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财新网，作者：余绍清
如果要评选本世纪以来全球高科技产品的翘楚，iPhone很可能会成为最高票选得主。不夸张地说，iPhone引领并改变了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也引发了一众学者以研究视角切入iPhone的各个方面。
供职于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邢予青，近期出版了《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以下简称“《出口》”）一书。该书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中国实现出口奇迹的原因，并试图校正中美贸易失衡的主流分析。其中，作者以美国设计、中国组装的iPhone为例而展开的相关分析，论据翔实，逻辑缜密，极富启迪。
2022年9月，《中国出口之谜》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尽管《出口》讨论的是国际贸易问题，但就iPhone而展开的分析，同样涉及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第七章还专门分析了中国手机行业崛起的密码，这些都十分具象地向读者呈现了中国技术创新的独特路径。当然，作者也指出在中美脱钩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冲击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因此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借助对《出口》一书的推荐与延伸解读，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三部分：一、从iPhone发展看中国技术创新路径；二、过去30年，中国何以实现技术创新；三、未来10年，如何补齐中国技术短板。
一部iPhone发展史，一条中国技术创新路
自1978年以来，中国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成长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并一路赶超欧洲诸国和日本，于200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口》以全球价值链为框架，揭示了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成功吸收品牌、技术与产品创新、批发和零售网络三个层面的溢出价值。如iPhone、耐克鞋和优衣库牛仔裤等产品的畅销，背后是无工厂的跨国公司与有工厂的中国企业，双方合作将这些产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在借助合作网络，打造属于自己的全球品牌。以iPhone为案例展开分析，作者的本意是为了证明现有的进出口统计口径严重扭曲了中美贸易状况。因为现有口径未能覆盖掌握品牌和设计（研发）的苹果为iPhone注入的高昂价值，这意味着，每一部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iPhone，不仅忽略了美国对中国的无形高价值出口，也拉高了中国对美国的有形出口。
但是，在分析iPhone制造历程的过程中，作者也同步向读者清晰呈现了中国企业的重要性不断攀升这一事实。相比2009年iPhone 3G仅仅由中国企业负责组装，并在179美元的报关价格中仅创造了6.5美元的价值，占总值比为3.6%；到2018年的iPhone X，中国企业在组装之外，还提供了触屏、3D传感、扬声器、相机模块等零部件，其价值总额达到104美元，占报关价格499美元的份额达25.4%。截至2020年，在苹果手机供应链企业中，中国大陆为259个，相比之下，日本96个、美国49个、中国台湾37个、韩国30个。
从6.5美元到104美元，从3.6%到25.4%，从单一组装到提供最齐全供应链，iPhone的迭代就像一枚切片，呈现了中国逐渐从全球高科技价值链的边缘地带向准核心地带进发的过程。
通过中国企业融入iPhone全球价值链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何在，我们是如何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加工贸易”为主（俗称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客机），到近年来占据iphone价值链近1/4比重，并同步培育出纺织品、服装、典型设备、手机、汽车等多个全球主导产业。根据波士顿咨询（BCG）公布的2021年全球最具有创新力的5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占5家；2022年上半年全球科技公司市值最高的5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有7家。可以说，中国高科技产业所取得的长足发展，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这是早期政策制定者与创业者们完全不敢想象的。
30年里，中国如何重塑全球技术创新格局
前苏联解体后，其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国力持续下降，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让俄罗斯在科技上与西方存在代差的现实暴露无遗。与此同时，在当代科技的关键领域——数字技术，传统列强西欧诸国普遍失意，日韩虽然保持了核心零部件上的“卡脖子”能力，但就总体规模而言，其数字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已无法与中国相比。
中国在PC、手机、新能源汽车，以及互联网服务上集体涌现出了一批全球知名企业，堪称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全球景观之一。而对比2000年以前，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纺织品和收音机、电话机等，今天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有了质的飞跃。正如《出口》中所指出的：全球价值链像一只无形的手，将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为什么中国可以创造技术进步的佳绩？也许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的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中的逻辑。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做制造业的方式是，观察所有国家，看看每个国家都有哪些技能，我们挑选最好的。”
毫无疑问，在苹果的评估体系里，中国是美国以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拥有最完备、最杰出的技能，包括高素质人才、庞大的消费市场、最齐全的供应链等等。库克的话，代表了地球上最优秀经营管理人群的心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世界500强里有95%都在华有业务。
中国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攀升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从早期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到不断推进产业升级，提供比初级产品和加工贸易更有价值的组装服务甚至是创新产品，持续满足全球顶尖企业日益提升的需求。
这个过程不仅是出口激增、经济腾飞的过程，也是中国企业快速实现技术进步的过程。期间，最为重要的两类创新分别发生在政府与市场，承担创新的领军人物也自然分属这两个领域，即地方官员与企业家群体。
周黎安提出“行政发包制+政治锦标赛”，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如何被激励创新和发展经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考评制度激励下，各地方政府你追我赶，竞争十分激烈，无形中不断推动着营商环境的改善。此外，亦不可忽略的是，政府一方面大力发展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破除地方市场保护，提升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落实物权法，给予民营企业“国民待遇”，在竞争制度上实行所有制中性。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2008年由上海格致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30多年里，由中央做顶层设计，地方探索和落实的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活动，成为促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而相比政府官员，企业家群体天然存在创新的冲动，并有相当一批人从早期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张维迎语）。近年来，中国企业高居排行榜前列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收割红利的结果，更与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的基本趋势直接相关。
据欧盟联合研究中心2020年对全球2500家科研投入最多企业的统计，榜单上研发支出最多的十家中国企业研发费用累计为407亿欧元，排名前三华为、阿里、腾讯均为民营企业，中国建筑排名第四，百度挤进第五。而根据公开资料或财报可知，华为、阿里、腾讯三家在2021年的研发投入合计超过2500亿元。
2020年12月1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2020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
在扩大开放中，占据技术制高点
回到库克的话，苹果之所以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求最优合作商，就在于全球政治局势总体处于平稳状态。但是，2018年以来，中美先后爆发贸易战、科技战与金融战。在多轮博弈下，中美都有不少企业都沦为制裁行为的牺牲品。
然而，即便如此，中美贸易并没有遭遇重创，相反，从2020年三季度开始，随着中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中国对美出口大涨，2021年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今年5月，苹果因为试图将中国的长江存储器纳入供应链，而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挑战。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政客们可以在缺乏根据的情况下对跨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各种质疑。
苹果当然不愿意放弃中国的供应链与消费市场，且可以确定的是，只要两国的政治力量不做强行干涉，苹果会乐见中国科技企业在自己的供应链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科技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对它们而言，在苹果的供应链中不断靠近核心地带，乃至于掌握几项关键技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
在《出口》中，作者刻画了中国手机产业非线性发展的图景，即类似华为、小米、OPPO、vivo等企业，在未能生产处理器、内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背景下，通过强大的生产整合能力与品牌营销能力，成功进入了全球市场，并受到数亿消费者的青睐。当然，随着华为遭遇美国商务部发出的芯片、操作系统方面的一系列制裁，这条捷径近乎被堵死。
中国科技企业并非未能预见到这一结局，早在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企业进入高端芯片领域，华为为此预备了海思芯片，腾讯、阿里等一线科技企业近年来也在部署自己的专有AI芯片。但是，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端精密消费品，不像研发核武器与卫星那样，仅仅基于安全逻辑进行思考、行动。
国内互联网一线企业自研芯片已不算新鲜事，其动力主要来自企业发展的自身需要，图为腾讯蓬莱实验室发布的AI芯片高端芯片必须一方面达到性能最优的状态，另一方面还必须实现较低价格，属于典型的“既要又要”。而核武器作为大国安全后盾，并不需要太强调爆炸当量，你投一颗消灭我1000万人，我投一颗消灭你100万人，看起来差距明显，但无论哪一个数据，都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
此外，能够轻易毁灭城市的核武器不需要产量太多，几百颗足矣，造完之后，除了维护成本较高，也无需持续创新；而高端芯片则需要源源不断地生产、创新，并实现商业成功，企业稍有落后，就可能被市场所淘汰，陷入一败涂地状态。
也因此，芯片被称为现代科技“皇冠上的明珠”，而要摘下这颗明珠，不仅需要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还需要巨大的消费市场，雄厚的资本市场，以及数以万计的工程技术人才。就此，即便综合实力强如美国，也无法独自完成。当前，美国政府试图将芯片研发与生产塑造为闭环，必将遭遇失败。
对于中国而言，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不可或缺之位，已经是过去4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此外，中国拥有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队伍，全球最丰富的消费场景（这对人工智能尤其关键），以及强大的国家与民间资本支持。在未来，在芯片这样的核心技术领域，中国试图占有关键性的几个环节，应该是更为理性和务实的目标。毕竟，只要我们也具有了对外卡脖子的技术能力，我们就不会轻易被卡脖子。
虽然今天的中国科技企业还未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但是，过去40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技术创新路径。在此基础上，只要国家一方面坚定支持基础科研，以合理的体制保证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充分涌流，另一方面持续扩大开放，就可以真正支持中国科技企业融入全球竞合，并帮助中国科技企业夺取科技创新的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作者系资深IT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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