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的想象还是精神的鸦片：青少年网络祈愿的表征与实质
刊于《东南学术》2021年第5期
刘晶副教授
作者简介
刘晶，文学博士，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当前，在我国部分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着所谓“网络祈愿”。这是多神论传统影响下的亚文化消费景观，是用户基于不同场景选择的社交表演。网络祈愿通过多元化的语义狂欢、协同化参与的表意路径和共鸣的个性化表达，构建了群体间的互动仪式链，其功能是娱乐与社交，心理机制是想象中的赋权。网络祈愿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单向度的幸福观与用后即弃的消费观。对网络祈愿文化的纠偏关键在于摆脱四大谬误偶像观，塑造“榜样型锦鲤”。

网络祈愿又被称之为互联网祈祷（Internet Prayer）、数字祈祷（Digital Prayer）或虚拟祈祷（Virtual Prayer），区别于离线祈祷（如教堂等面对面的线下语境），指人们通过线上的方式（如邮件、帖子等）为自己或他人进行祈祷的行为。传统的祈祷能为自己和他人提供精神和社会支持。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这种精神支持在数字祈祷中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祈祷请求，提供在线祈祷指导，并通过在各种网站上发布帖子，招募数百万人为某个全球议题（通常是为某个遭遇不幸的人）祈祷。
　　本文探讨的网络祈愿现象迥异于世界上盛行的在线宗教祈愿，特指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的祈愿现象，主要是祈祷个人获得知识或财富——各类考试时的祈愿图形符号的“刷屏”与转发已经成为不少青少年的常态化媒介行为，2018年的“拜锦鲤教”更成为商家和青少年共同参与的现象级传播事件。受到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缘何热衷于迷信网络祈愿？网络祈愿折射出什么样的青少年文化？网络祈愿的传播组织形式如何？有何功能与负面影响？这些重要的议题都值得深思。
网络祈愿的本质：多神论传统下的亚文化消费景观
　　新的一代人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我国的网络祈愿文化实为流行的青年亚文化，亚文化主要是指通过风格化的另类符号对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等特点。如果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分析，核心就是“再现”问题。在当代，再现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网络祈愿图像的生产极其丰富，以照片、动图、漫画、拼图、波普风格等后现代风格为主，画风轻松与有趣。自古以来，人们把“好运”的寓意赋予“锦鲤”，寓意中举、飞黄腾达；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锦鲤符号意义进行二次创作，不断衍生新的所指，任何能代表好运的人、物、事都可能被视作“锦鲤”，囊括了人们在爱情、考试、求职等方面获得幸运的诉求，“锦鲤”逐渐演变为人们取悦自我的“道具”。2018年，“锦鲤”越来越趋向于真人化，运气好的艺人如杨超越等，被网友们制作成表情包，赋予“幸运符”的寓意，组成庞大的“锦鲤家族”；还有一类锦鲤被称为“沙雕锦鲤”，人们从清奇的角度赋予“沙雕”符号独特的意义，例如“转发这个小猪佩奇，前任变成吹风机”，“转发这个锅，可以炖了你朋友圈里的所有锦鲤”，转发这些“沙雕锦鲤”无疑是给网友们增添乐趣，达到一种取悦自己、愉悦他人的传播目的；另一类锦鲤则属于“功利性锦鲤”，比如“高分喷雾”，其转发时间段集中于各大考试时期，即使没有实质性作用，但也满足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承载了众多考生焦虑的情绪。“锦鲤”俨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交语言。
　　不论何种类型的请愿祈祷，其作用基本都是帮助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但在世界上盛行的在线祷告中，信徒们一般认为“与上帝的联系”或“与其他神灵的联系”才能为被祷告的人提供精神和社会支持。然而我国的网络祈愿现象呈现出“去宗教化”的面貌，仅表现为自我和他人的互动仪式，原本占据中心地位的“上帝”演变成为互动仪式中不断变换形式的符号，如传统的中国文化符号、娱乐明星、政治家、某学科领域内的重要贡献者、动漫人物或各类表情包等，鲜有宗教祈福的严肃与虔诚，充斥着娱乐与戏谑的情调。
　　正如邓晓芒所言，因为中国传统流行的宗教多为世俗的多神论，中国人的信仰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个是政治实用主义，另一个是技术实用主义。我国青少年网络祈愿与星座（或塔罗牌）所代表的占卜文化较为相似，祈愿的“神”（不论是各类传统宗教神邸还是现代人造的“神”）都具有多神论的特点和实用主义的祈祷动机（如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考试成功等）。消费社会分化出来的网络祈愿不再建立于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技术之上，即通过网络技术（包含信息、算法，制造者和公众）才得以传播。这些祈愿图像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多神论的基因，不论是传统文化符号、流行文化符号、异域文化符号，都可以按照不同的需求被无差别地整合为各类祈愿“标准组合”，例如孔子、马克思、国家领导人、杨超越、白孔雀、七彩祥云、记忆面包等。然而，它们绝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会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键转发”的动作、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
　　多神论底色下的网络祈愿符号的应有尽有满足了大众对于丰裕物质生活的幻想。幻想是一种再现手段，它原本的隐私性质并不阻碍它对社会经验的意义发生巨大作用，加之公开于网络空间，具有集合效应的网络祈愿幻想富有政治的属性：实现阶层的跨越。受青年喜爱的通俗文化往往是幻想的激发器，这种幻想绝不是逃离社会现实，而是对主导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直接反应——消费社会的镜像。今天的商业文化更愿意宣扬而非掩藏其耍弄机巧、制造神话和仿真的能力，这在各色商业化的锦鲤祈愿表情包中屡见不鲜。
　　各类星座玄学博主、商家、教育考试机构甚至知名媒体等，都在网络祈愿中扮演了议程设置的角色，从而助推了祈愿文化的流行。青少年在文化消费中获得愉悦感和神秘感，而上述传播主体则收获了潜在消费用户的关注或购买行为的达成。商业传播主体通过传播看似分化各异的图文景观实现了对祈愿者的一致化规训。这种消费符码让异质化协同为理想化的一体，即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某种形式的网络祈愿就可能实现景观拜物教所推崇的世俗幸福与成功。在同质化与内容迭代快速化并存的网络祈愿表情包中，“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
　　简言之，从网络祈愿炫目多彩的表征形式和数字化的发生场域来看，它似乎是全新的亚文化消费景观。然而，从精神本质上来看，网络祈愿可以说是多神论的时代性变体，将崇拜的对象从传统的神祗转换为消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造“新神”，是一种“历史与现代并存的文化想象”，用以暂时性地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但其“用后即弃”的技术实用主义动机使网络祈愿文本与其他的消费产品并无二致。因此，网络祈愿可以被视为披着新文化外衣的多神论主义的华丽复辟。
网络祈愿的心理表征：用户基于场景选择的社交表演和情感慰藉
　　祈祷作为一种文本或表演，是一种可观察的文化对象。祈祷并不单纯地相信某件事情会如愿发生，它更多的是关于祈祷者与祈祷者之间的关系——上帝之爱、他人之爱和自我之爱。在心理学文献中，祈祷所寻求的社会支持通常被定义为被他人关心、重视和爱的感觉。网络祈愿成为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向他人进行自我呈现的重要路径，例如转发各式各样“锦鲤”的祈愿行为，这是用看似从众式的表演来标明自己和所属群体的一致性，进而强化虚拟社区中“想象的共同体”。而转发各式考试或转运之类的祈愿行为，则一方面出于青年人戏称的“日常迷信”心理，另一方面希望以此让他人知悉自己的现状，寻求“同行者”或“同情者”。
　　网络祈愿的戏剧化特征分外明显，即把原本不可见的私人化的祈福变成社交媒体“前台”中公开的表演。数字化的“布景”“道具”“布局”“台词”一应俱全，例如模仿九宫格布局的各种姿势的杨超越形象的PS头像、各类高分喷雾、各类偶像、表情包、吉祥物等。通过各色符号装备引起他人的围观和共鸣，原本庄重的祈愿转化为表演的各种技术。在线祈祷的特殊性在于随时随地制造出一个众人“陪伴”的场景，因为在当下这个忙碌的社会，信徒和非信徒无论在好时光还是坏时光都需要有一种相互联系和支持的感觉。由此，网络祈愿者与素不相识的旁观者共同构成了守望相助的“想象的共同体”。
　　至于是否相信网络祈愿的效果，知乎网友所言是出于“宁可信其有+从众心理”，这恐怕代表了很多青少年的心声。处于真诚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之间，多半是基于“安慰剂”效应，通过转发祈愿文本完成以虔诚为名的自欺，原本不可见的祈愿内容（默祷）变成可见的图文符号。网络祈愿的主体不在场，需要藉由标准化的符号表演来实现祈愿的动机。当年轻人在网络空间中“唾手可得”各类标准化的祈愿符号装备时，个性化自我和社会化自我的差异被抹杀了，形成了病毒式的传播方式，呈现出千人共愿的稳定状态：不论是对丰裕的物质追求还是对（扁平化）幸福与成功的渴望，在大众疯狂转发关于好运的各类祈愿符号时，折射出的实则是对消费社会高度认同的模式化态度面具，即遍在化的拜物教。
　　网络祈愿者不是信徒，而是消费社会中的用户，在不同的场景下形成不同的需求，选择契合不同场景的祈愿符号装备从而实现欲望的表达。在形形色色的网络祈愿中，年轻人缺乏一个一致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系列场景催生的自动化行为。很多网络祈愿行为是个体对情境事实所做的没有自我意识的反应，即所谓“不转白不转”的心态。由于个体关心的现实不可能即刻了解到（如是否能获得世俗成功），所以必须依靠表面现象作为替代（即将各类偶像符号作为预见的媒介）；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个体越是关心不能依靠知觉发现的现实，就越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表面现象上。况且，各类祈愿符号装备并不等于人或事物本身，符号可以在人或事物不在场时被使用，并且事实上大量符号一开始就被图像软件篡改过（如杨超越许愿的各种PS版本）。
　　然而，祈愿者对于这些虚假的符号表象并不追究，反而乐于不断加工和转发这些祈愿模因，这种表演连同可利用的符号道具构成了一种场景，产生出表演出来的自我。祈愿符号制作者和转发者形成心照不宣的共谋，仿佛这些被无限复制的模因真的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产生神秘的裂变效应，催生出一个幻想中坚实的新自我，抑或是群导、群演一场以虔诚为名的狂欢。相比囿于熟人社会的微信朋友圈等有限的传播范围，网络祈愿行为更多地发生于微博、ins和推特这类社交媒体，海量陌生人和熟人混合的互动仪式链使祈愿符号的生产与繁殖成为声量更大的电子道场，更具有祈愿场景的氛围。
网络祈愿的组织形式：青少年群体间基于共鸣的互动仪式链
　　网络祈愿的文化形式正是通过个体或集体对符号的操控而被创造出来的。从它的创造角度看，其文化形式是被传递到其他人那里，并从个体之间小范围接触的群体中扩散出去。因此，文化的传播是相互作用的产物。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是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瞬间际遇，他（她）们之间的互动是基于当下的情境，而非基于熟人社会的人际交流。例如，微博祈愿中动辄百万的转发和点赞更多的是陌生人之间对祈愿文本内容的共鸣而达成的互动。仪式包含“某个象征人物的一系列行为和言语的标准化序列，这个序列把参与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思想与情感的对象上去”。在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中，祈愿者同样是根据不同的愿景，以某个象征人物（如杨超越）或同类型象征人物（如都是某学科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九宫格序列为标准化的场景。
　　互动仪式过程中，情感能量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青少年通过参与网络祈愿这一互动仪式来增进某种情感，生成共同的关注焦点或共同的情绪，再根据个体的需求将它们符号化。仪式赋予符号对象以意义性，或者重新赋予这类对象以全新的表示尊崇的思想感情。
　　共同关注成为发展共享符号的关键。尽管网络祈愿“是一种无实体的存在”，它缺乏“人类存在的手势、眼泪、笑声和身体”，但它却可能因为在某一持续时间内由陌生人的海量转发而实现瞬间却强烈的团结感。祈愿者和转发祈愿者融入表演的精神中，建立起情境性的情感，建立起最高程度的瞬间集体兴奋。
　　首先，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链是裂变化的语义狂欢。青少年群体为了应对加速更迭的信息，主动地去创造新的符号，将新的网络话语嵌入原有的语言体系中，从而使新符号与被指对象保持着意义上的联系，获得更多受众的接受认可，扩大共同语义区。这些多元的语义浅显易懂，消解传统的语义观念，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对生活进行调侃，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地进行语言戏仿，将严肃的祈愿形式以模仿降格为娱乐的诙谐形式，实现全民性狂欢中“随意而亲昵的接触”。巴赫金认为，欢笑是社会更新的重要源泉，它通过狂欢化来生产和再生大众。网络祈愿中的语义不断变化与创新，去除单调、格式化的常规祈愿表意方式，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多产的姿态。新的符号不断涌现并沉积在正常社会惯例中的旧符号之上，就像戏服，供观者和转发者伸开两臂，轻松地套在身上。网络祈愿的场景是充实的，背后却是一片虚空，这一点就使年轻人“穿”上场景直接进行祈愿互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断裂与再造使祈愿符号衍生出多元的含义，实现语义狂欢。
　　其次，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是协同化参与的表意路径。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媒体环境中，受众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文化缔造者，传播也具有了个体色彩。网络祈愿内容的生产是协同化的编码行为，青少年自主的参与感与娱乐的体验感以及自媒体公众号的成就感集中体现出协同化的参与精神。协同化参与催生出丰富多样的伴随符号，受众在大众传播构建的信息环境中，搜寻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并对祈愿符号进行意义拼接，沉浸在编码的乐趣中。协同化参与构建了一种短暂的、情境的主体间性。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者共享相同的情感与价值观，维护双方对祈愿内容的认可。值得关注的是，协同化也存在排他性的情况。不同的祈愿主体（如玄学账号和明星）会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日益卷入彼此间自我展现的较量，通过不断创造新的祈愿符号争夺受众或粉丝的关注与转发。
　　最后，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是共鸣的个性化的表达。罗兰·巴特认为，符号意义的生产是编码者与解码者的互动结果，双方若同属于一个文化背景，就会更容易对文化符号意义进行解读与感知。大多数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渴望找到志趣相投的同伴，网络祈愿行为很容易与编码者形成共鸣，进而将各种元素进行符号化处理，并通过祈愿符号找到能实现愿望的理想化的自我。编码的多元使得解码者也拥有广阔的解码空间，青少年群体的个性与创造力被进一步释放，推动意义不断再造，体现出青少年群体自愿参与、协同操作的游戏精神。在“转发”“还愿”“接力转发”中分享乐趣、愿望、快乐，祈愿队伍不断壮大，由此形成一种情感共同体，推动了青少年网络祈愿文化的延续发展。在网络祈愿的互动仪式链中，尽管没有互动双方的实体在场，但虚拟的仪式增添了趣味性，没有繁杂的流程和位阶的差异，仪式双方通过祈愿符号的链接表达情感，祈愿转发就是仪式践行。
网络祈愿的功能：青少年群体间的娱乐、社交与赋权
　　祈祷是宗教或精神世界观的一部分。网络祈愿也是通过提供精神上或社会上的支持来帮助个人应付生活。青少年网络祈愿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与社交，他们关于愉悦、爱、赞许、安全等的需要能够通过消费产品得到满足。这是各式商业型“锦鲤”大受追捧的根源，不同于遥不可及的达官显贵，商家和娱乐圈生产的平民式的“锦鲤”满足了无数普通年轻人对于物质丰裕和迅速成功的幻想。尽管此类幸运的小概率事件凭借转发就能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有不少年轻人对没有成本的网络祈愿行为乐此不疲。一键式转发的网络祈愿仪式是具有展示性、再现性、表演性和幻想性的现实，以此代替公共领域中的人际交往。
 网络祈愿以各类“锦鲤”图像为视觉符号，编辑文字表达愿望诉求，利用网络平台发表或接力转发，确认双方的身份，相互问候、试探与沟通，通过“感官共振、形象还原与在场参与”，发现自己的核心价值，在族群里找到归属感与共鸣，形成内部认同。祈愿者利用祈愿符号表达愿望，缓解社交氛围，通过欢快戏谑的手法制造快感，引发他人关注从而体现自己的存在感或是对自己当前生活状态的抚慰，营造社群的共同感受。这种快感在本质上是私人的，并通过在微博或者微信这些公开或半公开的空间上与陌生人或熟人的弱连接或强连接而得以扩散和强化。

　　祈求考试成功是网络祈愿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议题。作为一种阶层再生产的手段，教育被当代中国人民赋予了太多的意义。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模式中。所有人都卷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加速游戏中。与此伴随的是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人的普遍异化，以及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情绪。青少年在内卷社会不断被迫加速度，令他（她）们感到痛苦、压抑和孤独，现实的焦虑逼迫他（她）们产生逃避挫折的心理。同时为了满足社交的需求，使自己不落后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青少年会主动了解网络祈愿的规则，在围观时不由自主地自我投入。他们渴望在共同感兴趣的圈子内获得群体成员的关注与认同，创造自己的文化风格以防御认同的丧失，协商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例如在雅思考试临近时转发各式“锦鲤”图文，以青少年特有的亚文化方式引发同类群体的关注、转发和评论，从而产生集体认同感，形成“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积极心理学氛围。青少年网络祈愿文本中的调侃与戏谑风格体现了他（她）们在面临困境时，内心所追寻的不是利奥塔式的崇高而是具有治愈性的欢笑。
　　网络祈愿文化的心理机制是想象中的赋权，赋权意味着“变得有力”。网络祈愿行为是借助偶像符号的赋权来实现想象中的“赋能”目的，体现了青年运用非理性对抗理性的尝试。理性主义企图通过掌握更多的理性法则、规律来获得更多的自由，非理性主义想要保留人的非理性，把公认的法则抛到一边。在网络祈愿文化里，各式各样的偶像（通常是消费情境中诞生的偶像）成为上帝在凡间的具体代言人。然而在网络祈愿行为中，命运女神不再是不可捉摸的“神圣物”，而是降维为真实、不完美甚至有缺陷的凡人（如“信小呆”和“杨超越”）。平凡的他（她）们成为被上帝拣选的幸运儿，轻而易举地实现消费社会中人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她）们的形象被制作成各种网络模因并广泛转发。在这个意义上，网络祈愿行为仍然是属于偶像崇拜的范畴，源于对图像带来的神秘体验的种种幻想。
　　网络祈愿行为体现了当代青年在命运与自由意志间的纠葛与徘徊。命运与自由意志看似矛盾，实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命运观里，既有人的理性也有人的意志，既有人的独立性也有人的依赖性，宿命意识、宿命论是自由意志的伴随物。所谓自由意志，就是要反抗命运，甚至要战胜命运。中国传统的命运观强调“尽人事，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一种基于实践层面对天命的敬畏。网络祈愿行为中的个体希望借助业已成功的偶像赋予自己神秘的力量，从而获得与偶像相似的成功。尽管参与网络祈愿行为的众多网民看似在线上分享了共同的经验和情感，但这种依托他人赋权的想象与其自身的内在经验和外在行动都是断裂的：他们只是运用嬉戏的符号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的权力，而非建构社会经济体制的真正社会权力。
　　因此，网络祈愿行为是想象中的赋权行为，被召唤的偶像只不过是消费社会的虚幻符号，而缺乏主体实践的赋权终究只是自娱和娱他的狂欢。网络祈愿行为作为想象中的赋权行为，终究只是网络空间中的美好幻想。真正意义的赋权必须质疑、挑战和克服社会中让人们无法实现其潜力的结构性障碍，去追求公平而无歧视之差别待遇的各种服务。这种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网络祈愿不断扩大了主体对于“免于经济匮乏自由”这一单向度社会的无限崇尚，信小呆和杨超越之类的素人一夜成名象征了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易如反掌。这类网络祈愿现象不知不觉压制了青少年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其成为消费社会的忠实拥护者，失去了亚文化本应具有的对于主流文化的“抵抗性”向度。
网络祈愿文化的批判：单向度的幸福观与用后即弃的消费观
　　网络祈愿文化是消费社会的“碎片”式镜像，商家以转发锦鲤祈愿为幌子进行营销活动，诱导受众进行非理性消费，而利用虚假获奖信息骗取个人身份信息进行诈骗的不法行为更时有发生。在此语境下的网络祈愿文本实为商家隐蔽的消费广告。广告的窍门和战略性价值就在于激起每个人对物化社会的神话产生欲望。它从不与单个人说话，而是在区分性的关系中瞄准他，好似要捕获其“深层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以“幸福”之名大肆宣扬对无止境物质生活的追逐。幸福意识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并已转化为技术合理化。预设好的网络祈愿文本让青少年无意识地进入消费的规则。支付宝官方微博发起“祝你成为中国锦鲤”的大型中奖活动，掀起了全民宗教狂热般的数百万次转发，一夜之间平民“信小呆”便成为了公众真人版的祈愿图腾，代表着公众对超长获奖礼单所确认的幸福生活方式的无限向往。
　　幸福，这个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网络祈愿中被单向度、无数次地强化为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被搁置和遗忘。人的精神需要表现在他的求知欲上，人类追求的伟大目的在于满足这些需要。网络祈愿的锦鲤图像表情（不论是素人、明星还是动漫形象）都含着微笑（或颔首微笑或闭眼微笑或露齿微笑），在这些微笑中，再也无法把虔诚的微笑、幽默的微笑与商业同谋的微笑区分开来。这些广为流行的微笑充满了暖昧：这并非批判距离的微笑，而是同盟的微笑，这就是网络祈愿文化的媚俗性特征。传统的祈愿行为与当下流行文化的混搭，作为现成的、“刚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的符号，神话般地运转着，用后即弃的消费观被运用于网络祈愿行为便不足为奇。网络祈愿尽管沿用了祈愿的字眼，但早已背离人类祈愿的本质。冥想祈祷的个体变成网络空间中的社交表演，祈祷者的肉身是不在场的，凭借祈愿图像符号进行“替代性”的表演，吸引圈友围观与互动，产生情绪调节和人际交往的作用（如释放压力和朋辈沟通情感）。从这个意义而言，网络祈愿相当于快节奏和高强度的现代社会中的电子镇痛剂、心理润滑剂以及能消化忧虑的酶，是安定、轻松、迷幻等精神疗法的替代品。
　　网络祈愿的交往功能及其所带来的情感报偿意义远远大于祈愿内容本身。但这种同类社群的联结与传统宗教教友之间的情意是迥异的，前者是基于已有的情感基础（如亲朋好友或者粉丝团），网络祈愿话题只是谈资的一种；而后者是基于共同的教义信仰才缔结的团结互助的教友情意。网络祈愿的行为不具有常态化的特征，大都是为了满足即时性的愿望，例如考完试就把用作祈愿的头像换了，过了就删掉朋友圈祈愿内容等。这种用后即弃的思想与人类传统的宗教情感大相径庭，仍属于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即一切皆可消费。由此可见，网络祈愿本质是无关信仰的，称之为“网络许愿”更加符合其随意性和娱乐性的特征。
　　网络祈愿文化暗含浓厚的性别特征和性别偏见。网络祈愿文化中的人物图像，以女性或类女性形象居多，以及诸多具有女性感官特征（白、瘦、五官精致）的青年偶像、男明星形象（如易烊千玺、李现）、软萌的女童形象和动漫形象等，彰显出网络祈愿文化浓厚的情感化取向。女性特征可能被等同于迷信，即等同于非理性、不合法的、神秘的力量。例如女巫是西方文化中能够使用巫术、魔法、占星术等超自然能力的女性，但是她也与道德再生相关——女人作为自然的造物内在地拥有成长与进步、以美德的力量超越邪恶的可能性。女性化形象所形塑的网络祈愿图像仿佛更具有宗教般的魔幻力量，这也许延续了人们对于女巫和女神形象的习惯性文化记忆。男性力量能洞察、理解并操纵自然法则，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缺乏认同他人的同情心。因此富有理性文化价值的传统精英男性形象作为网络祈愿文化的模因虽时有出现，但数量较少，且几乎都出现在考试的场景中，例如政治考试、高数考试等。在此类网络祈愿情境中，祈愿的文本和图像相对更加接近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表现出对于主流和理性文化形式主义的尊崇，例如“数学霸霸们，我爱您们”，等等。此类祈愿图像基本都是未经过戏仿拼贴过的原始照片素材，即使偶有人为加上的文案也是充满敬意的调侃，例如“欧拉的凝视”“雅克比的蔑视”。然而，归根到底仍然是基于实用主义目的的权益之计。
　　网络祈愿中的幻想或逃避主义终究是一场白日梦，使祈愿者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他（她）们在“真实”世界所不能或难以实现的欲望，这是产生于其资本（不论是物质资本还是智力资本）和权力的“真实”缺乏同时又是对这种“缺乏”加以掩盖的补偿领域。祈愿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网络祈愿与意识形态达成的完美同盟，例如消费社会与青少年群体共同编织的锦鲤神话，是不存在任何博弈关系的“协奏曲”。在消费型网络祈愿中，商家和青少年群体达成的高度共识是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商家隐瞒的重要真相是：在交换价值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而是被日益分化。商家和青少年群体达成共识的前提是对消费社会这一最高拜物教的认同，正因如此，资本编织出的各种网络祈愿的人造新神才能被青少年追捧和崇拜，以物质平等的神话来抹杀阶层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政治化”的意图。
　　今天的商业文化宣扬和张扬而非掩藏其耍弄机巧、制造神话和仿真的能力。正是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改变并且转换着意义。网络祈愿文本对形式“嬉戏”的高扬，以游戏的姿态创造层出不穷的人造新神，是用过剩的“形式”来遮掩空洞的内涵。这些“剩余”的东西填满了青年群体的生活日常，成为他（她）们需要不断通过祈愿幻想和努力确认的既“标准化”又“丰富多彩”的理想生活。不过，用“想象性”替代“根本性”解决问题，一味地追求娱乐化的风格与表征，便丧失了对真善美的追求，真知灼见不知所踪。
　　从流行的“丧文化”“佛系青年”到“祈愿文化”，投射出我国不少青少年“娱乐至上”的信条和消极被动的精神面貌。如果说嬉皮士反抗的习俗与政治尚且可以看作是对现代技术社会的强烈反思，那么同样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祈愿者充其量不过是消费社会的狂热信徒，以祈愿为名追求看似多元实则单向度的幸福与成功，彰显的是对消费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投机心理。
结　语
　　文化创新需要“伦理的激励、引导和规训”，青少年网络祈愿尽管具有娱乐和社交的功能，但却折射出价值异化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为国家发展建设进程中的新锐力量，青年群体应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地认识偶像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偶像观念，饱含“因应世变的观照”，倡导推崇当今时代真正凭借奋斗而获得成功的“榜样型锦鲤”，如各行业创造中国奇迹的精英、品行优异的热情市民，或是独具匠心的手工艺人等。他（她）们的共性是兼具国家情怀和公民意识，蕴含着“广泛全面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弘扬“劳动缔造幸福”“奋斗彰显国魂”的正能量，鼓舞青少年为实现中国梦而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力。社会各界应以激发共铸中国梦的奋斗精神为主旨，引导青少年走进现实的最深处进行思考，通过网络祈愿传播先进文化，共建精神家园。在“中国梦”集体主义的框架下，亟待无数个鲜活的个体梦想作为中国梦的具体表征，而青少年网络祈愿正是中国梦最强有力的注脚之一，当尽情演绎和绽放青春。一言以蔽之，青少年的网络祈愿应当彰显顽强的意志力、现世的行动和可期的未来，才可能避免沦为数字时代虚妄的“精神鸦片”。
〔责任编辑：廖先慧　陈　执〕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1年第５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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