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影迷：不是我们不想看电影

对于爱看电影的人来说，这句话放在以前绝对难以置信：今年没有五一档。

“五一档”作为国内四大重要档期之一，以往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今年原本计划上映的11部影片中，有8部影片最终选择了撤档，曾经热闹非凡的五一档变得几乎“无片可看”。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5月1日这天的大盘仅有8120.40万，同比去年下降了82%，更妄提在疫情前的2019年的5月1日，那个票房数字在今日看来已经高得有些恍如隔世。

[2019年(左)与2022年(右)五一当天单日票房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

经历了两年前被疫情“腰斩”的寒冬后，2020年7月全线复工的喜悦还历历在目，但就在院线和观众都以为电影市场即将回暖的时候，2022年开春的新一波疫情，又让多个地区的影院被紧急叫停，电影凛冬的景象卷土重来，市场数据再次跌到冰点。

艺恩数据发布的《2022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电影票房仅有140.0亿，回落至2016年前的水平。在今年3月份“疫情反扑”的情况下，大盘暴跌至9.1亿，创下2013年以来的历史票房最低。

[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报告来源：艺恩数据]

“灯塔专业版”显示，在今年3月底到4月初，全国影院营业总数一度低于6000家，直到“五一档”，这个数字才有缓慢回升，4月30日-5月4日数据显示全国营业影院超过8000家，不过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区域如上海、北京、吉林，影院营业率仍然低于20%。部分中小型电影院陆续宣布结业。

[全国影院营业地图与数量趋势，数据截止到5月4日，来源:灯塔专业版]

五一过后便是立夏了，但电影院依然徘徊在春天的门外，被寒风吹彻。

关于院线寒冬，两年来已经有诸多业内文章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有的分析认为这一切都源于疫情，有的分析认为是人们不再爱看电影了。不如让我们先把目光从院线数据上移开，走近电影真实的消费端，看看影迷和观众怎么说？

“我们的快乐时代”

我收集了62份调查问卷，虽然样本不算多，但也可窥一二。调查结果显示，共有88.71%的受访者在疫情前能保持每个季度至少进影院观影1次以上，而疫情后这个比例下降到29.03%，多数人（54.84%）只能保持一年进影院1-3次，有16.13%的受访者进影院次数已经降为0。

在阻碍自己进影院观影的因素中，83.87%的受访者选择了“排片不喜欢”，50%的受访者选择了“电影院不营业”，另有40.32%的受访者选择了“自身出行受限”。（此为多选题）

在无法去电影院时，仅有29.0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观影需求变弱了”，30.65%的受访者觉得“观影需求更强了”，42.32%的受访者观影需求“没有改变”。如何解决观影需求，多数受访者采用“看流媒体”、“看资源片”和“看实体碟”来应对。可见大部分观众并没有“变得不再爱看电影”，而是出于种种客观原因，将这种需求流向了影院之外的多样化渠道。

当问及现在的观影方式与在影院观影的感受有何不同时，受访者们表示线上观影的选择更多，观影时间和场合更灵活，也不用担心遇到不文明的观影行为，但同时也有诸多缺点，比如“空间上更郁闷”、“再大的电视也比不过电影院”、“少了很多沉浸感，容易分心”、“特定影片还是希望能在电影院看”等等。可以看出，从视听效果、沉浸体验、观影仪式感等方面影院都拥有独特优势，大部分观众依然认可影院空间对于观影行为的不可替代性。

[问卷统计词云图，问题为“您现在所采用观影形式与影院观影的不同感受”]

作为疫情前几乎每周都去电影院的影迷一枚，在被“按下暂停键”时，我也会时常想起以前周周有新片、月月有影展的生活。2015-2019那几年里，中国院线票房年年创新高，电影行业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爱上看电影。三月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四月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六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平遥电影节、First影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等，几乎全年铺满。片单一出，影迷间的战争即刻打响，热门影片得开几台手机同时抢票，三分钟内尘埃落定，抢到的开始高枕无忧地在朋友圈晒票，抢不到的到各个影迷群里蹲等出票。像扑克牌一样摊开的电影票，是影迷最硬的通货。

[拍摄于201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

[拍摄于201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

除了明星云集的国产片和全球同步的好莱坞大片外，还有中国电影资料库、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百老汇院线等经常组织的各种主题影展和特别放映，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亚洲影展、欧盟影展、歌剧影展、瓦尔达纪念影展、张国荣纪念影展……从戛纳刚获奖的新片，到跨越半世纪的经典，都能在片单上找到，电影院门廊外的海报墙更新频率之快、涵盖类型之多元，光是从廊前经过就已经是一种视觉审美的享受。

[2019年影院举办不同主题影展期间摆放的海报架与展板拍摄:老直啊]

对于无法引进内地的影片，我也常会约上三五好友，换乘两小时的地铁到香港的百老汇电影中心观看，看完后到楼下的库布里克书店逛逛，买走一些心仪的海报或蓝光影碟，再到附近吃上一碗小锅米线，大家坐下来聊聊刚才那部电影怎么样。如今想来，那就是我们的快乐时代。

“售票员都不向我推销小食了”

"我家楼下的影院，平时我买电影票，售票阿姨都会问我，要不要带一份小食。但是现在她们都不问了，因为担心随时的关停，不敢囤太多爆米花和饮料机可乐，只剩下自动贩卖机里的罐装饮品。”友人Cheri（化名）这样告诉我。

Cheri是一位资深影评人，与我疫情后的观影次数骤减不同，他这两年去电影院的次数反而增多了，因为与片方的合作增多了。从2020年复工后到2021年整年，他明显感觉到院线更愿意投入和重视电影的宣传工作。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状况就急转直下，近期的两档进口商业大片《神奇动物3》和《新蝙蝠侠》，意外地没有投入太多宣传，他说：“隐隐感觉到了片方放弃的态度。”

受疫情影响的不只有院线，与院线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同样依托于电影行业发展的媒体机构、视频网站和全媒体平台都受到波及。某电影新媒体主编向我们透露，公司常年合作的几个平台——今日头条、百家号、企鹅号，其中一家的广告收益达到了四年以来的最低值，而另外两个平台的收益也只能勉强维持，因为没有新片上映，平台广告收入减少，文章阅读量的单价被压低，以前20w阅读量的文章能赚到1000块，现在已经不行了。

对于接电影推广，Cheri很坦然。只要有可圈可点的片子，他都会尽量帮观众找出这些亮点，他将其视为尽职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他近来还是有些乏了，用他的话讲，“现在能上映的院线片类型越来越狭隘，我已经厌倦了命题作文。放在以前，我绝对反对任何形式的删减，但是经历了这两年后，我对删减的态度完全变了，现在就是觉得哪怕你删减，但至少让我能看到我想看的电影，这更重要。”

“老师让我们努力活下去”

伍德（化名）是中国某高等艺术院校导演系的学生，拍毕业作品时刚好赶上疫情爆发，两年过去，她决定先返回家乡，继续等待学院的反馈意见。她向我分享了身处电影创作端的见闻与心情。

“转行，”她这样说，“我的同学和朋友很多都转行了，疫情刚开始时，有的同学开始转战线上，到B站做up主，拍些vlog和解说视频，现在看来，那都已经不算转行了。后来，我有一个学制片的朋友，转去做律师了；学摄影的朋友，现在在做摄影器材生意；还有一个同学，找了份写剧本杀的工作，用她的话说，那些剧本水到是个人就能写，但出于无奈，混口饭吃。”

对院线来说，疫情总会过去，电影院总会有回暖的一天，但对于创作者来说，问题却不仅仅是疫情。

伍德坦言，在拍电影的圈子里，功利和浮躁的现象很常见。“许多创作者只是在消费题材和人物，写出来的人物毫无真实感，心思都花在拉帮结派和玩弄阶层游戏上。”除了拍片氛围，创作题材的限制也是一大困难，伍德班上的几个同学曾经尝试拍摄一些严肃社会题材的片子，但是最后迫于正向结局的压力，只能作罢。加之现在疫情严峻，电影产业和周边行业都深受影响，对于像伍德这样的新生代创作者来说，前景更是隐于迷雾中。“我们老师很伤感地说，让我们努力活下去，看哪天能好一点。”伍德说。

对于电影，伍德还想坚持，她准备利用疫情在家的时间，先着手写剧本，活下去，等待时机。她构思了两部关于边缘人的故事长片，末了我祝她，将来能过审。

结语

在问卷的最后，我提了个较为主观的问题：“请问您对电影院接下来走向的态度是？”其中22.58%的受访者选择了“乐观”，45.16%的受访者选择了“悲观”。而当问到“疫情过后您还会爱去电影院吗？”，56.45%的人表示“取决于放什么片”，33.87%的人表示“依然爱”。答案应该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