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学生时代的小事让笔者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我们上学那会儿，大学生学驾照刚刚流行开来，于是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一起在校外报名了一个驾校，依稀记得名字好像叫梅陇驾校。
学车的过程非常顺利，不过科目三路考的时候却遇到了一点小波折——考试日期刚好和一门专业课的期末考试冲突。
这下子可麻烦了。
期末考试自然不能耽误，可放弃好不容易预约上的科目三也不甘心，而且还要白瞎几百块钱的报名费。
思来想去，笔者找到班长，麻烦班长试探性的向教授询问一下能不能更改考试时间，理由就实话实说了。
原本也没报太大希望，毕竟网站上都已正式登出考试档期，可没想到教授很快给了回复——小事一桩，没问题。
就这样，教授通过几个班长又下了一遍通知，告诉大家该课程的期末考试延后一天进行。
疏忽间十几年过去，当初课堂上和书本里的那些知识早就还给了老师们。
如今印象深刻的，倒是这些经历过的小故事。
笔者非常感谢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感谢他们将一个个十八九岁到二十出头的孩子，当作成年人来对待。
正是因为教授有这种预设的成人立场，才会认为学生出去考个驾照是很正常的事情，规则范围内能通融一下就通融一下嘛。
回忆起来，当年学校对我们的约束性很低很低；同学们有的忙着准备出国，有的忙着实习，有的忙着打游戏，有的忙着谈恋爱，有的忙着混实验室，真是不亦乐乎。
那会儿也没有微信群，名义上的班主任（讲师或副教授挂名）在我们印象里只是一个电话号码。
大概只有学期初会召开一次班会，告诉大家他的办公室在学院某某楼几零几，有事情大家可以联系预约，没事就当他是空气。
总之，学校和老师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服务的角色——有“监”无“管”。
高校是青年学子从学生角色向社会角色的一个过渡。
在这段时间里，青年学子需要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了解职场信息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从思想上摆脱对象牙塔的依赖。
正因如此，多走出校门，多去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哪怕买了一块切糕被骗，也能增加一点宝贵的人生经验。
而将学生们圈在自习教室和图书馆里复习考公、考研，那更多是高中的思维。
不能说不好，但多少有些背离高校的初衷，更何况并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为人民服务的；而且不了解社会实际情况的人直接去为人民服务，不见得是件好事。
最近几年，由于疫情带来的种种因素，使得高校与社会隔绝日深，青年学子们几乎是在封闭的校园里度过了大学时光。
这对于他们成功过渡为“社会人”，无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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