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报道写于2022年1月，当时上海的线下演出市场一片火热，其中最吸睛的舞台就是亚洲大厦。如今8个月过去，上海的线下演出逐渐恢复。
记者 | 陶紫东
编辑 | 肖文杰
亚洲大厦是汉口路上最不显眼的那种建筑。
上海市黄浦区的汉口路，全长1.6公里。它东起外滩，曾是银行和报馆的聚集地，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历史建筑；西段靠近人民广场，南侧是南京路步行街，是上海商场、店铺和写字楼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身处其中的亚洲大厦建于2006年，共21层，镶嵌绿色玻璃的外立面显得有些过时，即使站在路口，你也未必会注意到这幢楼。到了2020年，亚洲大厦已有不少办公空间闲置，在租赁信息网站上它的租金比附近的写字楼更低。
很难想象这样一幢老旧写字楼和音乐剧、话剧、现代舞有什么关系。但过去一年半，亚洲大厦蜕变为中国线下演出密度最高的场所，甚至改变了演出行业的生态。
长久以来，音乐剧在中国一直属于小众。人们最熟悉的始终是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经典剧目，本土改编和原创的音乐剧影响力不大。2018年，湖南卫视播出的综艺节目《声入人心》让部分国内音乐剧演员知名度大增，吸引了大量此前不了解音乐剧的年轻人。此后本土音乐剧的演出越来越多，人气演员的作品一票难求。
但疫情把这个升温中的市场打回了冰点。2020年5月，线下演出逐渐恢复，当年下半年，观众人数限制逐步放松，可一旦疫情反复，演出仍可能随时取消或延期。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从业者来说是致命的，音乐剧、话剧、Live、舞剧，整个线下演出行业处于半停滞状态。
2020年8月，一家“小酒馆”在亚洲大厦开张了。200平方米的“酒馆”里，114个座位围绕着一个吧台式的大长桌，坐满了观众。3位男演员在长桌上卖力演唱，与距离最近的观众仅一臂之遥。一曲结束，人们围着吧台鼓掌喝彩。
实际上，它是由“一台好戏”出品的中文版音乐剧《阿波罗尼亚》，“小酒馆”是观众给它的昵称。一年半来，《阿波罗尼亚》演出总计超过500场，几乎场场爆满。剧目本身的质量，加上“环境式”“小剧场”的体验，《阿波罗尼亚》和亚洲大厦的名声在观众和从业者当中迅速传开——在行业寒冬之中，“小酒馆”的火热算得上奇迹。
《阿波罗尼亚》演出剧照。
《魔都剧好看》是一档关注上海线下演出的播客，主播梵一如同时运营由这档播客衍生出的演出爱好者社群。梵一如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亚洲大厦”是微信群内最高频的词语。
《阿波罗尼亚》的火爆远超一台好戏创始人汉坤的预料。疫情逐渐稳定之后，汉坤和团队从北京来到上海，目的很简单，公司要生存，就要尽快演出新的剧目，而且一台好戏一直期望拥有属于自己的驻演剧场，上海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汉坤提到的“机会”，指的是上海2019年出台的“演艺新空间”政策。简而言之，这项政策鼓励商业综合体、办公楼宇、文创园区和已改造的老厂房等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开辟新型演出场所。这意味着演出产品的“销售渠道”大大拓宽。
亚洲大厦里的办公空间得以改造成小剧场，正是受到了这条政策的扶持。
向汉坤分享这条政策信息的是《阿波罗尼亚》的联合出品方、上海亚华湖剧院经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湖”）的总经理阮豪。亚华湖常年运营云峰剧院、人民大舞台和共舞台等上海的大型剧场，这些经验让阮豪对政策颇为敏感，“演艺新空间”新规发布后，他很快便嗅到了其中的机会，找到了一台好戏。
在《阿波罗尼亚》之前，阮豪和汉坤就合作过好几部“亏钱的大剧场项目”。两人一直有试水小剧场的想法。在比较了临街商铺、购物中心、大世界等不同场所后，阮豪最终选择亚洲大厦作为“演艺新空间”的尝鲜地。
对一台好戏这类民营的演出出品公司来说，“演艺新空间”意味着更宽松的准入环境，以及更低的前期投入成本——不是所有剧目都能承载大剧场动辄上千个座位的体量。而小剧场的面积可以小到100平方米，座位数也可以少于100个。
相比于大剧场，小剧场驻场演出讲究细水长流，每场演出门票收入有限，但前期的投入和运营成本也少，而且驻场演出能省下在不同演出场地间辗转产生的拆装、运输和吃住行费用。汉坤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过去一台好戏在不同剧院巡演时，上述人工成本能占到总成本的20%至30%。在亚洲大厦拥有自己的驻演剧场后，相当于只花一次拆装台费用，一场戏就能演一到两年，每场演出的边际成本被大幅摊薄。只要能确保观众来看，小剧场是一个能运转起来的商业模式。
在成熟市场，小剧场早已形成气候。纽约百老汇的大剧院周围就密布着500多家小剧场，被统称为“外百老汇”。韩国首尔的大学路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聚集起一大批小剧场，如今这里成为韩国话剧和音乐剧的中心，汉坤在韩国学习演出制作时，当时这部剧就在剧迷圈内大火。
在买下版权，决定把《阿波罗尼亚》搬到亚洲大厦后，一台好戏做了另一个重要决策：环境式剧场。
《阿波罗尼亚》在韩国演出时，是常规的镜框式舞台，但主创团队在亚洲大厦内实际筹备时，发现整个空间是个狭长的长方形，如果做成传统剧场，后排观众离舞台太远。主创团队索性把剧场改造成一个酒吧，舞台设置为吧台，位于剧场中央，座位就按照酒吧的样式摆放，所有购买吧台位和卡座位的观众都可以获赠酒水。
这个主意很冒险。小剧场的音乐剧本就很少见，还要做环境式舞台，还是驻场演出，全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尝试。《阿波罗尼亚》正式开演前，汉坤曾对一台好戏的员工说，试两个月，做不起来就关停。
2020年9月初，《阿波罗尼亚》开演一周，汉坤发现第二周的票已经售出大半，到了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的票已售空。10月演出开票当天，“刚放票几乎就全部售空”。阮豪和汉坤知道他们的尝试成功了。后期的观众反馈显示，环境式的舞台强化了这部剧本身的表演魅力，也更容易带动剧场的气氛。
梵一如认为，演艺新空间政策之所以能落地生效，是因为政策逻辑符合演出市场的规律。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扶持本土原创的演出。演出场所和前期投入是原创演出的最大痛点，该政策用“解绑”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撬动了市场。
亚洲大厦的创新不仅在于演出场地和演出形式，还在于商业模式。此前国内的戏剧运作模式中，场地方与演出方往往是单纯的租赁关系，演出方仅仅向场地方支付租金，场地方对演出方的内容、场次和票务并不过问。而在亚洲大厦，场地方亚华湖不再向制作方收取租金，而是采用前期入股、后期分成的合作方式。
“你可以把我们理解为‘孵化器’。亚华湖既是传统的剧场运营方，负责前期的基建、消防、票务运营，同时也是出品方。亚洲大厦内所有上演的项目我们都参与投资。票卖得好，大家一起分得多，卖得不好，大家一起分得少。”阮豪说。这种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小剧目和新团队的入行门槛。
正是这一点，让亚洲大厦在《阿波罗尼亚》走红之后，能够迅速引进新剧。《宇宙大明星》《FLAMES火焰》《灯塔》《寅时说》等演出陆续入场。亚洲大厦的大门口挂上了新招牌——“星空间”。每个小剧场都拥有一个星空间的编号，比如《阿波罗尼亚》是星空间1号。如今亚华湖运营的“星空间”已经增加到16个。
《阿波罗尼亚》引起业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吸引了许多年轻的、此前没有音乐剧观赏经验的核心观众。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会反复购票观看，一部戏“刷”一二十遍成了常态。一台好戏的内部调研结果显示，最夸张的时候，《阿波罗尼亚》的演出票复购率高达60%，也就是说，一场演出里3／5是老观众。
极高的黏性缘于演员的魅力，许多观众都有自己支持和追逐的演员或演员组合，这种关系类似偶像和粉丝。2021年5月，人气演员张泽结束了他在《阿波罗尼亚》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们将其形容为张泽“毕业”了。过去，“毕业”一词多用于指代偶像团体成员离开团队，随着音乐剧粉丝群体走向壮大，这一词汇被自然运用在本土音乐剧中。
一台好戏会想办法满足核心观众群的需求。它会更注重不同演员的搭配，因为观众反复观看的重要原因就是“刷卡司”。它也很注重周边开发，《阿波罗尼亚》会推出不同演员的明信片、角色徽章、歌词本；还会在微信、B站和小红书等平台上发布类似综艺花絮的短视频。这些做法在成熟的演出市场并不罕见，但在中国，此前音乐剧、话剧的周边往往仅限于场刊这类最基本的产品。“观众喜欢看，传播度也挺高。”汉坤说。
梵一如也注意到新一代演出爱好者群体的潜力。“这个以城市年轻女性为主的群体消费力极强，对新的本土作品也有很大的包容度。”梵一如会邀请当红剧目的演员作客《魔都剧好看》，除了播客节目本身，他还会让嘉宾留下签名照片，甚至拍摄视频，这也是最受他所运营的社群欢迎的节目内容。
《阿波罗尼亚》的成功，和后续新剧目的火热，让亚洲大厦的成功显得顺风顺水。但其实，惊喜的成功背后是许多挑战。比如，要把写字楼改造成演出场所，有许多现实的技术问题要解决，比如层高。
剧场的层高不仅关系到观众的视线是否足够开阔，同时也与剧场内的灯光、舞美关系密切。如果层高不达标，整台戏的前期设计和后续的演员表演都会受限。
“按照我在韩国看过的小剧场和工作经验，加上灯具、空调、风管和消防，层高怎么都得4米以上，这是当时我们和亚华湖提的要求。”汉坤说。最后，《阿波罗尼亚》的演出场地选在了亚洲大厦4楼，这一层的层高刚好超过4米。他还记得，当时4楼的另一个租户是一家美容院。
“当初选地方的时候，我和汉坤一起把几个空间都看完了，亚洲大厦的条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最差的。但亚洲大厦有几个现实优势：物业公司是亚华湖所有，不怕后续被业主赶走；其次，亚华湖的大本营人民大舞台就在九江路上，我们可以做到整体联动，包括剧目的统一购票、宣发和口播等。”阮豪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
《阿波罗尼亚》是入驻亚洲大厦的第一部作品，它还能选择相对好的空间，耿子博就没有那么走运了。2021年10月，耿子博编导、演出的舞蹈剧场《寅时说》在亚洲大厦7楼星空间5号驻演。算上不能改动的管线排布，7楼最低处的层高只有2.8米，和正常公寓的卧室差不多。
《寅时说》的舞台，位于亚洲大厦7楼的星空间5号·山眠剧场。
当初看场地，耿子博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根本用不了。音乐剧、话剧倒还好，我们是舞蹈剧场，演员只要一个后空翻或腾空托举，就可能撞梁上。”
但两天后，耿子博还是选择在这个场所表演他原创的舞蹈剧场作品。耿子博专注的现代舞剧，是小众中的小众，《寅时说》没有明确的情节主线，需要观众对抽象事物有更敏锐的感知力，这拉高了观剧门槛。
虽然耿子博早已是获得认可的知名舞者和编舞，但他最大的目标——做一部表达自己态度的原创作品、拥有一个独立的剧场——一直难以落地。大剧场租金和制作费用高昂，投资方又不看好现代舞这一品类，按照阮豪的说法，“没有人会相信现代舞能赚钱”。这种情况下，运营一个前期投入门槛低的小剧场，对独立艺术家来说是更合适的起步方式。而且，耿子博也被亚洲大厦的氛围吸引，“亚洲大厦里观众的那种氛围，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耿子博所说的这种“氛围”并不虚无缥缈，而是指向很实际的消费行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剧目入驻亚洲大厦，核心观众群已经形成习惯，或是某种信任感。继“小酒馆”之后，亚洲大厦里的剧目被起了各种“小”字辈的绰号，比如小赌场、小海滩。一旦亚洲大厦有新剧目上演，他们都愿意去看一看，遇到好的作品，也会迅速传播。这对于《寅时说》这样“冷启动”的项目尤为重要。
1990年出生的耿子博为这部戏花光了近十年来的积蓄。他操心的事，也远比过去单纯地编舞、排练多得多。他要自己掏钱搭景、做舞美，要给演员发工资，还要承担票卖不出去的风险。
为了适应低矮的层高，耿子博专门邀请了灯光师来亚洲大厦定制设计，在不影响灯光质感的前提下，尽量将灯的体积缩减到最小。音响也要请专人重新设计，小剧场的舞台四面都有观众，声源不能像传统剧院那样方向单一，要按照观众的视角和位置来排布，耿子博和音响师只能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试。
演员也要重新适应小剧场。汉坤回忆，《阿波罗尼亚》首场演出过后，“所有演员下来都蒙了”，没人想到舞台居然距离观众那么近。这种距离要求他们完全推翻过去的舞台经验：舞台与观众之间的一臂之距要求他们更精准地掌控自己的身体，与此同时，演员也要通过细腻的微表情传达出人物情绪的变化。
“大剧院对舞蹈演员的要求是能‘压台’，你和观众隔了那么远的距离，如果你的动作幅度不够，怎么能感染观众呢？但小剧场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完全反过来，观众围在四周，你的动作一旦放大，‘啪’把观众打了怎么办？”耿子博说。
《寅时说》舞台一侧布置的一大片落叶，是耿子博花几千元在电商平台上采购的真树叶，对于一个小剧场来说，算是“下血本”了。但耿子博认为这钱花得有道理，“环境式小剧场和大舞台不一样，舞台和观众仅一臂之遥，你其实是面对360度的特写镜头。如果道具是假的，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会严重影响看剧体验。”
《寅时说》目前的排期是一周演6场，除了周一休演外，舞蹈剧场演员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准时来到亚洲大厦排练，为晚上近70分钟的高强度演出做准备。一场30分钟的排练下来，所有人的衣服都会湿透。剧场没有窗户，四面都被涂成黑色，分不清白天黑夜。
随着亚洲大厦的小剧场吸引力越来越大，它也对整个演出行业产生了一个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年轻演员重新获得了动力和上升通道。
在线下演出的“寒冬期”，阮豪见过不少年轻演员为了生计去兼职。“有人边背台词边送快递，有人在晚上演出结束后去开网约车，还有人在没戏演时跑到横店找机会。”而小剧场，至少能给演员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
《阿波罗尼亚》目前在全国各地共招募了演员34人，除了一台好戏的签约演员，以临时身份加入的项目制演员占了多数，后者在《阿波罗尼亚》之外，还会去其他剧组找机会。
同时，整个音乐剧市场也变得火热。2021年，上海首演的引进或原创音乐剧达到15部。其中，一些演员出现了“轧戏”的情况，也就是在同一时间段里排演两部以上作品，这在过去的音乐剧市场难以想象。少数演员甚至不再只赚取固定的演出片酬，而是有权利和制作方在合同中约定票房分成。这意味着，小剧场开始诞生“明星”，而明星是所有成熟演出市场的必备要素。
“2020年5月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看了一场音乐会。之后数次本土疫情压力下，上海的剧场演出没有一天完全停止。城市防疫措施带来的市场稳定，使越来越多演出从业者来到上海。”梵一如分析说。
现在的亚洲大厦看上去一切美好，不过创作者们的神经始终没有放松。“最头疼的还是剧的保鲜值，如果演了三四个月观众就看腻了怎么办？你一旦要换新的内容，那又会牵扯到新的成本。观众的喜好和市场需求要怎么估算？我还真不知道。”耿子博说。
对演员来说，长期驻演的B面，是演员们日复一日地在同一空间内排演着同一部戏，尽管耿子博和汉坤都在尝试为剧目定期做一些更新调试，比如设计更多可供演员选择的动作，在演员的彼此互动中不断融入新梗，“感到倦怠”依然是悬在主创和演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而且，环境式和小剧场本身并不是“万能灵药”，观众不会无条件买单。随着时间拉长，演出行业的核心商业逻辑就会发挥作用：剧目本身的质量是决定性的。梵一如举例说，2021年9月入驻亚洲大厦的《蠢蛋秀》就在社群内受到一些观众的批评，他们认为它形式大于内容，提不起“二刷三刷”的兴趣。
“亚洲大厦单个项目，目前预计没有亏的，最多就是收回前期成本的速度慢一点。根据现在的数据推算，慢的项目可能要两到三年，快的话200场就能回本。”阮豪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目前，亚洲大厦尚未建立明确的退出机制。对于票房表现不那么好的剧场，亚华湖会以增加持股比例的方式纾解制作方的压力，并借此扩大自身话语权，比如调整原作品的结构，但阮豪会尽可能避免干预内容创作。
“亚洲大厦最迷人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市场和观众说了算的地方。”梵一如说。
2021年一年，亚洲大厦的“星空间”小剧场演出达2418场。每逢周末的傍晚，亚洲大厦的电梯前就开始排队，22点过后，当地派出所和交警会在汉口路的路口加派人手，因为路上挤满了散场的观众。你甚至可以在人群中发现许多观众拉着行李箱，他们中不少住在上海周边的城市，在高铁的帮助下，亚洲大厦成为他们度过周末的方式。
2022年，阮豪计划将亚洲大厦内的剧场空间从16个增加到20个。与亚洲大厦相距800米的上海大世界，也已转型为小剧场的演艺新空间。这座历史长达105年的建筑，在1930年代就是上海最火热的戏曲演出场所。如今，上海的演艺新空间已经超过100个。
3月12日，一档名叫《爱乐之都》的音乐剧综艺节目在东方卫视开播，首期登场的叶麒圣、曹牧之、张玮伦等演员都曾在亚洲大厦演出。
以亚洲大厦这座老旧的写字楼为中心，“中国的外百老汇”正在孕育。
（注：东方卫视所属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SMG）为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主管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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