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改革前的中印比较（下）

——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与“新经济史”

近年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总产值日益受到重视，它被认为可以矫正以往用官方汇率美元计值的GDP。不少人根据这项指标兴奋地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水平比过去流行的说法要高。但是，这个新算法算出的印度经济指标比过去的算法高得更多。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总产值作为总体经济指标来衡量，在整个改革前时期中国经济实际上始终明显落后于印度：

据表G，改革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只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四不到。再考虑到当时中国人口不仅多于印度，而且（由于那时中国尚未厉行计划生育）多出的幅度比今天为大，人均GDP之低于印度就更加明显了。按照这一指标，甚至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中国总体经济仍然落后于印度，只是差距已经很小。随着1980年代中国改革对旧体制积弊的逐步消除，此后的中国经济逐渐转为领先于印度，而且由于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中国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到1995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的国内总产值已经高出印度77%了。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转引自胡鞍钢：《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兼论旨在“富民强国”的中国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2期

近年来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出现所谓“加州学派革命”。一些学者以高度评价亚洲传统经济来批判过去强调欧洲先进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这些学者对明清尤其是清代经济的好评适逢我国史学界的“大清热”因而得到国内的响应，但他们对民国经济的评价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实际上，清代经济与当时的西方相比是否具有优势仍然很有争议。但是这些学者“重新面向东方”的眼光也包括印度，看看他们的中印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其中，A. 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据说曾被行内评价为：“经济学家们都将死去，惟有这本书是不朽的”。该书在以若干方法（主要也是购买力平价等）对现有的各种统计作了一番考证修订后给出如下情况：

数据来源：A.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中印之比值为笔者算出

从上表看，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200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1980年代以前其比值并没有明显的升高趋势。尤其与1820年及1936年的比值相较，改革前中印的这个比较数据明显地低了一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80年代，看报纸的印度铁路工人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到清末则开始超过印度，1936年中国这项指标比印度要高出26.3%。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但直到改革前夕的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上表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wg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上个世纪的印度报馆

总而言之，无论是麦迪森的计算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都显示出中国长时段（例如200年）的经济发展能力明显优于印度，但1950年后至改革前这一时段的经济发展绩效，则不能说比印度更好。

综上所述，改革前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虽然有强化原始积累能力的优势，在长期和平发展环境中也明显推动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既缺乏市场激励、又不讲计划理性的弊病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弊病造成付出很大代价形成的原始积累利用率低下，乃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严重浪费，而实物要素的投入产出也没能真正实现“计划效率”。至于忽视人们消费偏好导致效用增益效率低下这种“非市场经济”中的通病，相对来说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突出。

因此在绩效方面，人们无须比较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类的“经济奇迹”，即便与苏联式的理性主义计划经济相比它的绩效也很差。中国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比起兵荒马乱的民国末世确实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民国史上的相对和平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并不更快，与印度相比具有的优势总的来讲也没有超过民国史上相对和平时期的水平，而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人均水平）一直到改革开始时是否高于印度也还有待研究。中国经济真正出现战略性的改观，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美籍中国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曾经就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发表研究成果认为，当地经济在1949年前后都处于传统的“过密化”状态，改革后才摆脱过密化困境，进入实质性的发展。他的这个“过密化”作为一种理论解释能否成立，可能还有待讨论。但如果不计“和平红利”的因素而仅就制度与绩效的关系言之，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转折不在1949年前后，而在1978年前后，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而且决不仅仅对于长江三角洲农村来说是如此。当然，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它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改革进入纵深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