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孩子注意力的关键年龄在5-15岁,
一旦错过这个时期,将使孩子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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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似乎越来越成为一项奢侈品。荒诞成了日常。每天一睁眼,今日份的荒诞套餐已经在手机上准备好,立等可取。
“真的,整个世界都疯了。我也不得不发疯,为了顺应潮流。”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赞同这种“以疯制疯”的生存法则。
最近在读张爱玲,很惊讶的一点是,张爱玲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抽鸦片。在《白鹿原》里,鸦片是堕落的象征,毁灭的标志。在张爱玲小说里,鸦片大多时候是日常生活的点缀,是上流社会那些富贵闲人打发日子的用具。其实张爱玲的描写更接近历史实录,《白鹿原》则是后世文人的有意加工。
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却不太会意识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一百年,鸦片都是中华大地上一道刺目的景观。鸦片进入千家万户,甚至演化出非常精致的鸦片文化。鸦片泛滥既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反映出整个民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危机。
隔着时间之河,我们自然知道,鸦片对个人、家庭和国家有多么大的危害。但如果把那时候的普通人拉过来,他会不会振振有词地说,灾祸如此频繁,日子如此艰难,我抽两口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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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发疯的时候,个人很难靠自我约束保持健全的精神与生活习惯。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的结尾,就宣告了“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的灭亡。
但是在颠倒失序的环境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走上穷途末路。就拿民国来说,内忧外患不断,却也涌现出了许多大师。一说起民国的大师,就有人觉得是在给那个时代涂脂抹粉。其实应该这样想,在偌大的国土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那些大师还能够沉下心做学问,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他们,这样的精神是从哪里来,后来又怎么看不见了?
现代人通过新闻去认识世界的时候,经常忘记一件事,世界不是现在才发疯,而是一直在发疯。整个人类历史上,不发疯的时间段似乎不多。
他是第18届世界记忆力锦标赛季军,排名世界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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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评判外部环境所使用的理性标准,其实来自于启蒙运动。以赛亚·柏林说,启蒙运动有三个共识:第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第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第三,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
当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燃放的时候,人们以为世界上的黑暗会一点一点被驱逐,人类会逐渐抵达光明美好的乌托邦。可是随着真实历史的演进,人类意识到,启蒙思想家把世界想得太简单,把人类想得太圣明了。
法国大革命是理性主义的一次重大挫折,人权宣言是那么美好,可是随之而来的断头台和罗伯斯庇尔,又是如此的恐怖。没人能够想到,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会放出怎样的幽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理性主义的又一次重大挫折。当时每个民族的主张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无尽的杀戮。
人们发现,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可能也在人类的理解范围以外;在终极答案出现之前,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些答案是互相不兼容的。甚至一个民族面对外部问题,给出的答案彼此都是不兼容的。
就拿纳粹德国来说,如果真想称霸世界,为什么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如果好好利用犹太科学家,没准德国会第一个发明核武器。可是这种思想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希特勒不仇视犹太人,他就不会成为元首,希特勒不成为元首,大战就不会爆发。二战中的德国,就是靠着反犹这根弦重新凝聚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来自癫狂。所以德国既要迫害犹太科学家,又要称霸世界,既要跟英法美开战,又要跟苏联开战。英美这边也不乏悖谬。丘吉尔从十月革命开始就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是为了跟苏联结盟,丘吉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也会在下院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20世纪是人类科技突飞猛进的世纪,却也是理性之光逐渐暗淡的世纪。到了冷战,全人类的存活都依赖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平衡”。有个专有名词叫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英文缩写MAD,是指美苏双方均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即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打击后,己方仍能生存下来,并具备完全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历史上再疯狂的人都想不到,人类会走到这一步。
我要说的很简单,世界一直在发疯,我们以为的正常,只是一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疯狂。
比如在苏联解体之前,人们以为冷战是常态。在俄乌战争之前,人们以为欧洲无战事是常态。
当一种新的疯狂挟势不可挡之力出现之后,旧有的稳定状态就宣告结束了,如果新的疯狂能确立自身的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下一代人的日常。
当1948年英国人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时候,谁能想到2022年巴以冲突还在继续?
我喜欢给文章留一个光明的尾巴,因为我赞同梭罗的观点,他说写作者要传播勇气。我要传播的,是一份发疯指南,个人应该如何发疯,才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不虚度此生。
灵感来自冯至先生的文章《人的高歌》。文章里记载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乾隆年间昆明有个姓吴的石匠,是个道教徒。出门都会带着他的凿和锤,看见路上或桥上有什么残败的地方,就动手修补。一天他正在修补一座小石桥,对面来了一个人用手指着峭壁对他说,上边有一座石室,只有一条铁锁通上去,人在铁索上走很容易跌下去,你为什么不开凿出一条石路呢?石匠听了,不久就开干,十多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这条路。
冯至抗战期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任教,和朋友外出游玩,走了这条石路,所以一个朋友讲了这个典故。接着,同游的另一位朋友讲了第二个故事,故事发生在河北滨海的一个县:
在一条航线上,有一块只有三两个渔村的荒岛,附近许多礁石,行船的人经常在那里遇险死亡。有一个人差点在那里死了,侥幸遇救之后,发起一个誓愿,要在岛上建一座灯塔。他和尚一样,到处化缘,说要在一座荒岛上建灯塔,救人性命。但许多人把他当骗子。有一天他觉得这辈子也凑不够钱了,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把手指头用布缠起来,浸上菜油,在不肯布施的人面前,把火点燃。他说,那么多无辜的人因为没有灯塔,丧了性命,自己这点痛不算什么。后来他终于凑齐了建灯塔的钱,十个手指头也几乎都烧到了。
这两个故事,我没有办法去查证他们的真实性,但讲故事的人和记录故事的冯至先生显然是相信的。我想,他们相信的不仅是故事真实发生过,更是故事所显示的朴素的真理。面对命运的无常,人要自己创造奇迹,来证实生命的力量。
那个要在悬崖峭壁上修路的石匠,和那个要在荒岛上建灯塔的无名者,不都是发疯了吗?世界固然蛮不讲理,我们也可以蛮不讲理,用自己的坚固存在,从混沌中开出一条路来。
你创造一个杯子、一首歌、一个程序、一个游戏、一篇文章,经营一段友谊、一个家庭、一家公司,都是在为世界提供负熵。薛定谔说,生命就是负熵。
“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的人,其实已经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帝创造人类,焉知不是为了拯救自己?
来源:西坡原创(ID:xipo-history)
作者: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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