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 | 莫言在哥大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有理解了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我写了近百篇小说，塑造了数百个人物。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结构的艺术，但更是塑造人物的艺术。每个人物，几乎都有原型。但时间有限，只能解析几个我认为比较主要的、比较有意思的，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要讲的是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里那个黑孩子。这个黑孩子姓名年龄都不详。他皮肤很黑，瘦骨伶仃，脑袋很大，耳朵很薄，眼睛很亮。写他时，我不到三十岁，是个青年，现在我已是老人，但现在，六十岁的人好像还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我自己感觉我还不老，对未来的生活，对未来的创作，还充满着希望和梦想。那个黑孩子，年龄被文字冻结了。他永远不会长大，更不会变老。在小说中，他一句话也没说。我刚开始写这篇小说时，并没想把他写成一个哑巴。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哑巴。我原来的设想是让他在小说中只说一句话，但写到最后我也没想出该让他说句什么话。那就一句也不说了。尽管他没说一句话，但他在小说中，用他的行动，用他的眼神，用他的感觉说了很多话。他有着鲜明的爱憎，他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有着超人的忍受痛苦、忍受侮辱的能力，他可以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他可以用手攥住烧红的铁钻子，任凭灼热的铁器烫得他的皮肉滋滋作响；旁观者吓得目瞪口呆，他却浑然不觉，坦然自若。他有着奇异的想象力和丰富细微的感觉，他能够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能够看到光线如何穿过黑暗。他能在物质匮乏、人心冷漠的时代里，感受到爱的温度。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把自己的爱，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能力。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小说中的黑孩子的原型就是我，但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尽管这部小说调动了我的童年经验，尽管我也曾在桥梁工地上像黑孩子一样为一个铁匠当过助手，尽管在我的故乡还保留着这座石头和钢筋水泥堆砌而成的建筑，但黑孩子的原型的确不是我。那么，这个黑孩子是否有原型呢？原型是有的，但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群孩子，是一群与我同时代的孩子。我们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是一群用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苦难的孩子，我们也是一群围绕着熊熊的炉火，用劳动和坚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的孩子。

现在，中国的四家电视台，正在热播着根据我的小说《红高粱》改编的长达六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尽管有人热捧有人狂批，但收视率屡创新高。为什么一个陈旧的故事，还能吸引这么多的观众？我想除了名演员、名导演的号召力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剧中人物，不论主角配角，都是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他们能够让观众从剧中人物的生活联想到自己的生活，能够让观众从剧中人物的命运联想到自己的命运，能够让观众从剧中人物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从而使一部历史剧与当下生活产生了密切联系。

电视剧《红高粱》是从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来，剧中增添了一些小人物，但主要角色还是基本上忠实于小说原著的。所以，电视剧《红高粱》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小说《红高粱》的成功。

小说中有一个主要人物，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曹梦九，在电视剧中，改名为朱豪三。改名的原因是吸取了我写小说时的教训。我在小说中，使用了好几个人物原型的真实姓名。我原本想先借用他们的名字，等小说写好后再想个新名字替换，但小说写好后我发现换不了了，无论换成什么名字，都感到不合适。小说出版后，这几个人物原型很不高兴，他们找到我父亲，质问道：“我们两家关系一直很好，还沾亲带故，你儿子为什么在小说里把我写成那个样子？”我父亲先是替我向他们道歉，又劝他们不必当真。我父亲说：“天下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你们何必对号入座呢？譬如说，他小说的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他这样写我就成了土匪种了吗？”改编电视剧时，我们生怕这个民国时期的高密县长的后代找上门来，于是就改成了“朱豪三”。这是让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感到“朱豪三”远不如“曹梦九”响亮、亲切。我想我们高密县的观众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现实生活中的曹梦九是小说中人物“曹梦九”的原型。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在其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大量虚构，唯有曹梦九，基本上是将他的传奇故事，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小说。

曹梦九是行伍出身，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把兄弟。但是高密是赌博盛行、毒品泛滥、匪患猖獗之地。曹来到高密，禁赌、禁毒、剿匪，提倡孝道，兴办教育，令高密风气为之一新。尽管他作风粗野，不讲民主，动辄脱下鞋子打人，在剿匪中误杀了一些罪不当诛的人，但他在高密历史上留下了美名。电视剧《红高粱》把这位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塑造成主角，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听家乡人说，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将曹梦九与高密历届领导比较。在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某地曾出现过一位杰出的地方官，他的继任者是很难干的。

小说中，我诉诸笔墨、付诸情感最多的自然首推“我奶奶”。用晚辈的口吻讲述前辈故事的小说比比皆是，但描述到前辈人物内心感受时总是受到限制。而我用“我奶奶”“我爷爷”这样的人称，就极其主观地将历史与当代、前人与后人融为一体。我仿佛是穿行在历史与当代生活中的游鱼，仿佛是钻进了前辈心中的虫子，获得了极大的叙事自由。这种写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界，的确令人们耳目一新。当然，我后来听人说，这种写法早已有之，并不是我的首创。我想，这无关紧要，因为我从来也没说过这是我的首创，重要的是，我用这种方式，酣畅淋漓地讲述了一个故事。

小说中的“我奶奶”姓戴，名叫九莲。我真正的奶奶也姓戴，但她跟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是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辈子勤俭节约，养儿育女，左邻右舍；无人说她一点不好处。尽管如此，我也得承认，我真正的奶奶是小说中“我奶奶”的原型之一，因为我奶奶手很巧，会剪窗花，还会接生。

小说中“我奶奶”的另一位人物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姑，她是我爷爷的亲侄女。她由我大爷爷做主，许配给一户富裕人家。很快就有消息传来，说那男人已患上麻风病。在当时的乡村，麻风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病，人人避之如蛇蝎猛兽。我堂姑听到这消息，自然不愿嫁，但封建礼教，订婚契约就是卖身契约。我堂姑最终还是跟麻风病人成了亲。一个如花似玉的漂亮姑娘，与一个麻风病人同床共枕，这样的情景，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我小的时候，经常见到这位堂姑，她四十多岁时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嘴唇发紫，愁容满面。我母亲经常对我们感叹：你姑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

“我奶奶”的另一位原型，是我的一位堂婶，她是我大爷爷的儿媳妇。1947年她结婚不久，我堂叔就跟随国民党的军队去了台湾。我堂婶回她娘家居住，但没有改嫁。后来她生了两个儿子，我大爷爷一直不认这两个孩子，但她每逢过年过节，都带着孩子来给爷爷奶奶磕头。我这位堂婶细腰高个，一表人才，尽管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但她一直保持着风度和尊严。对人们的非议，对公公婆婆的冷眼，她视若不见，该说就说，该笑就笑。她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的衣裳永远干干净净。她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依然健康地活着。

我的家族中这三位女性亲人，她们的生活、命运、抗争、顽强、忍耐，让我感动，让我感叹，让我认识到女性之不幸与女性之伟大。小说中的“我奶奶”就是在这三个原型的基础上，添加了我的想象，塑造而成。

我的另一部小说《丰乳肥臀》，是风格与《红高粱》相近的家族历史小说。小说中有一个名叫“鸟儿韩”的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捉了劳工，押送到日本北海道煤矿挖煤。他逃出煤矿，在深山密林中，与鸟兽为伴，生活了十三年。1958年，他被日本猎人发现，费尽周折，最后被引渡回国。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我故乡的一位名叫刘连仁的农民。1984年冬天，我曾骑自行车，跑了一百多里地，去他的村庄采访过他。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身体很好，挑着两桶水健步如飞。他是我故乡的传奇人物，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他的故事。但是见到真人后，我发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农民，在异国他乡，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竟然活了下来。我惊叹他顽强的生命力，也很想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支持着他活下来。我采访他时很希望他能说出一些豪言壮语，但他没有豪言壮语，他说：我就是想家，想家里的亲人。也就是说，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是支持着他活下来的力量。2004年底，我去日本北海道实地考察了刘连仁栖身的山林和地洞。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能在那儿活下来，的确是个奇迹。我那次去日本，特意去拜访了那位发现刘连仁的猎人，当时他已年近九十，病情严重，他的女儿说他父亲已经神志不清了。但当他听说我是来自刘连仁故乡的作家时，他的眼睛里放出了光彩，脸上泛出了红光。我回国后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这个猎人，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个士兵。我不知道他杀没杀中国人，烧没烧中国人的房子，但我知道，他回国后，成了一个普通的猎人。他发现了刘连仁，救助了刘连仁。刘连仁后来去日本见过他，并将他誉之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我还要提一下我的小说《檀香刑》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个戏班班主，名叫孙丙。他的妻子儿女被德国士兵杀死后，他愤然反抗，组织起队伍，与侵略者战斗，兵败被俘，被施以最残暴的酷刑。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清朝末年，德国人强占了山东青岛，并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修建铁路，侵占了农民的土地，截断了水道，毁坏了坟墓，因而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德军包围了村庄，用大炮轰开围墙，杀死了数十名老百姓。这个村庄离我的家只有十几里路，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沙窝惨案。这也是小说《檀香刑》的故事原型——补充几句，《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是发生在我的村庄东边的一座小石桥上的一场战斗，就是电影《红高粱》和电视连续剧《红高粱》中那座小石桥。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小石桥上伏击了日本人的汽车队，打死了三十多名日本兵，据说其中还有一名少将。日本军队很快来报复，包围了村庄，枪杀了一百多名老百姓，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沙窝惨案后，高密有一位名叫孙文的壮士，组织起农民，用最原始的武器，与德国人对抗。在清政府的协助下，德国军队击败了农民的队伍，孙文被俘，在县城广场上被处死，暴尸示众。一位姓单的举人，写了一篇字字血泪的祭文，当众宣读，并伏尸恸哭。这个孙文，就是小说中主要人物孙丙的原型。我为什么要把孙丙写成一位戏班班主呢？主要是因为，我想把《檀香刑》写成一部向中国传统文化致敬的小说。我长期在农村生活，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而地方戏曲是民间文化的精粹，我想把戏曲和小说结合在一起，对小说艺术进行革新。

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名叫赵甲，他是清朝刑部的刽子手，是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人。这样的人物，在过去的小说中多次出现，但都是陪衬人物，从来没被作家当成主角描写过。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的故乡一位曾经当过警察的人，据说他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枪决了一位“文革”后被平反的英雄。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当他得知自己枪毙的人是一位英雄时，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他是否会忏悔？是否会自责？但这个人似乎没有忏悔也没有自责，我想他会有很多理由为自己开脱。由此我想到，在任何一部国家机器中，都有一些人要扮演职业杀人者的角色。这样的人身份特殊，工作特殊，但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情感，也有欲望。如果能塑造出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剖析清楚这样一个特殊的灵魂，应该是有价值的。有一些读者对这部小说中一些残酷场面提出了批评，我一方面感到读者的批评值得重视，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些描写是塑造人物的需要。

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的小说《生死疲劳》中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单干户蓝脸，另一个是村子里的干部洪泰岳。

中国从1955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集中，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全体农民被纳入集体，实行严密的半军事化管理。这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汹涌的潮流，多数人是心甘情愿地加入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心中不愿意，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加入。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蓝脸，这个农民，因为眷恋土地改革后分到的土地，以一己之力，跟整个社会对抗。在那样的时代里，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的大形势下，一个单干农民的存在，对当地的官员们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藐视和耻辱。他们想尽了办法，软硬兼施，想让这个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加入人民公社，但这个固执的农民顽强地抵抗着，他说：你们颁布的人民公社条例上明确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为什么逼我入社？你们颁发给我的土地证上盖着人民政府的大印，有县长的签名，是有法律效力的文书，你们凭什么要夺走我的土地？他据理力争，官员们也无可奈何。后来，他的儿子、女儿也与他分道扬镳，只有他自己坚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生活发生巨变，人民公社解体，土地重新承包给农民，实际上是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单干。这时，人们恍然大悟，意识到这位一直被视为落后、保守、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农民，实际上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智者，是一位勇于抗争、敢于坚持真理的英雄。

这位名叫蓝脸的小说中人物的原型，是我邻村的一位农民。我在小学念书时，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时，就会看到——首先是听到木轮车转动时发出的刺耳声音从远处传来，接着就会看到，一位小脚的妇女赶着一头瘸腿的毛驴，毛驴牵拉着一辆木轮车，推木轮车的就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有名的单干户。他姓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烂肉”——一块腐烂的肉——当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出现在操场外边的道路上时，我们都会忘记做操，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们。那样一位满面愁苦的小脚女人，那样一头缺失了一只前蹄、残肢上绑着一块破胶皮的可怜的驴子，那样一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很少见到的老古董木轮车，那样一位脑后扎着一条豆角小辫子的，执拗的农民。我们老师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封建余孽的版本。我们嘲笑着他们，我们喊口号羞辱他们：“烂肉烂肉，真臭真臭！”我们甚至捡起石块投掷他们，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耻辱。这个人物，在“文革”之中忍受不了批斗，悬梁自杀。但这个人物，他的形象，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拿起笔开始文学创作时，我就想把他的故事写进小说，但一直不知道该从何处下笔。一直到了2005年，我写了《生死疲劳》，才算了了这桩心愿。

另一个人物洪泰岳，是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他有很长的革命资历，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他当然也是人民公社化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但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开始时，他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背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为那些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给予他们公民身份时，他坚决反对并进行了抵抗。最后，他高唱着国际歌，拉响了炸药包，与村子里的继任书记同归于尽。

这个人物的原型很多，从上到下，有一批改革的反对者。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里，每逢春节，农民放假，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要义务地清扫街道。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后，他们在春节期间，不必再去参加义务劳动了，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与村子里的人一起看戏、娱乐。我记得我们村子里那位退休的支部书记，跳到戏台上去破口大骂，骂中央的领导背叛了毛泽东，骂那些恢复了公民身份的地主、富农。尽管这个人没有像小说中的洪泰岳一样用极端的行为结束自己的一生，但在他的余生中，他的职业就是提着酒瓶子，醉醺醺地在大街上叫骂。他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落伍者，就像当年的单干户一样。单干户用自己的坚守证明了自己的正确，但这位退休书记的坚守，虽然也有几分值得尊敬之处，但最终成了老百姓酒桌上的笑料。

小说《生死疲劳》中，除了这两位人物的原型，还有动物的原型。那匹瘸腿的驴子，我之前也已经提到过，它在小说中成了那匹英勇无畏的、敢与恶狼搏斗的“西门驴”。那头在小说中宁死不屈的“西门牛”的原型，是我小时候放牧过的两头牛合并而成。一头性情凶悍，动辄与人拼命；一头体形健美但懒惰无比，只要将套索往它身上一放，它就躺在地上装死，任凭你鞭打、火烧，它都不起来。至于小说中那几头猪，它们的原型都可以在我们村子的养猪场里找到。小说中那条能够飞檐走壁的狗的原型，就是我妻子与女儿在县城居住时养的那条混血狗。这条狗对我妻子和女儿忠心耿耿，对普通百姓也很友好，但对干部模样的人凶猛如狼。有一次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去找我喝酒，那条狗挣断了铁链扑上去。这位干部体态肥胖，竟然翻墙而出。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平时走几级台阶都感到费劲，竟然在情急之中翻越了高墙。这条狗对我一直不尊敬，经常冷眼看我，后来它竟咬了我两口，当然，因此它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对这条狗我一直心怀歉意，所以在小说中，对它的智慧、体能、道德水平都进行了极度的夸张。狗啊，你虽然咬我而被处死，但我在小说中美化了你，也算对得起你了。

《生死疲劳》出版后，有读者问我，为什么只写了驴、牛、猪、狗这些动物，没写别的动物？我说我找不到其他动物的原型。

时间所限，我不能再举例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创作过程中这些琐碎的事，主要是想说明以下几点感想：

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活写作。尽管你的作品可以写得上天入地，可以写得牛鬼蛇神，但就像一个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你也无法脱离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熟悉的生活，是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北方农村的人，北方农村的动物，北方农村的植物。你让我写一位中国南方或城市里的人物，我写不了，写了也不好。你让我写我老家的植物红高粱，我能写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我在一部小说里曾写过南方的红树林，写着写着，红树林就变成高粱地了。我写牛、写驴、写猪写得心应手，因为我与它们打过交道，对它们的习性十分了解。但如果让我写熊猫、写袋鼠，我就无法下笔，因为我只在动物园的铁笼子里看过它们。

小说的构成因素很多。作家写作时要锤炼语言，要设计结构，要编织故事，要刻画人物。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围绕着人物写，紧贴着人物写。我不会去过多地考虑人物的阶级属性，也不会给他们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不管他们是好人或是坏人，都首先把他们当人写，要写出所谓好人的弱点，也要写出所谓坏人的尊严。只有这样写，才能使小说克服地域性的障碍，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至于我在小说中写到的动物，除了描写它们的外貌和性情特征外，其他的方面，与写人无异。也可以说，小说中成功的动物形象，实际上都有一颗人的心，有一个人的灵魂。

作家要想持续不断地写作，就必须克服个人好恶，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喜欢的人，要接触；不喜欢的人，更要接触。愈是你不喜欢的人，愈有可能成为你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当然，通过阅读报纸，通过观看电视也可以间接地接触人，但这样的接触，总不如面对面地交往收获更大。譬如，有一个一直骂我的人，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妖魔化，但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他在街上牵着他女儿的手行走，他的脸竟然很慈祥；譬如有一位高官，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他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样子，在心里也早把他神化，但有一次近距离接触，竟嗅到他满身酒气。这样的经验越多，作家对人的认识便越全面、越深刻，写作时也就越有把握，写出的人物也就具有真实感和生命力。

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也可以说，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我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了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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