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
“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
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
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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