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张丰
近日，江苏南通如东县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引起广泛关注。
丈夫因交通事故成了植物人，4年来，妻子承担起治疗丈夫和养家糊口的重任，最终不堪重负，提起离婚诉讼，获得法院准许。
媒体在报道时，提到了两个细节。一是，婆婆对儿媳的付出非常感动，不愿意她再受苦，代理植物人儿子出庭，同意儿媳离婚诉求。另一个是，妻子要求离婚实属无奈，且离婚后愿意每月给付丈夫扶助费，同意儿子由老人照顾，自己承担抚养费。
强调这两点，目的是明显的：人家婆婆都同意了，围观者就不要再有意见了吧。而且，妻子除了离婚实在别无选择，也没有抛弃责任。这样的妻子，堪称有情有义，因此绝大多数网友表示理解和支持法院判决。
法院支持妻子的离婚诉求，无疑是正当、正确的。丈夫成为植物人的4年间，与妻子属于法律认可的“夫妻感情破裂”，不能因为男方没人管就剥夺女方离婚自由的权利。
但这桩离婚案及其引发的争议，映照了丰富的社会心理和人间百态。可以假设另一个场景：如果妻子是在丈夫成植物人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提出离婚，会怎样？
如果法院判离，很可能会有很大争议：丈夫成植物人才两年，还在治疗之中，也许还有转好的希望，这时“抛弃”丈夫，于心何忍？另外，孩子年龄尚小，怎么忍心让他承受父母离婚的代价？这种舆论，可能会成为主流声音，甚至深度影响事情的走向。
我们当然向往婚姻中的双方，真正做到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的理想状态，倡导勇于担责、相互扶持。但很多时候，这种道德要求和舆论导向，对男女双方却有着细微的差别。曾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有更高的要求，鼓励和褒扬自我牺牲的女性。
最典型的故事是这样的：丈夫离世后，妻子独自把孩子带大，而且把孩子培养成了不起的人物，功成名就。这样的女性被抬到很高的地位，有大量的故事证明这一点。
我们这个社会在不断进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这样的“贞节”故事。一个男人去世，妻子改嫁，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婚姻自由的应有之义。但是，“贞节理想”的残余仍然存在，比如，会要求女性要有一个“过渡期”，如果丈夫死后马上“改嫁”，仍要承受很大压力。
“丈夫成为植物人”，就是一个独特的考验。植物人不等同于死亡，作为伴侣的女性不能“改嫁”，而要通过离婚，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开始新的人生。而要提出离婚，就要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抛弃丈夫”是合适的吗？要在什么时候才“合适”？
提出这个疑问，本身就是残忍的。一对身体健康的夫妻，双方都可以提出离婚，因为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重要部分。但是，当一方成为植物人，社会就会提出更多要求。使用“抛弃”这样的词，本身就暗含指责。如果在丈夫成为植物人后马上离婚是一种“抛弃”，在4年后也可能是“抛弃”。
社会舆论要求一个女性付出更多，来兑换这种“道德责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代价是女性要到精疲力竭无法支撑的地步，还要获得婆婆的支持。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
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网友点赞此次法院的判离，是“双标”。因为在前不久的一个案例里，妻子患有尿毒症，刚开始丈夫分担了治疗费用，但没过几年，两人分居，期间丈夫两次起诉离婚，法院均未支持。第三次起诉时，获准，但酌定丈夫向妻子支付生活帮助费10万元。当时，一些网友将判决理解为默许男方抛弃女方，表示不解。
对比两起案件，一些人得出“性别一换，评论过万”结论，认为性别是左右网友态度的关键。但实际上，这两起案件在细节上存在诸多差异，比如本案中起诉离婚的女方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在另一起案例中，起诉离婚的男方此前就有不履行义务的前科，且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到了山穷水尽非离婚不可的地步。
但从根本上说，网友的不同态度，还是对以往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中，对男女道德要求标准不一样的反抗。与其说是偏心女性，不如说是体恤弱势群体。试想，如果这两名起诉离婚者过往的表现一致或相当，舆论还会“双标”吗?
女子坚持到4年才提出离婚，足够证明她对丈夫和家庭的感情，尽到了个人责任的极限。我们支持法院的判决，或许也应反思，这个结果是否可以来得更早点，以一种代价更小的方式实现？如果它更早发生，社会做好支持的准备了吗？
我们必须去体察“社会道德”的压力，尤其是当这种压力指向个体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成为“不正当压力”的一部分，这无关男女。
本期高级编辑 周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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