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影响的比较研究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
博士生：邓微达
作者简介
　　邓微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爱兰，经济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王智烜，经济学博士，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文化是影响一国贸易的重要因素。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中国与日本两国文化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而日本文化则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独有文化。以探寻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为目的，基于中国和日本2002—2016年SITC三位数编码出口数据建立引力模型，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PPML）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文化差异阻碍对外贸易的主流观点下，中国文化差异的阻碍作用小于日本文化，“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倡导的民心相通之路，日本应积极响应以降低文化差异的出口阻碍效应；而中国要更加坚定文化自信，重视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带来了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致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此背景下，地理距离等有形因素已无法全面解释国际贸易的新现象，文化差异等无形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显现。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一脉，其贸易效应越来越受各方关注。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中日两国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在传统习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又不尽相同。中国文化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和浑厚根基，相比之下，日本文化则是晚进文化。日本社会发展的起步晚于中国，其哲学、伦理、道德等观念的形成也比中国慢，随着“时间差”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日本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异，而后被称为中国的“型变文化”。《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文化更注重经济和人身安全等生存价值观，而日本文化则更重视环境保护、参与经济和政治政策制定需求等方面的自我表达价值观。
　　就中华文化而言，文化差异会阻碍对外贸易吗？哪些文化因素需要在对外贸易中重点考虑？哪类产品的贸易受文化差异的影响最大？本文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构建文化差异衡量指标，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比较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影响的异同。
文献综述
　　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 or Cultural Distance）是指两国在文化习俗、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Inglehart和Welzel将文化差异分为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Traditional vs. Secular-rational Values, TSR）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Survival vs. Self-expression Values, SSE）两个维度。前者反映传统观念在不同文化社会群体中的差异：传统价值观强调宗教信仰、父母与子女关系、顺从权利和传统家庭价值观，世俗理性价值观则相反。后者则是生存价值观和自我表达价值观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受关注度的差异：生存价值观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并与种族优越感以及较低的信任和容忍度相关；自我表达价值观更重视环境保护、更高的容忍度及对经济和政治生活方面政策制定参与度需求的上升。
　　关于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有研究认为文化差异增加了贸易成本，阻碍了国际贸易，但也有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促进了双边贸易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第一，文化差异对中国/日本对外贸易的影响。曲如晓等发现文化差异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影响显著为负。杨连星等认为文化差异越小，贸易伙伴国对出口国文化产品的内在需求越高。 Tadesse等采用1995—2011年中国与88个贸易伙伴国的数据分析了文化差异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并未影响中国进出口。刘爱兰等以2003—2015年中国对非洲16个国家的出口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文化差异促进了中国对非出口，其影响因出口商品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 Deng等发现两国文化越相似，消费需求越相近，越有利于贸易的扩大。 Lee等以1988—2011年数据为基础研究了日本从美、韩、中三国进口文化产品对日本消费品进口需求的影响。第二，文化差异对贸易影响的国别比较。Guo发现语言和宗教信仰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比美国显著，语言共通性更多地促进了美国的进口和中国的出口；而宗教信仰差异对美国出口和中国进口的阻碍作用较大。Tadesse和White以1996—2001年OECD国家与67个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引力模型，发现文化差异阻碍了贸易，上述效应因国家和产品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异。第三，文化差异对“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的影响。当前，文化差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备受重视。许家云等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文化制度的差异会抑制双边贸易的发展。Liu等对2002—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研究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中国的出口，而“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双边贸易的阻碍。Li等对2004—2015年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考察，发现文化差异越小，孔子学院对中国与所在国家/地区的贸易促进效应越强。
　　综上，现有文献在研究文化差异对贸易的影响时，大多只将中国或日本作为对方贸易伙伴之一，而较少比较文化差异对两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对分维度文化差异和其对贸易影响国别差异的研究的文献也较少。鉴于此，加强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影响的比较研究，考虑“一带一路”建设给文化差异贸易效应带来的影响尤为重要。
理论、数据与模型
（一）理论与实证模型
　　根据Head和Mayer 定义的引力方程，借鉴Mornah和MacDermott的研究，本文构建引力模型的Poisson方程：
（1）
　　其中，CDijt为国家/地区i与国家/地区j在时期t的文化差异。
　　为考察分维度文化差异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文化差异拆分为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两个维度，构建的方程为：
（2）
　　其中，TSRDijt和SSEDijt分别表示第t年国家/地区i和国家/地区j在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上的文化差异。
（二）数据及变量说明
　　受限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取2002—2016年中国和日本对82个国家/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各变量选取和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中日出口总额。中国和日本出口总额（Export）数据为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3版（SITC，Rev 3.）三位数编码产品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
　　2.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异。本文根据Tadesse等的研究，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数据测算两国间的文化差异；该指标越大，两国间的文化差异亦越大。两国间文化差异以及在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差异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3）
（4）
（5）
　　其中，TSRit（TSRjt）为第t期国家/地区i（j）在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SSEit（SSEjt）为第t期国家/地区i（j）在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两国GDP差异（lnDGDP）、进口国人口数量（lnPOP）和两国之间的汇率（lnEXrate）（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水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或者根据该数据库计算得出。lnDIST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Landlock表示进口国是否为内陆国（若进口国为内陆国，则Landlock=1；否则Landlock=0），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全样本估计
　　为有效解决零贸易现象以及Jensen不等式的存在而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不一致问题，本文借鉴Silva和Tenreyro的研究以泊松伪极大似然法（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PPML）进行非线性估计。方程（1）的PPML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一方面，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均阻碍了中国和日本对该国的出口。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文化差异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成本。较大的文化差异提高了贸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利于出口企业了解进口国消费者的需求，增大双方交流的难度，提高了企业的进入壁垒和贸易成本。二是两国文化差异越大，需求偏好相似度越低。而进口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偏好加大了两国需求结构差异，因此文化差异阻碍了中日两国产品的出口。
　　另一方面，表1显示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小于日本，说明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对日本出口的影响。可能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使文化差异对不同国家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202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9571亿美元，同比增长1.9%，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日本进出口总额则为12535亿美元。中国地大物博；而日本地域狭小，资源匮乏，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导致日本的出口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更高。
　　此外，两国GDP差异（lnDGDP）、地理距离（lnDIST）、进口国人口数量（lnPOP）、进口国是否为内陆国（Landlock）、汇率（lnEXrate）等传统解释变量也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与已有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因本文重点探讨文化差异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对中日两国出口的影响，地理距离等传统解释变量并不是关注重点，在此不再赘述。
　　注：***、**和 *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括号中为聚类到国家和产品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分维度文化差异的影响
　　随之，本文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两个维度分析文化差异在中国和日本出口作用中的异同。对方程（2）进行PPML估计可得分维度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2）。
　　比较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可以发现，中国/日本与贸易伙伴国/地区之间的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国/日本出口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即中国/日本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越大，中国/日本对该国/地区的出口越少。但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大于对日本出口的影响系数绝对值，这说明中国的出口对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更加敏感。一是由于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越大，贸易双方在传统观念上的差别越大，导致商品被进口国接受的可能性越小，从而阻碍企业出口。二是出口商品结构影响了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出口的阻碍作用。初级产品主要用于消费，工业制成品主要用于生产。因此，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更多地影响消费者对国外初级产品的偏好，而对工业制成品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由于资源受限，日本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低于中国，导致日本出口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较低。
　　就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而言，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在该维度上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而日本的出口却不受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的影响。由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得分为负，且大部分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得分为负，而日本在该维度上的得分为正。这意味着中国和大部分贸易伙伴国/地区均较为强调生存价值观，而日本则较为重视自我表达价值观。可见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需求结构较为相近，而日本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的需求结构相差较大。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之间的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越大，产品差异则越大，进口国/地区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兴趣越浓厚，因此较大的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促进了中国的出口。而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对日本的出口则并未产生影响。另外，虽然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大于日本，但由于受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总体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日本。
（三）分产品类别的比较
　　文化差异对不同类别产品出口的影响各异。为进一步检验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各类产品出口影响的不同，设置产品类别虚拟变量Product，包括：（1）Primary：若产品为初级产品，则Primary=1；否则，Primary=0。（2）Manu：若产品为工业制成品，则Manu=1；否则，Manu=0。（3）Labres：若产品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则Labres=1；否则，Labres=0。（4）Low：若产品为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则Low=1；否则，Low=0。（5）Med：若产品为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则Med=1；否则，Med=0。（6）High：若产品为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则High=1；否则，High=0。
　　结果显示，总体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阻碍作用因产品类别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差异。文化差异对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大于其他产品，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则小于其他产品，而文化差异对日本出口的影响并未受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产品类别差异的影响。由于初级产品通常蕴含较多文化因素，消费者对国外初级产品的需求也受到文化差异影响。而工业制成品更多用于生产，贸易伙伴国一定程度上可以摈弃文化差异的影响。日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出口商品结构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就工业制成品内部而言，文化差异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其他产品，而对日本该类产品的阻碍作用大于其他产品；对中国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与其他产品并无显著差异，而对日本该类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其他产品；对中国和日本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均与其他产品无显著差异；对中国和日本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均大于其他产品。文化差异对日本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大于中国。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性质以及日本在全球高科技产品出口市场中的位置，决定了日本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从分维度文化差异看，其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因产品类别的差异而表现各异：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日两国出口影响均不受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产品类别差异的影响。但将工业制成品细分发现，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日两国不同技能和技术熟练程度密集度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有较大差别。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和日本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其他产品；对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大于其他产品；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其他产品，而对日本该类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大于其他产品；对中国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其他产品，而对日本该类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其他产品无差异。尽管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与初级产品交乘项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负，但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日本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初级产品削弱了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出口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日本出口对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的敏感性。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显著高于其他产品，而该效应并未存在于日本工业制成品出口中。
　　就工业制成品细分产品而言，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在中国出口中的作用并未因产品类别而受影响；而日本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以及低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受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为负；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却促进了日本中等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制成品的出口。
　（四）共建“一带一路”对文化差异贸易效应的影响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将民心相通放在重要位置，持续推动与相关国家文化交流。因此，有必要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差异贸易效应的影响。为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对中国出口的作用，我们引入“一带一路”倡议虚拟变量BRI：若所考察年份为2013年及以后年份，则BRI=1；否则，BRI=0。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文化差异的交乘项（BRI*CD、BRI*TSRD、BRI*SSE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口对文化差异敏感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当CD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口。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大举措，其中贸易畅通是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益提升。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份额随之上升。当分维度文化差异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就中国出口而言，BRI*CD的系数不显著，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影响到中国出口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原因可能在于，“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相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降低贸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贸易成本，有利于削弱文化差异对出口的阻碍作用，但该效应的显现可能需要较长时间。而BRI*TSRD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削弱了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而BRI*SSED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影响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在中国出口中的作用。
　　通过分析中国的经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并且通过传统-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差异削弱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削弱文化差异对其出口的阻碍作用。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SITC三位数编码产品数据比较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差异阻碍了中国和日本的出口，但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小于日本，这是由中国文化中生存-自我表达价值观差异的促进作用引致。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文化效应的考察发现，该倡议减弱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此外，总体文化差异以及分维度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因产品类别差异而不同。根据研究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坚定文化自信，更大地发挥文化在中国对外经济中的促进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从国际贸易角度佐证了文化自信在对外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差异对中国出口的阻碍作用明显小于日本，说明当代中国文化更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世界发展、民族之林的根本源头。
　　第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降低文化差异的贸易阻碍效应。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坚持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学互鉴，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促进贸易畅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推进文化交流，扩大包括日本在内的“朋友圈”，增进与贸易伙伴国的相互理解，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缓冲、抵消乃至扭转逆全球化趋势，这样才能在加速深刻演变的世界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
　　第三，要重视文化差异对中国和日本不同类别产品出口影响的差异。前文实证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对不同类别产品出口的影响呈显著差异，即使是同一类产品，其对中国和日本出口的影响也并不相同。因此，要区分文化差异在各自不同类别产品出口中的作用，积极利用文化差异促进特定产品出口，有效规避文化差异对某类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
〔责任编辑：徐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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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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