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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当地时间9月9日的时候，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段发言中回忆了与刚刚去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交往，讲到开心处，不仅梅姨自己眉飞色舞，也引发了全体议员的哄堂大笑。整个演讲中类似的笑场据说有八次，欢快的气氛洋溢在整个会场上。
但，怎么说呢？英国国丧期间，身为前首相的梅姨搞这么一出，本身就让人感觉很有喜感，它让我想起了冯远征老师的这一幕演出——
是啊，严肃点，不许笑，给女王办丧事呢！
这里要普及一个背景知识，虽然我看到的所有相关资料都没有标明，但这段演讲，大概率应该是在国会下议院COW（Committee of the Whole，可译为“全体委员会”），与英国议会的正常会议相比，COW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区别，议员还是那些议员，议长还是那个议长。
唯一的区别，在于中间的那张桌子上，是否会有那么一把代表王权的权杖。
在英国君主立宪制彻底变化为今天的虚君立宪之前，本来议会的正常会议，国王是要莅临的，后来国王不来了，就横一把权杖在那里，表示王权依然在场。而王权在场时，大家就相对比较严肃，什么话都不敢乱说。所以每当一个议案推动不下去的时候，议长就会决定是否要把权杖“请”出去，开一个COW，这样大家就可以有架随便掐，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而一旦这种COW开起来，议会往往成了菜市场。我们平素看到的英国下议院那些精彩互怼，放肆争论，两边议员跟天桥上看相声的观众一样，轮到对方发言就跺脚、起哄喝倒彩，己方发言就跟着帮腔，而维持秩序的议长狂敲法槌喊“order”……几乎所有这些剧情，都发生在COW上。
换而言之，这就是个专门用来“没大没小”的场子。所以在这种会议中，前首相插科打诨一下，开个女王的玩笑，似乎也并不特别稀奇。
但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依然觉得很感触。
我突然发现，这几年发生的很多公共新闻，有的让我悲伤，有的让我愤怒，有的让我怜悯，有的让我感怀，但像这样看了，能让我这样开心笑一次的，却越来越少了。我似乎很久没有视频中那些议员一样笑的这么开心了——虽然死了女王，对他们英国人好像不是什么特开心的事儿，但既然他们自家议员们都在笑，我们跟着蹭一下这个笑点，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在人类的诸多情绪表达方式中，我觉得笑是最难的，因为其他的表情都可以伪装，比如过去的农村，有那种专门的“哭丧队”，村里面有人死了甭管认不认识，他们都能上去代亲友哭一嗓子，足见悲伤这种情绪是容易伪装的，只要钱或者威慑给到位，让人硬哭，那是很容易。可是让人硬笑，那可就难太多了，你看很多情景喜剧里，导演为了营造气氛、提示观众笑点，不得不加入那种事前录制的“罐头笑声”，虽然有时不自然的很，但也没办法。因为市面上真的没有那种提供合格表演的“笑场队”，强行让一个人的尬笑就已经很假了，想指挥一群人同时假笑则更是一场灾难了——你看现在很多晚会上观众看相声小品，都不提倡笑场而改鼓掌了，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笑如此难以假扮？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与哭等其他表达方式是单纯靠情绪驱动不同，笑这个表达当中，其实蕴含着一种高度浓缩的“理性”要素，它是一种需要智力的表达。我不知你发现没有，除去旧式相声中那些嘲笑残疾人、伦理哏和屎尿屁的低级笑话。这世间引人发笑的正经幽默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对权威的解构、对禁忌和等级的打破，比如这次梅姨在下议院中拿女王和自己的旧事开涮，把人家女王和自己这个前首相描述的跟出去野餐的俩普通老太太一样。这种打破禁忌、等级，告诉你女王也只是个普通人的感觉，会让人感觉舒适和自由，于是自然而然的发笑。而另一种幽默方式，则是换个角度看世界，发现人们原本执着于的那套逻辑的荒诞与不合理。这样的幽默，比如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小男孩喊的那嗓子“他没穿衣服！”又比如王小波《黄金时代》里的“正着敦还是反着敦？”这种幽默，用逻辑B去解开难解的问题A，会给人一种智力上的愉悦感。而如果以这两个标准去衡量，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其实是有点反幽默的（甚至“幽默”这个词儿都是外来语）。周革商命，周公旦为了以周王朝较弱的实力去压服诸侯，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周礼制度。孔子将其周礼的最高理想精辟的总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以“君有个当君的样子，臣有个当臣的样子，爹有个当爹的样子，儿有个当儿的样子”作为社会的最高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周礼中把每个等级中人的衣食住行、乃至听歌唱曲都做了最严格的规定。等级不够的不能享受这个待遇，等级够了的没这个财力或品味也要死撑。鲁国季氏办家祭，找了六十四个舞者搞了个“八佾舞于庭”，孔子直接放了全论语中最狠的一句话来骂他：“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周礼中八佾是周天子才能享有礼乐配置，你个卿大夫搞这个，你也配？——连这种小事，孔子都觉得开不得玩笑。所有古代中国，所有“能不能”之前，都先要讨论个“配不配”。于是“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你去清点一下古代大多数儒家史学树立的楷模形象，会发他们大部分都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甚至恨不得在孩提时代起就要当个老学究。小孟子跑出去玩一趟，他娘直接把织布机斩断了教育他要热爱学习，我要是孟子看到这一幕，我这辈子也跟他后来一样丧失幽默感了——孩子出去玩玩，人之常情么，多大点事儿啊，家大人用得着动这么大肝火？是的，当一种体系中过分强调尊卑等级时，那么它最反对的当然也就是“没大没小”，于是幽默感的第一种范式也就不能存在了。同样的道理，幽默的第二种范式，即换个角度看问题，用逻辑B去解构事件A，衬托其荒诞感。在咱们这也不太受欢迎。三国时曹操打下了邺城，把发小兼老对手袁绍的儿媳妇甄宓赏给自己儿子曹丕当媳妇。孔融立马写了一封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也挺可爱的，一开始没看出孔融是在讥讽自己，还以为他对商、周历史有新的考证，专门把他叫过来问这事儿“语出何典？”孔融说这还用找什么典故，“以今推古，想当然耳！”——看看您现在的做法，就知道当初是咋回事儿了么！用逻辑B去解构事件A，衬托其荒诞。在古代中国，孔融堪称是玩这种幽默的行家。你看，后来他又放话说：母亲生孩子有什么恩情啊？不过是把装在瓶子里的水倒出来而已，瓶子对水有恩么？——当然，这应该是孔融喝高了的时候开的一个玩笑。但在讲究孝道的古代中国，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加上他上次玩梗，早已得罪了曹操，于是曹丞相逮住蛤蟆攥出屎，给孔融办了个满门抄斩。当然，据说孔融家族临被灭门之前还幽默了一把——曹军去杀他全家时，发现别人都奔走逃命，就孔融俩半大孩子在庭前淡然下棋，士兵上去问，你们怎么不挣扎，怎么不跑啊。俩孩子咋说？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难道我们跑，你就不杀了么？你看，这又是一个用逻辑B去解构事件A的幽默，只是很可惜，孔家幽默到这里，已经是黑色幽默了。写到这里，不免很感叹。你看孔融这个人，小的时候他很严肃，所以社会对他评价是很高的，“孔融让梨”的典故今天小孩子都要学。但说实话，从小我就不喜欢这个故事——不就吃个梨么，搞的这么小题大做、严肃正经，一点意思都没有。可是等长大以后，孔融不知咋搞的，变成了一个很幽默的人，喜欢开各种玩笑，按说以现代标准而言，这个人其实变得可爱了。可是此时他的社会反而开始厌恶他，要绞杀他。而且更要命的是，这种厌恶和围剿是有普遍共识的。比如，曹操的死对头、成天喊着“汉贼不两立”的诸葛丞相后来说过一句话：“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融）。”——来敏这个人乱开玩笑，带坏社会风气，比孔融还要过分！你看，孔融都成了个案例法的定罪标准了。足见无论是蜀是魏，是汉是贼，都喜欢把幽默定位一种罪。孔融心里苦：小时候我严肃，人见人夸。长大了我幽默，人人喊打。是的，在过于严肃的氛围下，幽默总是是一种罪。从这个角度理解，你就能解释为什么咱这儿很多笑星，一接受正式采访都会把自己搞的特别严肃，总是“端着”，恨不得在自己脸上写上：“虽然我舞台上很搞笑，但现实中我绝对是个严肃的正经人”。也难怪，当严肃意味着安全，而幽默意味着风险时，人总会不自觉的这样做。同样的道理，这几年短视频流行，我也曾看过很多央视主持人发的一些视频。看得出，他们极力想幽默一下，有些段子编的也确实有趣，可是却莫名的总让人笑不起来。仔细想想，原因无外乎他们身份所限，总是不得不“端着”，而幽默的前提，是一个人要有自嘲精神的。一个敢于放下架子、自我嘲弄、解构的人，才可能通过解构其他人以把别人逗乐。否则幽默就变成了揭批，嘲弄就变成了说教，让人乐不起来了。我记得，麦克阿瑟写过一篇《为子祈祷文》，在这篇祷文当中，麦克阿瑟为自己的儿子向上帝求了十种可贵的品质，但临到祷告结束前，他不忘补上一句：“我还要祷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看到这里，我觉得麦克阿瑟真的是个很鸡贼的人。因为如前所述，当他替儿子讨了“幽默感”，其实同时就附带着讨要了很多东西——对个人而言，一个人想要幽默，他必须有足够睿智的头脑来见人所未见，有足够的度量来容人所难容，还要有好心情、好雅量来完成自我反思和自嘲。对社会而言，一个社会若能容得下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它也必须足够宽容，允许对权威的嘲弄、对禁忌和等级的打破、以及对通行的某种逻辑更换角度的反思与批判。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得知，当一个人可以带上幽默感去生活时，他八成也就有了幸福的人生。所以你能理解女孩子为什么都喜欢幽默的男生——幽默与否，其实是衡量一个人智力、心胸、德行和生活状态的黄金指标。所以，愿我们都也能找回幽默感吧。更愿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在一个喜欢幽默、也能容忍幽默的世界中。假如有一天，我死了，希望我的葬礼能这样办——我熟悉的亲友能聚集在我的墓前，大家没人上台讲上一个我生前的趣事，大家开怀一笑，然后散场。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由衷的笑声、欢乐而非悲伤、愤怒和哭泣，一个人这辈子才算没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