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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9月3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在莫斯科举行。
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3月2日，1985年3月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90年3月后，任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1991年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16日上午，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访华经过和相关细节，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马保奉和李景贤分别留下了这样的回忆——

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
文 | 马保奉
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论战、10年武装对峙、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那次访问，进行得并不顺利……尽管接待办公室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整个访问还是留下很多严重缺憾，例如，这么重要的国宾，却没有享受到铺红地毯的礼遇；贵宾车队竟然不能走长安大街，而必须到处绕圈子……
我作为外交部礼宾司的主管副处长，参与这次接待，目击了此次访问的全过程。
中苏高级会晤的必然
1969年珍宝岛的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降到冰点，相当长时间内双方大使都缺位，仅有临时代办维持着馆务；双方外交人员见面基本上是为了抗议和反抗议。

事实证明，武力解决不了分歧。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绕道北京，在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会晤。当年10月20日中苏在北京开始边界会谈。1979年9月双方又把会谈扩展到两国关系正常化方面。随着苏联逐步消除威胁中国安全的“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刻到来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就是1979～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结果。

为了这次访问，1988年12月1～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了莫斯科。钱外长向戈尔巴乔夫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那次访问。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北京，确定了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具体日期是1989年5月15～18日。我也参加了谢瓦尔德纳泽来访的接待工作。

戈尔巴乔夫是应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他来华的身份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而被中苏双方和国际舆论视为戈尔巴乔夫访华重头戏的，是邓小平的会见及宴请。
5月1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午邓小平又在福建厅宴请了戈尔巴乔夫。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主张，得到双方确认。
这次会晤确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框架，为双方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各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只握手不拥抱”的由来
握手或者拥抱是很常见的礼节，但这两种礼节所表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中苏经过30年的论战、对抗、谈判，终于在1989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见面时，没有按照过去的礼节习惯互相拥抱，而是互相握手问好。

近年来，曾有一些作者写文章记述、谈论邓小平“只握手不拥抱”的指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这个指示说成是在戈尔巴乔夫来华前夕，即1989年初下达的，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是邓小平给钱外长打电话下达的。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88年，在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开始时，邓小平对此就有了明确的指示，那年10月28日，邓小平办公室秘书给李鹏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李办秘书做了如下记录：

“小平同志说：告诉钱其琛同志和李鹏同志，请外事小组开一次会，讨论一下钱外长访苏、苏外长来访，包括以后首脑会晤时礼遇方面的问题，定个调子、热的尺度。现在西方都在注意中苏热的情况，比如说拥抱不拥抱的问题。从外长开始，苏联一定热，我们热到什么程度？有些甚至定了的，要给苏打个招呼，比如不拥抱。拥抱会震动世界。”
邓小平当时考虑的只是不拥抱，并没有说握手问题，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过去，小平同志同苏联领导人交往多，深知苏联人爱行拥抱礼。当年，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彼此亲密无间，拥抱礼十分常见。

接到邓办电话的当天，李鹏在电话记录单上批示：“学谦(吴学谦副总理)、其琛(钱其琛外长)同志：请召开一次办公会议(小范围)，对礼遇问题作出设想，连同上次外事小组定的几条，一并报小平同志和中央。开会时我参加。”
1988年11月3日，出席外事小组会议的有李鹏总理、吴学谦副总理、钱其琛外长、中联部部长朱良，列席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刘华秋。
当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议纪要第四条写道：领导人会见时，只握手不拥抱
（此点同苏方谈礼宾安排时先打个招呼，强调双方只握手问好）。

外事小组把邓小平的指示更具体化了，不拥抱，只握手。
这就是“只握手不拥抱”指示发出的整个过程。

中苏高级会晤之前，两国外长互访，为邓、戈高级会晤进行铺垫。首先，1988年12月1～3日钱其琛外长访问莫斯科时就已开始执行小平指示。

两个月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访我国，为戈访华作最后准备，以及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到达北京实现了高级会晤，我与外交部礼宾司的参与人员，也目睹了执行“只握手，不拥抱”指示的全过程。

礼节形式是为政治关系服务的。中苏关系即将正常化，中国方面究竟如何做，才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同盟关系，因此，不能再像原来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那样，见面就拥抱。如果这次会晤时再行此礼，肯定会给世界传递一个错误信号。
关系正常化后的中苏两国决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而是要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基础之上。握手礼节，正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
见面握手问好是人际交流最普通的礼节，同朋友、熟人握手，也同不太熟悉、不太认识的人握手，甚至同对手或不太友好的人士握手。外交工作中即使提交抗议照会、互相指责之后，告别时往往也要握手。

邓小平这一指示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它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更是为今后中苏两国关系定位。今天我们对这个指示意义的认识肯定会比当年更清楚、更深刻。
只握手不拥抱，这简单朴实的六个字，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和长远的战略考虑。
“戈尔巴乔夫同志”的恢复
虽然中国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没有拥抱，但彼此之间仍保留了“同志”的称呼。这是过去各国共产党人习惯的称呼。早年，这个称呼确实含有非常浓厚的志同道合的意味。在俄国沙皇统治时，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的俄国革命党人中间，就已流行“同志”这个称呼了。在俄文中与该词对应的是“先生”，是对富人、社会地位较高人士的称谓。而“同志”则常被革命党人用来称呼普通劳动大众，在当时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个词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广泛采用。这个词对于团结各国劳动人民群众，在争取自由、解放、幸福的斗争中，起到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虽然中苏两党经历了30年的论战、对抗，但谁也没把对方开除出“同志”阵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困难的阶段，即使在那时，苏联仍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中亚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讲话虽然仍旧攻击中国，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中苏共产党人仍有互称同志的基础。

1988年12月初，我随钱其琛外长访苏，苏联外交部礼宾司印发的访问工作小册子，至今仍保留在我的书架上，封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同志正式访问苏联日程”。

对戈氏如何称呼？确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来华的头衔虽然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并且排列在第一位，但谁都知道，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虽然排在第二位）是最主要的。当时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如不称同志而改用国际上流行的称呼，如先生、阁下，势将引起轰动。
中央经过斟酌，决定沿用过去的习惯，仍称其为“同志”。我的理解是，虽然这个称呼印刷在戈尔巴乔夫访华礼宾接待小册子上，在口头上也偶尔称呼一两声，但不必去强调这个称谓，能够避开的就避开。
关于这一点，其实双方心里都很清楚。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仅仅两年，苏联解体，共产党在俄国失去执政地位，中俄官方人士很自然地改用国际上流行的“先生”、“阁下”称呼对方了。

说来也是后话。1991年11月底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王荩卿到达莫斯科，还未来得及递交国书，戈尔巴乔夫就下台了。原来以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名义写给戈尔巴乔夫的国书只好作废，国内另给王大使准备了新国书。这时王大使就变成中国驻俄罗斯联邦的首任大使了。作废的国书中，杨尚昆称戈尔巴乔夫为同志，仅仅过去一个月，杨主席则称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为“先生阁下”了。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文 | 李景贤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笔者在外交部工作了38年，其中20年在本部，18年在4个驻外使馆，从随员到公使、大使，借句军语来说，可谓从“士兵”升到“将军”，之后再任“元帅”。我有幸目睹中国、苏联、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主要领导人的风采，亲历过许多重大事件，但见证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见，才是终生最引以为自豪的。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9：35，邓小平在女儿萧榕(即邓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
邓小平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两小时55分钟：全程记录
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一字不落地记录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45，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俗称“总统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砖头”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邓小平，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他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两次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55，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足有八九米的天花板。 
10：00，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邓小平安详地坐着，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还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他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邓小平这次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认为，这句断语意味着当时的两国领导人那场“真假马列”大论战中，有些话说得并不对，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批错了，因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许多做法，与领导人当年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立意，完全是两码事。
12：00，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邓小平此时谈兴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老人家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人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一环：下午1时邓小平午宴，2时戈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20，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兴奋地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邓小平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30，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还想略为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当场表现。他进入东大厅后，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见此状，我不由得一笑：在邓小平这位“历史巨人”面前，紧张乃人之本能。戈尔巴乔夫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邓小平这位曾震撼过全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在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去见邓小平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陪同的苏方官员说，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 
会见当天晚上，我立即将邓戈交谈内容还原成会谈记录。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我精确地算过，当天自己站在和坐在他老人家旁边的时间，总共有两小时55分钟，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中苏关系由冷转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42年零86天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10年全方位友好，到10年意识形态对立，再到10年军事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勃列日涅夫，从各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如何缓和绷得过紧的中苏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借举行一个庆典之机，选择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改善对华关系是其核心内容。邓小平一下子就听出了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弦外之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 
为此，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虽只讲了短短三句话，总共才77个字，但讲得很妙，给人留下了不少回味的空间。与中方对苏方立场长期持“揭”、“批”、“顶”、“斗”的态度截然不同，经邓小平审定的这三句话把落脚点，放在要看苏方的“实际行动”上。从此，中苏双方开始长达将近10年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磋商。双方慢慢地相向而行，两国关系“绝处逢生”便露出一点曙光。 
经过邓小平与苏联四任最高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山重水复”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的会见，这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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