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下午，美国各大媒纷纷推送了一条关于让无数人击掌叫好的新闻。那就是陪审团决定Alex Johns要为他在Sandy Hooks枪击案事件后制造的谎言付出代价，他必须给这些受害人的家属支付总额近10亿美金的赔偿。
这场迟到的正义，源自10年前轰动全美的Sandy Hook小学大规模枪击案。在这场屠杀中，26人死亡，其中20名是小学一年级学生。
这场惨剧发生时，我还在东岸读书，大规模枪击案还不像今天一样司空见惯。 而一场在小学校发生的、死亡人数这么多的枪击让看到新闻的每个人都掉入彻底的惊愕和心碎。10年后，美国的校园枪击问题不减反增，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顽疾和所有家长心头最大的恐惧。 
但当年的我并不知道Alex Johns是谁，也不知道除了枪手之外，在枪击结束后的十年中，带给受害者家属持续伤害的，还有这么一个人，直到我在今年春天读到了NYT调查记者Elizabeth Williamson写的Sandy Hook这本书。
原本我以为这是一本会深入讨论校园枪击和控枪话题的非虚构作品。读了之后才发现主要的篇幅着眼于阴谋论，社交媒体，言论自由上。也就是在这本书里，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Alex Johns这种魔鬼的存在。
就在受害者的家人，小镇居民和全美大部分人沉浸在悲痛中时，当时还是一个地方电台主持人的Alex Johns声称枪击事件是一场造假，一次演练，是专业演员的一场演出，而死去的孩子也根本不存在，所有人都是演员。这么多年以来，他办电台和网站，活跃在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编造无尽的谎言，持续攻击所有受害人的家长和对本案调查的公职人员，并从中缴获巨大数量的粉丝，流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利润，把自己活成了成功的商人和与保守派政客勾肩搭背的社会名流。
而他的粉丝们也并未满足于在网络世界攻击和围剿受害者家属，他们更在现实生活中跟踪那些家长和调查人员，辱骂威胁他们。这一切都让深陷悲痛的家长更加愤怒，抑郁，绝望。但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忍耐。他们无力，也不想沾惹这样的肮脏，以为只要过一阵子，一切都会过去，他们就可以安静的悼念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然而没有，Alex Johns对Sandy Hook的造谣从未停止。他当然不会停下，因为正是持续生产的谣言让他不断收获跟随者，金钱和名望。他不断扩大阴谋论制造的范围，披萨门，新冠疫苗里有芯片，川普赢了选举…但凡你听说过谣言里都有他的份儿。
当这些家长他们发现等待和忍耐换不来宁静，当自己死去孩子的照片，小熊，往日物品，影像都无法让造谣者相信他们的孩子真实的存在过，他们的失去是千真万确的；当类似的谣言在此后的每一次校园枪击都会再次泛滥；当他们向为Alex Johns这样的谣言散布者提供平台的社交媒体网站提出抗议都被无视之后，他们走上了法庭。
在失去孩子十年后，这些早已不再年轻的父母赢了官司，Alex Johns必须给他们的总额近10亿美金。这已经是今年Alex Johns被在法院被判决需要支付的第二笔赔款，在八月的另一场官司中，Alex Johns被判支付给受害者家庭四千五百万美元惩罚性赔偿，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被另一位受害人家长控告的官司也要被审理。
当知道了他和他的阴谋论粉丝们做出的行为之后，人很难不好奇为什么人能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坚信这些蠢话。这也是这本书里里调查的重点。作者Williamson认为Sandy hook事件是美国阴谋论势力蓬勃发展的源头事件。迈阿密大学教授Joe Uscinski博士也在他对阴谋论的研究中发现Sandy Hook发生的2012年是媒体上阴谋论传播暴增的节点。
首先，Alex Johns这样的极右人物为什么要对Sandy Hook事件造谣？这可能需要一些背景交代。拥枪权一直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核心冲突，而大规模枪击，尤其是触发众怒的校园枪击，必然导致控枪的声音更大，从而可能推向控枪政策的出台。这是保守派最不愿面对的挑战。但如何在这样的惨剧中正当化拥枪权一直是棘手的问题。他们当然采用了“如果更多好人有枪，抢手就不敢进学校”这样的叙事，但无论如何，在校园上演枪战显然并不是家长和教育者愿意看到的画面。
于是无耻如Alex Johns这样的人，干脆全面否定现实，一口咬定所有这些枪击根本就是自由派为了控枪而导演的一出戏。戳穿这场骗局，就是捍卫自己的自由。在他们的眼里，枪=自由，所以捍卫枪就是捍卫自由。 
也正因为涉及核心议题，这样明目张胆的谎言背后，其实有各大利益集团的支持，比如美国步枪协会，保守派政客等等。所以，这样的谣言影响的远不止事件亲历者，而是更广泛的政策，政治，文化，商业，更多人的生命，以及民主体制 —当相信阴谋论的不再是小众人群，就会出现川普上台，袭击国会这样的魔幻现实。 
那制造阴谋论的人有什么共同点，阴谋论又满足了人类心理的什么需要呢？的确有一群学者专门以阴谋论作为研究话题，比如特拉华大学教授乔安.米勒（Joanne Miller）。 
她在研究中发现，当人们遇到极度可怕却又无能为力的事件，比如校园枪击，大流行病，自然想要解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人们潜意识里相信如果能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机制，就可以预防，改变，或削弱其对自己的影响。 但大部分时候，现实都极度复杂，生命本身充满不确定性，而改变和预防伤害也是远超出个人能力的事情，于是编造某些情节，某个故事就成了简单的多的替代选项。哪怕这些情节荒诞离奇，但只要他们能缓解人们的恐惧和焦虑，就慢慢也变得合理起来。 
阴谋论散布者的主要动机有很多种：
第一类为了利益，比如金钱或选票。对于Alex Johns, 这是一笔生意，他是一个生意人。很多人喜欢听故事，他通过编故事释放恶意，制造共同的敌人，从而收获资本—粉丝。要知道每次被挑战，Alex Johns总会在自己的平台宣称自己遭到“他们”的攻击，然后号召粉丝捐款从而对抗攻击。并且每次这招都管用。
第二类为了满足心理需求，比如有些人传播对Sandy Hook的谣言是因为心理无法接受这样悲剧的发生，所以需要编造故事来告诉自己这是假的，对新冠疫苗的造谣很多来自于对自己不懂事恐慌的同时需要创造一种心理优越感去合理化。
研究者发现，这些制造谣言的人往往自恋，反智，不信任制度，需要通过制造和散步阴谋论获得自尊和更优越的知识感，团结更多人来获得群体身份，并通过不断分享谣言来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
同时这样的一类人也常有受害者情节，觉得有人害自己，时刻存在威胁，需要反抗。
书中提到的一个Alex Johns信徒是一个离异自己抚养两个孩子的蓝领工人Kelly Watt。尽管她居住在离Sandy Hook遥远的奥克拉荷马州，却坚持不懈的在网上骚扰Sandy Hook受害孩子的家长。她的孩子并不接受妈妈那一套，但也无力说服她改变想法。在和Williamson的交流中，她告诉Williamson母亲的想法中存在着大量自恋，即“每个人都错了，而我们这个精选的群体中的知道真相”。 她的整个身份这么多年来一直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她已经为之投入了太久。
第三类是需要阴谋论来刺激自己行动，比如反对5G信号塔，在医院门口反疫苗，或者骚扰枪击受害者家属。
这如何解释阴谋论粉丝对遇难儿童父母的恶意呢？研究者认为，尽管我们也许难以理解，但在这些人的眼中，悲惨的家长以及他们激发出的大众的同情恰恰威胁了他们心中最珍视的信念，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比如拥枪。对他们来说，在枪声中死去的人，受害者家人和同情他们的人，都是威胁。因为这些人会导致控枪政策出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被要求对这种错误的认知坚信不疑。
有意思的是，阴谋论被认为是美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特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历史学教授Kathryn S. Olmsted认为美国人的阴谋主义源于定义国家身份的困难。
在这片移民的土地上，组成国家人们的族裔，历史，生活仪式都不一样，这导致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难移定义自己的群体身份。于是他们逐渐养成一种通过定义他人来定义自己的思维。历史学家Richard Hofstadter就提出，一些美国人诉诸于妖魔化外来者来加强自我意识，通过打击隐藏的敌人来缓解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焦虑。
而美国反智主义为这些阴谋论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对机构专业知识不信任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将事实换成直觉和想象，这种趋势因社交媒体的算法而加速，这些算法精准的提供迎合我们偏见的 “信息”。Alex Johns之流的“成功”， 川普的上台都不过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他们继续信口开河的诋毁事实和科学，又加速了远离事实和科学的趋势。尽管拜登上台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导致阴谋论存在的条件依然存在。
其中最主要的推手就是野蛮发展的社交媒体。
受害者家长也好，大众也好，都困惑过为什么阴谋论在网上的传播畅通无阻。社交媒体网站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谣言泛滥而无所作为么？
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毕竟谣言的大量传播给网站带来的是更多的用户和点击量，谣言越多，网站获利更多。 
所有阴谋论者手中都有第一修正案这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尚方宝剑。传统媒体， 比如出版集团或者报纸杂志，是需要为恶意制造谣言付出律代价的。但诽谤罪对社交媒体平台是豁免的。
尽管脸书，谷歌，油管等社交门户早就成了大多数美国人主要的新闻和信息来源，但联邦法律保护它们不会因其发布的任何诽谤性内容而被起诉。1996年，国会承认互联网是美国人的一种特殊的信息和教育资源，它是”一个真正的政治话语多样性的论坛，文化发展的独特机会，以及拥有智力活动的无穷潜力”。他们试图保护互联网不受政府的过度监管，使其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发展可能性。从那时起，社交平台就不被当作出版商，而只是当作用户创造的内容的平台。
从此，“只是平台”便成了社交媒体逃避新闻监管最常用的借口。但平台的盈利模式却是以流量为基础，通过不断投送引人关注的信息获取人们的点赞转发，刺激情绪，来获得更多点击，从而收到广告费。这种盈利模式让社交媒体从本质上根本不可能“只是平台”，相反，它们在极大程度上操纵了信息的传播，和内容的生产——目标不同，生产动机和方法当然也不同。
调查发现对付谣言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平台上撤掉这些账号，毕竟新冠期间65%对疫苗的造谣，基本上原始出处都来自于12个大V， 脸书上四分之三的疫苗造假信息更是来自于十个明确的源头账号。关闭这几个谣言生产中心就可以大幅降低网络上的谣言传播。但社交媒体可不愿意割舍这些下金蛋的鸡。
在Sandy Hook受害儿童的家长们对脸书，推特，spotify等平台发出控诉，要求他们封禁阴谋论大V账号时，这些大厂们几乎都忽略不理。扎克伯克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如果信息对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例如身体器官伤害，他们会处理，但这些父母被疯狂网暴，跟踪，收到死亡威胁，被造谣自己的孩子压根不存在，都不被当成伤害，这多荒唐。
尽管在民众的压力之下，从2018年开始，apple podcast等社交应用开始依依不舍的删除部分，而非全部Alex Johns 的账号，但他之所以持续存在并发达的信息框架并未被削减。
研究美国极右媒体的得克萨斯A&M大学传播系的杨云康教授就一篇文章中指出：“诽谤诉讼不涉及使谎言机器得以运作的基础信息基础设施。这包括确保Alex Johns的网站Infowars仍然顺利运行的互联网域名注册商；曾经为Johns的产品和代言人处理付款的支付公司，如PayPal；以及为其网站带来流量的社会媒体平台，如Gab。虽然这些公司中的一些（如PayPal）封锁了Infowars，但其他公司，如Gab，却接受了它。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公司都享有广泛的法律保护。”
果不其然，这次的判决一出，Alex johns就立马在自己的网站宣布自己被陷害，并号召大家捐款支持自己的反击。他当然还是能募到粉丝和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但能不能募到十亿四千五百万就是个问题了。 
而那些在10年前把孩子送去学校就永远的失去了他们的父母，在周三宣判后的媒体见面会里，哽咽，流泪、拥抱，感谢，但没有人微笑。他们最想要的，再也回不来了。
一个妈妈说，她们根本不想要钱，但钱是Alex Johns唯一在乎的东西，他们只有通过赔偿让他想一想自己的行为，和以后继续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思考一下成本。
Robbie Parker的女儿Emily在枪击中死亡，在被Anderson Cooper的采访中，他颤抖的说 ：“对我而言，最大的补偿是能够把Emily的故事夺回来，让所有人知道Emily是谁，她对于我和她妈妈，还有她姐姐的意义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把我的故事夺回来。”
上图为2012年听闻女儿Emily的学校发生枪击，跑步去学校的Robbie P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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