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萧功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发表论著二百余万字，著作十余种。主要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当代社会思潮与政治。本文系摘编整理。
 使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充实
多少年来，我总觉得，自己注定是一个幸福感很强的人。总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在支撑着我，生活世界对于我来说，总是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我总是会找到乐观的理由。这是一种命中注定非快乐不可的性格。我会对生活中的挫折与失败一笔带过，会马上进入对新目标的求索。
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从小失去双亲，高中又没有考上大学，在工厂里从事艰苦劳动那么多年，“文革”中还挨了整，什么不好的事都轮上了，但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我笑着说，这是因为，我失掉一百块钱，留给我的内心的苦恼只相当于失去一元钱；我得到一元钱，获得的满足感却相当于获得一百元钱。也就是说，我对于挫折的敏感度极低，对收获的兴奋度极高。
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可悔改的、顽固的、带着花岗岩脑袋的乐观主义者。不久前，在中山大学一个研究生与大学生参加的座谈会上，有一位年轻学生要我谈谈乐观主义的意义。我说，乐观的人，不但会比悲欢主义者具有更强的自信，而且乐观的信念会让他有更活跃的行动能力，正是这种活动的展开，机会之窗将为他打开，于是改变事物的原有状态的概率就大为增加。
我不知道这种心态是不是天生的，但它却是我人生的宝贝，它帮助我渡过了多少人生的难关。我的乐天也许是得益于我的基因遗传，据说我的爷爷就是这样的乐天派，很可能我在无形中，不自觉地继承了他那种儒家式的达观人生态度。
然而，我觉得在一切原因中，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我始终处于一种我称之为“精神自由”的状态中，我能在知识中不断获得好奇心的满足，知识领域就像是一本没有读完，也不知结果的侦探小说。我总是以欣赏的态度，去理解它，体悟它，并从这种经验中获得新鲜的独特的感受。
其次，当你不断调动自己已有的知识资源，尝试对你所不知道的、或使你困惑的事物，作出属于你自己的理性的解释时，这就进入了一种思想创造的过程，你就从超越实利的对知识的好奇心，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就会领悟到知识分子实现自他价值的愉悦。到了这一步，那就是知识者的陶醉感。它如同醇美的酒滋润着你的心灵。
第三，仅仅知识上的自得之乐，仍然不能完全保证我内心的充实与幸福。个体的生命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体的自他完善，他还必须有一个外在的支点，一条能与外在的活源头连接起来的通道，否则他的内心资源就会像古井水一样渐渐枯竭。对我而言，那个外在的活源头，就是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过那场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总想为最终摆脱这种苦难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他担当。
多少年来，每一学期给大学生与研究生上第一节课，我都会告诉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心，求知中获得的陶醉感，以及由此形成的、用来认识生活世界的思想力，这是我们读书人的人生三宝。我总觉得，人在世俗社会中需要一种内心的类似于宗教的精神资源，我可以在外来压力下始终自得其乐，外界环境再艰难，恶势力再大，我与世俗社会之间总有一层内心的铜墙，在我看来，红尘是美丽的，我热爱红尘，而红尘又由于我的热爱与不断努力，而会变得更加美丽。
有一次与美国老朋友墨子刻谈了好几个小时，临分手时，我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还希望自己能再活二百年，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藏书中还有一万本没有来得及读，即使每周读一本，至少还要花我二百年时间。他笑着说，“你会的。”
我当然知道这不可能，但我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使现在的有限的生命过得更充实。
 对知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知识分子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很难想象没有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的文明能进步。不可能的。中国未来仍然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他要一个同情的理解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同情的理解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面为社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思考。
所谓新权威主义，我理解的就是在后发展国家民主政治失败以后，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强人，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它能在维持稳定的条件下，引进外国先进的制度，引进外国先进的资本和先进的文化，能够逐渐让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起步。我认为这是现代化的一次选择，我这个想法确实是从历史当中真正得到的一种心得。我没有想到引起了全国性的一次讨论。
我觉得这一生确实是充满了激情。有一个心理学家曾经谈到，一个人的特长爱好和他的职业是两个同心圆，重叠程度越高，他就越幸福。我恰恰是同心圆（重叠程度）非常高的人，我之所以成为我萧功秦的今天，很大程度上面我有一种在环境当中的小自由，我对知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我）初中时候就开始看美学。我记得当时暑假作业没有做，把我的美学笔记给我们班主任说这是我的暑假作业，老师还给我批了个优下。我在工厂的12年生活当中，每天工作非常累，但下班以后我就每天看书，记了1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完全没有考虑要考试的问题。
后来南开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给我写了封信，他说现在我招考研究生了，你愿意考我的研究生吗？这句话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研究生阶段的话，我又碰到一个特别好的老师，韩（儒林）先生是世界科教委组织的一个成员，我一进去他就发现我不是他理想的学生。他说看来我的这一套你不一定有兴趣，学了也会忘掉，你还是看你自己的书，我相信你是能够做成自己的事业。
我到了上海师大以后，上海师大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在小环境里面，我们的校长说了一段话，我听了现在都很感动。校长就是说，养一个萧功秦，我们还养得起。我也没有申请过什么国家课题，我的第一本书出来以后，我突然收到了科研处长给我的一个条子。他说你这本书出版我还不知道，我支持你研究第二个题目。
如果说梦想的话，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我只是在学习当中感到有乐趣，有陶醉感。陶醉感始终在艰苦的岁月当中从来没有被泯灭。
我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经常在工厂里面晚下班以后，骑车子到工厂附近一个教室里面看书。我就想象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在大学讲坛上面给学生上课，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后来我真的是进入大学。我是个幸运儿。
我觉得我有大量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需要表达出来。我大概还有5本书要写，为这5本书我已经准备了20年。我非常珍惜我的身体，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这几本书写出来。如果这些书写出来了，也许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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