家徐锦川先生苍烟空女士共同举杯庆贺陶景洲先生大作出版。）

第三个无奈是囊中羞涩。

我和三姐同时考上大学，父母每个月给三姐五元钱的生活费，给我十五元生活费。这不是因为合肥和北京的物价差别特别大，而是父母重男轻女。

尽管每个月有十五元钱，同时学校还每个月发十元钱的助学金，但是，每每不到月底，我就有揭不开锅的感觉，我也要从月初买一毛五分钱的菜，变成买一毛钱或者五分钱的菜。

除了这些无奈，除了对专业知识和语言的学习，大学生活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的《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从其他同学那里借来的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到大饭厅听演唱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而晚上的各种讲座，更是开阔视野的心灵调剂。

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地理系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讲座。他讲解了为什么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河流流过的大都市。整个北大，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有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

那四年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附录：广平日记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