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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何读史杂记·资料:
鼠疫亡明·明末大瘟疫
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瘟疫,影响深远,导致人口锐减。一是西汉中后期直到魏晋几百年自匈奴草原传来的寒热症瘟疫。一是明末持续几十年导致明朝灭亡的鼠疫瘟疫。
有学者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与鼠疫在内的天灾、饥荒等等非战争因素有重大关系。
万历八年(1580),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而后在距离不远的潞安府,其治所是今天的山西省长治市,“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除了这两地,鼠疫还在山西的太原、忻州等多地大肆传播,并且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受灾面积越来越大。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爆发鼠疫,被传染的人身上会长出一些疙瘩,其实就是淋巴出现结肿,当时称“疙瘩瘟”。最后人吐血而亡。这种瘟疫所到之处至少会有一半人感染,基本没治。由于没有隔离措施,当地百姓向外逃亡,导致鼠疫一路蔓延至河北,造成北方各省军民大量死亡,几乎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
崇祯七年(1634)至八年(1635),今天山西吕梁的兴县,当地百姓为了躲避鼠疫而尽数逃散,使得兴县几乎成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其实许多都已经感染,于是鼠疫杆菌又借此渡过黄河,来到陕西。
崇祯九年(1636),陕西榆林府爆发鼠疫,随后是延安府。
崇祯十三年(1640)鼠疫东扩,位于今邢台市的顺德府、位于今河间市的河间府、今大名县的大名府三府也都出现大疫。
一年后,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被誉为“明末文天祥”的名臣左懋第在其上疏中写道:“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干旱、蝗灾、瘟疫,导致人口减少一半。
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开始爆发瘟疫,一夜之内,百姓四处逃难。
七月,瘟疫从河北天津等地开始传染至北京,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关于京城的资料记称:“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此时患者大多有淋巴结肿大的症状,所以可以推测这时流行的是死亡率四分之三的腺鼠疫。
崇祯十六年(1643),腺鼠疫变异为死亡率接近百分百的肺鼠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京师疫情达到高峰。据《崇祯实录》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沿街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
明末史学家夏燮在其《明通鉴》中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
据称这时京师的死亡人数日以万计,惨象至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
等李自成进京时,北京已然“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根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明末鼠疫者多达千万,首都北京几乎死去四分之一人口。
这场瘟疫直接摧毁了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导致这几个重镇的军队完全失去战斗力。
所以李自成的农民军顺利打到北京,自河南经山西入北京,一路顺利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本来明朝驻守京师的军队仍然有10万人,瘟疫让京城守军的几万匹战马只剩下了千余匹,士兵能站立的不足五万人,士兵们也“衣装狼狈,形同乞丐”。守军的战斗力被瘟疫摧毁殆尽,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有的一面墙就一个士兵守卫。闯军攻城的时候,守军几乎没有抵抗。
李自成遂顺利地进入北京,占据了紫禁城。但是进城后的民军也迅速遭受传染。在山海关的会战中,被瘟疫困扰的李军被健康的吴三桂军和满清军迅速击败,而且无力守城和抵抗,遂土崩瓦解一路逃遁直到最后败亡。
瘟疫继续传播,逐渐传到了南方江浙地区。江苏吴县(今苏州)民间郎中吴又可,发现这种瘟疫的传播与口鼻侵入有关,建议人们戴口罩阻断传播。有郎中尝试采取刺血疗法,刺血疗法是流传在民间很古老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刺激人的四肢神经信号点,传达到大脑中枢,反射性的使淋巴细胞在短时间迅速增加,大量的淋巴细胞对病毒释放源进行摧毁,使其难以再释放病毒。
但这场瘟疫一直没有根绝,直到清顺治年间仍然间断有瘟疫的记载。
(202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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