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作于2020年10月，两年后的今天再看，还是相当应景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大约在四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A股基金经理对“教育行业路演”的需求非常高，尤其是对于一些重要教育政策（小升初、学区房等）的专家路演需求。奇怪的是，A股市场根本就没有多少教育公司，教育甚至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板块。难道说，这些基金都热衷于通过港股通去买枫叶教育、东方教育、成实外？或者热衷于通过QDII额度去买新东方、好未来、学大？（注：当时双减政策尚未出台。）
我咨询了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教育行业分析师。对方苦笑道：“客户关心的是教育，而不是教育公司。”这话让我无法理解。对方只得再次苦笑道：“笨蛋，他们是想为自己的孩子理解教育政策啦！至于教育股，因为太小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这辈子也不会买多少的。
绝大部分卖方分析师在路演的时候都有过“被教育行业专家降维打击”的恐怖回忆。有时候你准备了200页的PPT、构建了精细的模型，打算把腾讯、阿里这样的万亿市值公司好好讲清楚；有时候你邀请了最近上市的热门独角兽公司CEO，要开一个生动活泼的闭门交流会；有时候你带来了游戏、电商、同城零售、第三方支付等热门行业的大牛专家，准备把行业内的关键问题澄清一下。你预订了最大的会议室，预约了这家买方的十几位资深研究员、基金经理，就连投资总监、投委会主席也慕名而来。你们坐下了，投影打开了，你摩拳擦掌地决定大干一场，“这就是我尽情发挥的时刻”——
然后，会议室的门悄然打开，投研小秘书探头进来：“小升初政策专家来了，就在隔壁会议室！”
无论多强大的投研天团，都比不过隔壁小升初专家
短短的三十秒之内，你所在的这间屋子空了一大半。基金经理跑了一多半，研究员跑了几个，投资总监跑没跑取决于他的年龄（以及有没有生二胎）。那些留下来听你讲腾讯/阿里/比亚迪/宁德时代/中芯国际的人，要么还没生娃，要么就是娃已经大了、过了小升初的年龄。你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觉得这样也不错，留下的听众也是值得服务的。好吧，开始放PPT吧——
然后，投研小秘书又不失时机地探头进来，补充了一句：“这个专家也熟悉学区房政策，对于最近上海的学区变化了如指掌。”
这句话宣判了你今天路演的死刑。剩下的客户也跑光了——年轻人就算没结婚也很想买学区房，中老年人则关心手中的学区房如何套现。偌大的会议室里可能就剩下两三个人？气氛已经不能用尴尬来形容了。你长叹一声，看着投影显示的双十一GMV预测/芯片行业政策预测/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数据，开始由衷怀疑这些知识是否有一星半点价值。
幸运的是，上述事情不会每天发生，甚至不会每周发生。因为小升初和学区房专家非常难请，其中靠谱的就更难请了。既熟悉政策又能说的小升初专家是券商的“杀手锏”，必须用在刀刃上，就像B2隐形战略轰炸机必须用在最有价值的目标上。你出去路演一百次，若能有五次遇到客户万人空巷迎接小升初专家，那么你的运气已经可算特别好（特别不好）了。
有些大型公募基金每个季度都会给券商发放“本季度得分最高的服务活动列表”，其中名列前茅的肯定有教育行业的专家路演。我记得，2018年某个季度，某券商安排的“上海最新小升初政策专家路演”获得了所有打分的5%，远远高于“茅台经销商调研”“国产牛奶专家深度访谈”，以及某独角兽公司的一对一交流。更夸张的是，在打分排名前三十的服务活动中，有三个都是小升初。
在理论上，基金公司为了“小升初专家”支付佣金，很可能是不合规的。因为基金支付给券商的佣金都来自基金持有人的资产，这些资产只能用于为持有人谋利；而基金经理听小升初专家路演，显然不是为了持有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入学）。CFA道德准则也明确禁止了“以佣金支付与投资无关的服务”。但是在实践中，没有人会管这些琐事。有些券商甚至会为基金提供旅游服务；还有些会提供热门商品的内部打折、团购服务。只要能赚取佣金，卖方会乐意提供一切服务，而买方会笑纳一切服务。
就算有人提出合规方面的质疑，基金和券商都可以异口同声地说：“这位专家不是为基金经理提供个人服务的，他讲的主要是教育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他只是顺带讲了一下小升初/学区房问题，以方便基金经理教育行业背景知识。”嗯，那就真的没有问题了。
前几天，我在酒桌上跟两位熟悉的朋友讲到了“基金经理喜欢小升初专家”的故事；这两位朋友，一位就职于大型银行（下简称朋友甲），另一位则就职于某大型国企（下简称朋友乙）。听完之后，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同情乃至怜悯的笑容，让我有些不寒而栗。
朋友甲喝了一大口长岛冰茶，叹道：“我还以为你们做二级市场的是高富帅、白富美，没想到也是一群穷苦打工人。”
朋友乙笑道：“嗯，可能账面上的工资确实不低，但是性价比太低，而且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看到我困惑且有些不爽的表情，朋友甲追问道：“你说的那些小升初专家，没法解决就学问题，只能提供信息，对吧？”
我说：“那当然——要是真能解决问题，那还了得！他们只能起咨询作用。”
朋友甲哈哈大笑：“这种信息还用得着专门请专家来提供？还用得着支付佣金？在我们这里，一个支行领导的社会关系里，就存在大把这样的专家，随便打个电话就能约出来吃饭了。完全是免费的，而且肯定比你们请的那些什么专家靠谱。”为了防止我不信，他当场打开了手机通讯录，逐一告诉我其中哪些人在教育系统工作、职务如何、熟悉哪方面的政策。我哑口无言。
在沉默半晌之后，我有气无力地反驳：“支行领导的级别已经很高了，你们的中基层员工总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噢，确实。但是，只要他们跟支行级别的领导关系好，完全可以免费蹭到这些信息。我没有说人人皆可蹭到，但是至少有一部分人蹭得到。你不相信吗？”对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让我无地自容。
朋友乙不失时机地精准补刀：“在事后邀请这种专家解读真的很有用吗？小升初我不太懂，但是学区房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在事前就判断、预测到吗？别告诉我都重新划区完事了，还能有套利空间。”
不经历社会毒打，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老大
“唔，你说的对。”我垂头丧气地说，“反正我也买不起上海的学区房。”

“我也买不起。”朋友乙拍了拍我的肩膀，“幸亏我十年前就买了。”
我开始大口喝酒。虽然我一直知道自己只是个冒充高富帅的穷汉，券商/基金行业从业者也只是冒充大老板的打工人，但是被人当场揭穿总归是不爽的。酒能解决很多问题，能让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掌控一切局势——那些事后诸葛亮的小升初/学区房专家起到的也是类似效果，只是要贵上一百倍。
在我彻底喝醉之前，朋友甲又发话了：“对了，有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清楚。”
“什么问题？”我的酒量比自己想象的要大，所以此时居然还能说清楚话。
“为什么那些基金经理们，为什么你们券商/基金行业的人，非要送自己的子女去走独木桥呢？在小升初/学区房/高考的逻辑当中，你们没有优势，哪怕是信息优势都不具备。但你们还是有钱的，为什么不干脆送子女去国际学校，或者早早送出国算了？躲开拥挤的国内教育，发挥自己的长处，岂不是喜滋滋吗？”
“没错，没错。”朋友乙连连点头，“如果早点送出去，孩子他妈也出去陪读，还可以恢复单身贵族的自由身份，嘿嘿……我认识的几个互联网公司VP就是这么干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我放下酒杯，琢磨着下一杯到底要什么酒，“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比较简洁的回答：我们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钱，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担负不起国际学校或出国的巨额预算。”
“噢，也就是说，你们这些打工人比我们想象的还可怜。”朋友甲乙相视一笑，“虽然我们自己也是打工人。”
我举起酒杯：“来，可怜的打工人与不太可怜的打工人，一起把这杯长岛冰茶给干了！”
这一夜没有月，三里屯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夜空中回荡着我们三个打工人的碰杯声，一次、两次、三次……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才是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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