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颁发给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表彰他对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的发现。
1995年，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章良曾经带领学生在全中国的媒体号称从恐龙蛋获取了恐龙的DNA，实际是污染物。
1996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的饶毅老师，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文章，一边介绍Pääbo的工作，一边含蓄地批评陈章良等不严谨。
可以说，这是饶老师公开批评不严谨科研工作者的第一篇文章。
重刊1996年这篇文章，说明：
1）饶老师即使不可能是第一个注意Pääbo研究的华人科学家，也可能是最早在国内报刊介绍Pääbo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2）饶老师显然在1996年已经知道这一领域及其重要科学家，他称“帕伯是将PCR应用于考古学的先驱和权威之一”。
       而昨天“澎湃”报道：“2008-2009年，当时周忠和正担任古脊椎所所长。当时，由帕博开创的古基因组学研究正在兴起。于是，古脊椎所决定与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在国内成立古DNA实验室，派遣付巧妹前往德国攻读该领域博士，帕博正是付巧妹的导师。此后十多年，中国古DNA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此推论。饶老师的认知早于中国科学院十余年。
3）这篇文章也说明饶老师纠正中国学风的努力，迄今已有26年的历史；
4）有些人劝饶老师不要管学风、只管自己研究的人。需要知道，饶老师从担任助理教授时期就以纠正学风为己任，而不认为是多管闲事。劝少管闲事也许是好意，只是晚了二十多年。既然那时不耽误饶老师的工作，现在也同样不耽误他的其他工作。

分析古老DNA的困难

华盛顿大学 饶毅

　　自从诺贝尔奖获得者马立斯发明多聚酶链反应（PCR）后，这一技术给生物学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可以大量扩增极微量的DNA。这个技术，除了用于生物学研究外，也给其它行业或学科提供了新方法。因为这一技术的极高敏感性，每个使用都面临着是否正确、谨慎，避免假阳性结果和污染的问题。


　　考古学家，对于PCR的应用最初有很大的热情，希望以此帮助他们分析古老样本中的DNA。经过7、8年的实践，觉得这一技术有有用之处，也有局限。局限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前面提到的污染问题，这是所有PCR应用都要注意的问题，在考古上又更突出，因为样本的野外来源和时间的久远。第二个局限是DNA化学性质变化的问题。DNA的自发降解，主要是因去嘌呤化。DNA降解后，是不能再为PCR检测到的。


　　最近，德国慕尼黑大学帕伯实验室，对PCR在考古上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文章发表在今年五月十日的《科学》杂志。帕伯是将PCR应用于考古学的先驱和权威之一。他们收集了好些古生物样本，比较了其中氨基酸和DNA性状。他们的结论是：在温带地区（如埃及），DNA保留以几千年为限，在寒冷地区，DNA保存期以十万年为限。超过这些期限的DNA，一般被降解的不再能被检测到了。


　　他们这种结论自然就给以前声称找到恐龙DNA的报道打上了问号。帕伯实验室特意重新分析了在科学刊物或媒体报道过的4个恐龙样本。一个是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是美国犹池州的，二个来自南极的。他们重分析的结果显示这几个样本中的DNA不太可能保存下来了，他们也发现这些样本有近代生物的污染（包括南极寒冷条件下保存的样本也有污染）。因为有这二个问题，他们推论从这些样本中取得恐龙DNA的可能性极小。


　　PCR在考古学中还是有可用之处，但越古老的样本，保存条件要求越高。帕伯实验室发现，存在于琥珀中的昆虫DNA，保存特别好。猜想这可能是琥珀给昆虫样本造成了一个疏水环境，这种环境大大减慢了DNA的降解。琥珀将昆虫样本迅速地与外界封闭起来，又减少了污染的可能。


　　PCR在考古学上遇到的这些问题，证明了应用一个新技术所需要的谨慎。PCR正确地应用于法医学，也有很好的成功。最近一个例子，是美国、英国和俄国科学家合作，成功地分析了几十年前被秘密处决的沙皇家庭的DNA。证明了乱山岗中挖出的一堆骨头确为沙皇家庭成员及其医生的，并证明了一位几十年号称为沙皇女儿的波兰裔美国人不可能是沙皇家庭成员，而肯定是一位波兰人的亲戚。也就是说，PCR的正确应用仍将会是现代科学的有力工具。

　　1996年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也见于《科学网》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237-2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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