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萍 | 基于时空维度的“资本主义崩溃”问题探究

基于时空维度的“资本主义崩溃”问题探究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

张艳萍博士

作者简介

张艳萍，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摘要

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崩溃”问题的研究重新复苏，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过程研究与社会结构分析有机结合的分析思路，体现为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由此出发，对崩溃问题进行时空维度的剖析既涉及其生命周期，即崩溃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生命周期的终结；又涉及圈层结构，即崩溃意味着圈层体系中结构性矛盾突出和资本积累极限的来临。面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引发的诸多全球性问题，必须不断深化资本主义体系机制研究。以时空视角对崩溃问题进行重新解读，有利于科学认识当今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正确研判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向。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革和调整，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断出现新变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关于“资本主义崩溃”问题（以下简称“崩溃问题”）的研究重新复苏。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崩溃问题争论的一般轮廓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社会主义的诞生的零散论述所规定”，由此逐步形成了关于崩溃问题的相关理论，后危机时代的崩溃理论依然没有脱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范畴。但是，崩溃理论在历史上也曾遭到质疑，例如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主义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否定以及苏东剧变后“历史终结论”的兴起，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新时代跨越这道鸿沟，解决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大量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用新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这对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变化及其趋势、深刻理解“两个必然”论断具有重要意义。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崩溃理论也不例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崩溃理论，为我们分析崩溃问题提供了关键思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资本主义是一个具有一定生命周期和特定结构的不断变化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这一表述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向的研究要实现历史过程考察与社会结构分析的有机结合，即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的统一。换言之，资本主义存在于一个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带有时空界限的范畴。在这一范畴内，如果把“资本主义”置于一个复杂的坐标系中，那么坐标系的横轴则代表一条以现在为中心的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双向时间轴，涵盖资本主义的整个生命周期，纵轴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状态的好坏或水平的高低，体现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变化，而主导这一体系运行的根本机制或因素则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此为思路，我们展开对崩溃问题的系统探究。

时间维度：生命周期与崩溃趋向

　　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是一个牵涉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问题，因此，从时间维度上分析崩溃问题必然要与生命周期问题相联系。社会有机体虽然有着不同于生物界的特殊的、高级的运动规律，但并不是永生的，依然具有生命周期。一般而言，社会有机体大体会经历“萌芽产生期—积累成长期—成熟稳定期—衰退老化期—逐渐消亡期”的生命周期过程。就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而言，其生命周期呈现复杂而多变的独特特征。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于12—13世纪出现的零星资本形态，之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在经历了17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成熟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而形成，逐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过渡，此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动荡与繁荣交替中一直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依然遵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规律，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滑，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不断发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线性的。相反，在每个国家，持续的旺盛增长时期往往间以发展缓慢或停滞时期”。由此，在时间意义上，不同阶段的危机和动荡使崩溃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生命周期问题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得以成立。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体系就是一个社会体系，“有着它的边界、结构、组成成员群体、合法的规则和一致性。它的生命是由冲突的力量用其牵制力聚合在一起的，而当每个群体不停地寻求为其利益重组它时，就会将其分裂瓦解。并且，它有着一个有机体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生命期，在其中它的特点在某些方面有变化，而在其他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能够以他的机能的内部逻辑发展判定它的结构在不同时代是强还是弱”。由此，他将社会系统的生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系统产生期、“常规”生命期和消亡期（结构性危机），其中第二个阶段持续的时间最长，是系统内保持平衡的力量与偏离平衡的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过程来看，“只要资本积累经常凌驾于其他目标之上，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运行中的资本主义体系”。因此，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形成一个长时段结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有机体生命过程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如图1）。

图1　资本主义有机体的生命周期

　　自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正式开启，资本主义在获得增长和繁荣的同时，也经历了萧条和战争，肇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常态。从生命周期来看，“萌芽产生阶段”和“自我扬弃阶段”中间的四个阶段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常规”生命期，资本积累的性质是双重的，在推动生产力获得发展的同时，造成社会结构失衡的隐患因素也被生产出来。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正在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在于“发展繁荣阶段—结构失衡阶段—动态调整阶段”三个阶段的多次出现，并且这个过程每循环一次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力量的逐步减弱，而当动态调整的手段和方法发挥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小并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资本主义的生命也就即将走向终点。具体来说，资本主义体系在诸多结构失衡问题出现之后开始逐步迈入衰退老化期，每一次动态调整期之后资本主义体系也并未能恢复到之前的繁荣水平，这一现象无不说明其生命力的日渐衰微以及发展极限的日渐迫近，资本积累的极限和全方位结构性危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体系未来必然会经历一个自我扬弃阶段并实现最终的崩溃。

　　那么“崩溃”呈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变化是永恒的主题，而“崩溃”也是变化中的一种。从词义上看，“崩溃”指“溃散或者彻底破坏垮台”，而关键性的问题在于崩溃的主体。与复杂主体的崩溃相比，结构内容简单主体的崩溃相对较易，古代世界的崩溃现象相对简单，而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显然属于复杂主体，其崩溃过程也自然更为复杂。具体而言，复杂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近期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持续复杂化，也就容易出现积累式的组织机构问题。约瑟夫·泰恩特在研究古文明的崩溃时强调，在不断担忧工业文明陷入危机的时代，分析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崩溃现象是否是古代历史中最为突出的事件，崩溃对于当今时代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代思想家们不断预言，社会的崩溃来自核战争、能源枯竭、经济衰退、生态危机、社会政治解体等灾难，但这些解释往往从一个相对独立的方面出发，还未能从根本上说明复杂社会最终将如何偏离其赖以生存的基本准则而走向覆灭。约瑟夫·泰恩特指出：“任何既定层次的复杂社会开始明显、迅速的大幅度衰退的时候，崩溃就会发生。” “崩溃”作为一个复杂化衰落的过程，体现在复杂化的优势逐渐减少、劣势逐渐增强以及成本日趋增加三个方面。就决定性机制而言，能源就像是社会有机体中的血液，只有充足并且具有稳定的流动性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和满足需求，而能源的保障需要政治和经济系统的维系，“同所有生命系统一样，人类社会和政治组织必须靠持续的能源流动来维持其生存”。因此，崩溃既是一种政治进程，也是一种经济化进程。前者是指社会政治复杂化的快速衰败，在崩溃的过程中，它还能有效支配小额剩余，向社会成员提供较少的福利待遇，但为地区人口提供有效安全防卫的能力逐渐降低；后者是指逐渐崩溃的社会呈现组织结构简单、社会差别小、专门化功能减弱、经济发展停滞、个体与群体之间整体协调能力下降、人口缩减等一系列特征。工业社会正在经历代价增长但边际回报下降的趋势，政治与经济发展状态的螺旋式下降趋向也就成为社会崩溃过程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崩溃不是一个可能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必定会发生的过程。概言之，时间维度上的“资本主义崩溃”在内涵上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衰亡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不断深化而引致的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灭亡”，是资本主义体系走向消亡的走向和趋势，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生命周期的终结；外延是指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以至于无法支撑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正如保罗·斯威齐所言：“资本主义的崩溃，理应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它标志着一个临界点，越过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

空间维度：圈层结构与崩溃机制

　　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蕴含“变”与“不变”多重因素的复杂有机体，在演变过程中，其发展空间不断拓展，从最初经济领域的一种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到后来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扩张，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连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空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结构体系。资本主义“不仅要成为经济领域内的调控机制，还要努力超出经济领域，渗入其他社会领域并产生影响”。因此，在崩溃问题视域下分析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一方面要涵盖资本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即崩溃机制的多样性，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崩溃的根本逻辑。由此，可以将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建构为一个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流动性非闭合圈层体系。在这个圈层体系中，资本积累居于核心地位，中间结构包括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系统，即国家建构和社会建设两个主要方面，而资本的对外扩张所形成的世界体系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层结构。同时，在整个圈层体系中，“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图2　资本主义有机体的圈层结构

　　首先，核心结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体系是以资本积累为核心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是通过积累过程和对利润增长的不懈追求来定义自身的”，因此，“由资本积累的活力所推动，沿着某种预定的发展轨迹，按照逻辑或规律来自我调节”， “资本积累的水平和速度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会产生决定作用”。换言之，资本的逐利性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得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进程的核心和资本主义存续的必然选择，其中心地位也毋庸置疑。资本家通过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来不断积累财富，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比喻：“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原始积累过程相比，资本积累过程不仅仅意味着量上的集中和增长，还意味着积累方式和结构的转变，这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稳固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率会逐步成为决定积累进度的主要因素。从简单生产到再生产，积累也由简单劳动的积累演变为剩余价值的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资本主义“每一个新的旺盛增长期，都是以一套与众不同的支持性制度为特点的，换句话说，是以一个独特的社会积累结构为特点的。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个国家里，每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标志着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阶段”。不仅如此，不同的积累方式还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国家形式、治理模式和调节方式。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行提供能源和动力。资本积累对中间结构和外层结构的状况造成直接影响，如果资本积累无法正常运行，资本主义体系会直接面临危机和停滞，那么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成为撬动资本主义体系实现崩溃的重要支点。同时由于资本积累也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过程，这会直接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会成为推动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关键力量。另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在内部积累遇到障碍时往往会向外部世界转嫁危机，因而资本积累进程又会影响世界体系格局的变迁和兴衰。

　　其次，中间结构——国家建构和社会建设。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经济以外的因素，就基本功能而言，国家和社会系统扮演着维护稳定的重要作用，这些广泛的社会条件主要包括资本主义体系的阶级结构与国家制度构建、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与生态环境建设等。中间结构在资本主义圈层体系中一方面受制于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的对外扩张直接影响外部世界体系。因此，中间结构是资本主义体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作为圈层结构的中间支柱，其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将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影响。以文化因素为例，资本主义文化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那么，资本主义没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资产者自身的天性密切相关，在资产者失去他们的法统甚至被另一种类型的人的精神气质所取代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衰弱迹象，这就是文化传统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影响。但是，资本积累依然具有核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积累逻辑为基础进行国家建构和社会建设的，资本积累进程中的障碍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暴力冲突。

　　再次，外部结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是一个开放体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增长，它将遍及全世界，而且它的危机也将是世界范围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自其原始积累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不断扩大，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对外扩张的方式和手段也在逐步变化，但资本主义一直在致力于创造一个在自己主导下的外部世界体系，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而这也直接塑造了外部世界的总体面貌。当然，世界体系还涉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层面，这也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在政治上的体现，“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远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爆发能够直接影响世界体系，当世界体系内的原有结构不再能够容纳世界商品生产和分配的规模时，不同国家之间就会爆发冲突甚至是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会通过暴力方式来改变世界体系中的各国力量对比，从而缓解自身的危机和矛盾。因此，外部圈层结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趋势的重要弹性空间。

　　“结构是生长在较长时期内固有的人类关系上的珊瑚礁，但结构本身也有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从圈层结构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机制的运行，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要求。要维持这样的一种结构，必须要有“中心-外围”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及边缘地区产品与中心地区产品之间持续的交换，同时还需要一种具有主导权的国家构成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体系。

　　现实中的“繁荣-衰退”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循环模式，“经济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部位——如劳资关系或者资本积累过程，核心部位一旦爆发危机，常常会辐射四方，引起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也充分说明在资本主义圈层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稳定与失衡并存的发展趋向，即存在资本积累极限这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每一种社会新陈代谢再生的体系都有其内在的或绝对的界限，而如果不把占统治地位的控制方式转变成在质上与之不同的方式，这些界限是不可能被超越的”，而具体的每一阶段的深层次失衡和崩溃机制则需要结合资本主义体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因此，空间维度上的“崩溃”意味着圈层体系中失衡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导致其发展极限来临。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未来趋向

　　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重危机的冲击下，处于结构失衡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更加脆弱，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在更大范围上扩展为全球性问题，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症结显得尤为重要。以生命周期和圈层结构的时空视角对崩溃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为科学认知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打开了另一条解读线路，这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解释力。

　　从生命周期的分析逻辑来看，资本主义体系现实还未发展到其生命周期中的“自我扬弃”阶段，但已经逐步进入“结构失衡”与“动态调整”的循环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经济萧条在这一过程中频繁出现，正在逐步靠近资本积累的极限。客观来看，资本主义距离最后的崩溃还有空间，到底会因为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突然崩溃，还是由于持续的经济萧条造成整个社会制度的逐步瓦解还未可知。但是，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全生命周期的分析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周期性危机、经济萧条与最终崩溃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早期，崩溃理论地位十分重要，但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常将“危机理论”和“崩溃理论”混合使用，并不着重强调二者的分别。直到20世纪中叶，亨利克·格罗斯曼、保罗·斯威齐等人才提出把“崩溃理论”和“危机理论”分开，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差别逐渐明显。经济危机理论是“以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程与商业循环为直接研究对象”，重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界限”；而崩溃理论则侧重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隐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思考”，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极限问题的研究。

　　就周期性危机和经济萧条而言，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发展中，二者往往密切相关，通常成为资本主义体系问题和矛盾的集中表现，经济萧条往往会成为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而危机又会造成持续性的经济衰退。“历史表明，危机，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最大稳定时期，资本主义也遭受着定期的低迷之苦，现代经济学将之称为衰退，在此期间经济规模实际上收缩了。”周期性危机或经济萧条均是分析崩溃机制的重要视角，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危机和萧条状态的持续使资本主义的消亡象征逐渐显现，危机越严重，崩溃的趋势就越强。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是带有“崩溃论”趋向的，更侧重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消极前景，这与以实现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和完善资本主义为基本立场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本质区别。

　　在圈层结构方面，崩溃趋势本身蕴含了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合理性丧失，代表着资本主义体系历史生命的终结，资本主义圈层自身的结构性矛盾是推动崩溃理论产生并发展的根本动力。崩溃理论的发展是由资本积累开始逐步拓展的，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看到了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中认识到了资本积累的核心作用，开辟出资本和阶级两条崩溃分析逻辑，进而形成了以资本积累极限为核心的崩溃论。

　　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向前推进，关于崩溃机制的探讨不断丰富，逐渐拓展到资本主义圈层的中间结构和外部体系，但崩溃逻辑的分化并没有跳脱出资本积累极限的根本逻辑，相反只是这一根本逻辑的外化表现。例如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角色功能的变化、意识形态的转变、福利制度，以及随之出现的消费社会现象、生态危机等都成为了分析崩溃机制的切入点，由此形成了具有崩溃倾向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分析思路致力于从一个点或一条线深度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矛盾，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某些角度上的讨论不足，但均没有能够触及到根本的崩溃逻辑，或者说这些分析都为根本的逻辑所统摄。资本主义圈层体系的存续基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增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着剩余价值生产和转化过程中出现的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诸多矛盾，尤其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向会使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之间、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之间的矛盾不断出现，阻碍资本积累的进行，从而造成经济危机频发，同时也造成了劳资关系紧张和阶级关系的对立。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作为撬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点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并最终将其推向崩溃结局。

　　进入21世纪，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崩溃问题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这是对资本主义深度研究和剖析的唤醒。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既是造就创新与进步的引擎，也是带来危机、剥削和异化的源头”。资本主义体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包括金融资本积累的极限、国家职能的衰退、社会福利危机、科技危机、资源和生态危机、全球化危机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人类发展的最佳选择，也不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好制度，其用来走出困境、克服危机的办法不断退步。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体系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本质从来没有彻底地改变。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陷入危机和矛盾的过程，也是一个为了防止崩溃而不断实现自救的过程。整体而言，资本主义体系是动荡的，根据生命周期，资本主义体系在经历若干次动态调整阶段并在每次实现了有限的恢复之后，会达到自身资本积累的极限，从而进入自我扬弃阶段。

　　虽然崩溃问题最终指向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但历史也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周期性的漫长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度不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未到达其核心——资本积累的发展极限，资本主义体系在周期性波动中往往会暂时陷入危机和萧条，而后获得恢复，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次次陷入危机濒临崩溃的过程中又获得了发展生机。这表明，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发展更加复杂，资本主义圈层内自身调节机制与崩溃机制之间的博弈依然在继续。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依然作为一种开放的、非教条的和更加质朴的批判性理论存在，只有继续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演进历程进行深入探究，客观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更好地回答“资本主义至今为何还未走向崩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否还具有解释力”等一系列诘问。

〔责任编辑：李　欣〕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５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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