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将爷
今天是9.18，是国耻日。
我对数字不敏感，但今天却总觉得，面前是这样的计算题：9+18=27。
这是疫情三年最悲怆的日子，我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但又明白什么都不能写。
黄昏的时候，在院子静静坐着，精神有些迷幻，不知道是不是被盛开的九里香给麻醉浸染了。
人在迷迷怔怔的时候，总会想一些深刻的东西，比如死亡。
这些年，我拼命地积极生活，又经常摆脱不了内心抑郁。但，对己对人，我总会拿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这两句经典来进行生命劝勉：
死是一件不必求成的事。
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
现如今，活着，像牲口一样活着；活着，为活着而活着。这，已然成为人们的自觉共识。
问题是，很多时候，死亡就是身不由己的事，就是不期而至的事。
一场未曾事先觉察的疾病，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一场凌晨行驶大巴的突然侧翻……
死神就这样阴森森地走了出来，或者，是被幽暗中的黑手给推了出来。
最近，我在守望乡村，感知故园的纯朴与古典在日蹇沦陷。
父亲讲述了乡村太多吊诡的死亡，令我有无尽的无奈与感伤。
有很多夜晚，我们在院子里放上矮桌，开始拼酒。
桌上，除了父亲割来的猪拱嘴，还有我做的剁椒鱼，其他，是母亲从房前屋后菜园里采摘的蔬菜瓜果。
酒喝到半斤，话说得兴起，我就有了一种人生况味，恰如汪曾祺老爸所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个家庭，最大的人情味，或许是父子一起，可以“没大没小”，能够“谈生说死”。
这里有温馨，也有忧伤。
我的父亲老了，现在他最大的忧伤，就是村里的同伴，很多比他年轻的，都在不停地死。
仅在我回来这两月，就耳闻目睹了这样一些非正常死亡。
皮大爷是老伴死后半年，被发现躺在亡妻坟茔上的。当时，他左手边，有半瓶散装白酒，右手边有半瓶农药。
人活着，太孤独，就会想隐入尘烟。
比贫穷更难熬的，是亲情伦理的匮乏。皮大爷本是通透之人，也算德高望重，是解决邻里纠葛一把好手，常能说些慰贴人心的话，来消解纷争。
然后，老伴死后，他的垂暮之年，并未换来一席存身之处。儿女的冷漠与排斥，使他独居弃屋，孤灯清影。
能使百家安、千家和，逃不出自己的家庭囹圄，人生又何其悲哀？人间又何其不值？
吴大叔死时，我就在村里。
那天，酷热40度，他在玉米地打农药。我们开着车路过时，还对他吼一声“注意不要中暑”。
他从蔓蔓枝叶中探出头，回了声：“习惯了，不碍事”。在中午烈日映照，我甚至能看清他的笑容。
下午，就听说他死了。我探询细节，家人说他打完农药，中午回来喝到第三瓶冰啤，就倒了。送到医院，已经没治。
多数人说，是药性从汗毛孔浸入了，受到冰酒刺激，就暴发了。对此，没有人去分解其中的医学原理。
反正，有人说他是农药中毒死的，有人说是中暑热死的，还有人说是喝冰镇啤酒喝死的，搞得我父亲到现在也都不敢再喝冰啤了。
就在前几天，村里开货车的桂四在凌晨一点多，把车子直接开进村头的集体养渔塘中了。
出事的那地方，是斜坡，又是三岔口。我每次开车经过时，都拿出在山地越野的本领。
桂四到底到底是怎么开进渔塘的，也没有摄像头还原真相。
有人说他肯定是太缺觉，困到睡着了；也有人说是天太黑看不清；还有人说桂四还是技术不牛逼；甚至有人说可能有人在那挖坑把桂四带进去了。
反正，桂四死了。桂四嫂脸上以前掩不住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每次她经过我家门前，我妈想拉她说说话，她就把头低得很沉，连招呼都不打就疾走了。
……
一个家庭，男人没了，家里的柱子就塌了。村里的男人们本来就少了，接连的非正常死亡，给村庄笼罩着强大的悲哀。
以前，村里死了人，父亲总是会被请去梳理丧事流程，处理亲缘矛盾。
这方面，他不止算是绝对专家，更算得上是台面人物。
在他60岁之前，是一个抬棺高手，如何系绳，如何起杠，如何入坑，绝对是高手，而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窍门。
我看过他抬棺时的雄姿，像个战场指挥官。或而命令前行，或而要求后退，有时训斥后生，有时鼓励杠友，当然，也适时安慰逝者亲属。
那一年，父亲已近花甲，我也是在这样的秋天回村，恰逢他在抬棺。
秋风潇瑟，乡野苍茫，他绷紧皱纹阡陌的脸，斑白头发在风中飞动，瘦俏的背影写满了疲惫与哀伤。
抬完那次棺，他的腰就不行了。那一晚，我俩酒喝大了，我过了一把教训老父的瘾，让他一边忏悔一边保证，这辈子， 再也不抬棺了。
就在那个晚上，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乡村的死亡案例：
徐二愣是在外地采矿被砸死了;民办教师沈草根的坟是得咽喉病无钱医治死的; 还有读上大学还跳楼自杀的贾家儿子，死因不明......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但在那一晚，他说出了这样的语句：
人死如灯灭，但他们活着的时候，都在照亮这片天。
送他们走，是不能将就的事。做这些仪式，就是要让活人记着死人的好。
这些话对我触动特别深，让我真正理解了托马斯·林奇为何要在他的《殡葬人手记》中这样说：
安葬死者经过那么多的程序，就是要表明，他们曾经生活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头猩猩，他们的生活值得叙说和回忆。
乡村的坟茔，没有鲜花簇拥，后来多是草蔓丛生。 
从乡村移居城市以后我，渐渐地发现，很多时候，比死亡最不堪的是，是对待死亡的冷漠与怠慢。
我曾在夜晚去殡仪馆吊唁过一个教授，他还未到退休，仍是思想迸发的黄金年代，却不幸重症而去。
那一晚，在殡仪馆，我看到各种台桌，有喝酒的，有打麻将的，还有勾肩搭背谈恋爱的……
那种氛围令我伤感，甚至，连耳边放着的音乐，都显得那么的轻佻。那一刻，我真想把故乡的朱大嘴叫来，让他举起唢呐，来一首《大悲调》，来净化他们的灵魂。
，
我本是特别新潮前卫的人，但越来越认为：在死者面前做些什么的意义，是要表明活着的人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会有人死去的现实。 
这样的感悟，也与后来深读托马斯·林奇的《殡葬人手记》有关。在那本书中，有一句话经典地话，叫“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
我的理解是，生者不能正确对待死亡，或者不让生者正确对待死亡，人类就不会明白如何对待生活。
疫情三年，很多人都困在某个空间和系统，有时连死亡都成了一件无法声张的事，连送葬都变成偷偷摸摸的事。
这，其实又是何等的人间不值。
这三年，我重读了两本关于疫情的小说，一本是加缪的《鼠疫》，一本是迟子建的《白雪乌鸦》。
前者的政治性，后者的社会性，以及它们都包裹的人性伦理，让我懂得，到底什么是善治，什么善良。
今天，我想分享这两位作者的题词和诉求，来感受一下，讲述那些在疫情中逝者的故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反思一下，那些疫情中被遮蔽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存在价值。
迟子建是这样构想作品价值的：
拨开那累累白骨，搜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加缪是这样表达写作野心的：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对这两句话，这三年，我就像一头老牛吃草那样，老牛吃草般反复咀嚼，反刍消化。
群山之巅，渤海之滨，想到深处，孤愤老将青衫湿呀。
在累累白骨的磷火中找出微光，在别样的监禁生活中审视合理性，这是多么智慧与思想的表达呀。
中国与世界最顶级作家在告诉我们，对待死亡，那是绝对不可怠慢的事。
在深夜旷野中，一群动物死去，才会只有流星看见，而人类一无所知。
一个人，终究不是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或一头猩猩。
那么，人在这世间经过一场，因何而生，为何而死，也就更值得叙说、回忆和反思。
PS：全文完，共3000字。今天散文表达，我也是尽力了，欢迎留言交流！欢迎扫二维码与老将交流。微商勿扰，加过号勿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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