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 《手稿》，夏之放，或马克思的幽灵

专栏

读书生活

作者：赵勇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导读】因为夏之放老师的“马克思《手稿》研究”课程，我在1988年走进了马克思的世界。从此往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我这里驻扎，马克思的幽灵也在我的学术之旅中游荡，成为我走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助力之一。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夏之放马克思的幽灵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我买过三本。第一本出版于1985年，我于1986年5月购于山西长治；第二本是人民出版社的汉译修订版，2000年面世，我在2004年9月从今年因关张而惊动了多家媒体的盛世情书店请回；第三本是英译本（Economic and PhilosophicManuscripts of 1844），由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 Books）1988年出版，翻译者是马丁·米里根（Martin Milligan），这一本我是2006年在新加坡的Kinokuniya书店购得的，花了17.41新元。反复买此书，莫非我曾研究过它？非也。它只是关联着我的一段学习时光和情绪记忆。当然，如今我也应该承认，我实际上是通过《手稿》才真正进入马克思的世界的。虽然我在他那里用功不多，但他弹奏出来的思想妙音回响在我后来的学术历程中，如同他所说的“一个幽灵”[1]在游来荡去。

追根溯源，就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吧！

1983年，我大二，正在山西大学念书。那一年发生的大事是，上半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活动开始举行。就是在这个纪念活动中，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一场著名的学术报告，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从此进入人们视野。紧接着，胡乔木在1984年年初做报告批周扬；随后，一本《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小册子面市，宛如中央文件。此书正文前的开篇语写道：“谨以这篇讲话似的论文，献给一切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界、文艺界同志，和探讨人生意义、人生目的的青年……”[2]很显然，这本白皮书的目标受众也包括青年大学生。这样，它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发放到了我们手中。

很可能这就是我关注马克思的起点，而巴黎手稿、两个马克思、异化、人道主义等说法，也是我在那个阶段获得的新知。

大学最后一年，程继田老师带着他的“美学”课和“马列文论”课上场了，马克思的著作文章和著名论断也就时常挂在他嘴边。但程老师较正统，他似乎没有触及过《手稿》中的经典命题，而只是给我们解读了马恩致拉萨尔、考茨基、哈克奈斯等人的几封信，让我初步领略了马克思的风采。选修程老师课程的后遗症是，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年，我就买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没承想，这本书成了我考研时的重要读物，那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我差不多都认真读过，重要的段落甚至背过。但同一年买到的那本《手稿》没有及时阅读。直到1988年，我才真正打开了这本书，带领我们读此书的是夏之放老师。

1987年，我考入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李衍柱老师，但夏老师的名字在考研阶段就已频频亮相，因为我的考研用书中有两本都与他有关，一是他与刘叔成、楼昔勇等人合著的《美学基本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二是他主编的《文学理论百题》（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读前者，让我意识到马克思的幽灵无处不在。例如，“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便是此书提炼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而这一命题，实际上又是对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美学理论的一个嫁接。读后者，又见马列文论的东西不时在题中浮现，比如，有一道题是：“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为什么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今后还要不要再提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此题的编写者正是夏老师。许多年之后，我见有著名学者发表文章，力论1982年把“党的文学”（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改译为“党的出版物”很成问题，他的意思是要改回去。很可惜，因为读夏老师主编的书，我在1986年就明白了把“文学”改译为“出版物”的道理。我是改不回去了。

那一年，文艺学专业招收硕士生六人，其中四人跟李老师念书，二人随夏老师修炼。第一学期上专业课，李老师出场，他讲“西方文论专题研究”；第二学期，夏老师亮相，他的那门课叫作“美学原理专题：马克思《手稿》研究”。就这样，在1988年的春天，伴随着夏老师每周四节课的讲授，我走进了《手稿》的世界，头两年买到的这本书也派上了用场。

现在想来，一个老师带着六个学生研读《手稿》，他讲一学期，我们读一学期，讲者讲到山穷水尽，读者读到云涌风起，无论怎么说，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生教育中都应该是一种壮举。那一年夏老师49岁，我25岁，而写作《手稿》时的马克思只有26岁。

夏老师很会讲课，而《手稿》的内容被他的聊城话编织一番之后，又仿佛四四拍的山东快书，辨识度极高，也远比头一学期李老师的胶东话中规中矩。现如今，我在讲台上站了30多年之后也早已明白，要想把一门理论课讲得深入浅出又风生水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马克思的《手稿》呢？手稿就是草稿，那里面有着许多跳跃式的思考；同时，马克思也像《马克思传》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笔下“充满了生动的、过分简洁的、警句式的论述”，甚至以一种“梦幻般的语言”进行描述。[3]这样一来，阅读《手稿》殊非易事，解读《手稿》也难乎其难。但在当年的我看来，夏老师的功夫好生了得。他先是“总论”一番，介绍《手稿》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后来的出版过程，然后就分成三大块，把“异化劳动论”“共产主义论”“审美论”徐徐打开了。因为他的听众只有六人，他也就没必要站在讲台上，做高谈阔论状，而是坐在我们面前，像是围炉夜话，促膝谈心。讲到兴奋处，他就会掏出香烟，点燃一支，同时也给我们散发过来。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两位师兄都已步入“瘾君子”行列，于是接过夏老师的烟，我们也一起点燃，然后乘机扯几句山师大门外马路牙子边散装大鸡牌香烟的行情，马克思没钱时抽什么雪茄，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如此幸运，等等。闲话道过，烟雾缭绕中，夏老师又言归正传了：

刚才我们谈到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要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入手，而不是从最初的私有财产的形式（比如，土地占有）入手来讨论私有财产的本质呢？这就牵涉马克思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法，我把它归纳为“从后头开始思考”。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你们瞧，马克思做研究不是从猿到人，而是从人到猿，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发明创造。任何一个事物，从后头、从它的高级阶段往回看，就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这个方法很重要，你们不妨牢牢记住。[4]192-193

我确实记住了，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博士生入学考试，我出的一道西方文论解释题中就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让我吃惊的是，许多考生并不知道这一说法出自哪里，解释更是无从谈起。这么说，新一代的研究生们没怎么读过马克思？

让我记住的还有《手稿》中的许多漂亮句子：“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5]“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第49~50页）“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第51页）“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第82页）“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第83页）……这些句子都是金句，一句顶一万句。后来我常常想到，理论家的伟大与深刻有许多衡量标准，但他能否发明金句，其金句能否让人过目不忘，乃至被刻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也应该是检验理论家成色的标尺之一。许多年之后，我写文章引用马克思语录，发现“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第51页）处已改译为“吃、喝、生殖等等”（第55页），便马上把英译本拎出来核对，看到此处译作“Certainly drinking, eating, procreating, etc., are also genuinelyhuman functions”（第74页）才放下心来。但问题是，“性行为”已被我记得滚瓜烂熟，说“生殖”反而找不着北了。

除了这些锤炼思想的论述之外，我从青年马克思那里还获得了澡雪精神的元气。比如，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自主、自立、自强是硬道理，而马克思用其哲学话语表述出来，又别有一番风味：“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第86页）您瞧，他这样论述多么来劲又多么提气甚至霸气！在青年赵勇看来，这简直就是让自我站起来、强起来的宣言书。一旦接受了这种教诲，它也就必然会成为生命的一种底色，或者用阿多诺的话说，这种从同一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自由或自尊，就必然会成为“一个无法磨灭的时刻，一种永不褪色的色彩”。[6]

而就在我们跟着夏老师念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时候，我也开始搞对象了。于是《手稿》中有可能被我那五位同学忽略的地方，我也读得仔细，记得分明。书中有一小节内容是在谈论货币，但谈到最后，马克思忽然峰回路转，重新进入人的关系之中，拿爱与被爱延伸其思考：“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第112页）这种论述铿锵有力又句句走心，简直可以当作恋爱宝典。然而，类似论述在《手稿》中毕竟少之又少，或许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我又把马克思的另一处文字抄录过来，结果，我的这本《手稿》的扉页上出现了如下文字：

一时的激情是蹩脚的作家。爱者在十分冲动时写给被爱者的信不是范文，然而正是这种表达的含混不清，极其明白、极其显著、极其动人地表达出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爱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就是被爱者的力量征服了写信者。因此，热恋所造成的词不达意和语无伦次博得了被爱者的欢心，因为有反射作用的、一般的、从而不可靠的语言本性获得了直接个别的、感性上起强制作用的、从而绝对可靠的性质。而对爱者所表示的爱的真诚深信无疑，是被爱者莫大的自我享受，是她对自己的信任。[7]

为什么我会单单拎出这段文字呢？可能是我那时正与未来的媳妇鸿雁传书，马克思的话说到了我心坎上，也可能是我那时正读着《情爱论》，忽然发现瓦西列夫在拿马克思说事，19岁时马克思就看上了燕妮，而在38岁那年他还给燕妮如此写信：“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双手捧着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瓦氏紧接着评论道：“这位革命巨人也是爱情上的巨人。”[8]然而在我看来，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只是一个“蹩脚的作家”，他在信中那番激情四射的表达似乎已完美地吻合了我抄写过来的他那处论述。

大概也正是因为我沉浸在感情世界中，那个学期结束时，我给夏老师提交了一篇《论感情异化》的期末论文。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阅读了《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陆梅林、程代熙编选的《异化问题》（上、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今道友信的《关于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等书，还做了不少读书笔记。此文后来刊发于《批评家》1989年第5期，是我读研期间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之一。但那个时候我已无法向夏老师当面汇报了，因为在1989年春天，夏老师已调至汕头大学任教。记得临别前夕，我们在宿舍里为夏老师搞了一个简陋的送别聚餐，总指挥兼掌勺人是我们的大师兄陈朝豹同学。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夏老师是被迫而走，却也在大快朵颐（也就是充分发挥马克思所说的“动物的机能”）和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一种依依惜别的悲音。许多年之后，我在北岛的《波兰来客》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9]——忽然就想起了那场“为了告别的聚会”。那个年代，昆德拉的书也是我的最爱，我从夏老师的离开中是不是解读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味道，如今已不甚了了。但假如“从后头开始思考”，夏老师离别山师八年之后又选择叶落归根，此举在我看来可谓伟大、光荣、正确。否则，他就有可能成为孤独的王富仁。我在一篇文章（《为谁风露立中宵——我所认识的王富仁先生》，《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中写到王老师的汕头大学之行时曾提过一笔夏老师，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夏老师在中学时与王老师是前后同学。“那时候我上高中，他读初中，我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他是大队长。后来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夏老师后来对我说。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重回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应该是因为那时的大气候与小环境都让我感到压抑，我便给夏老师写信，诉说了一番自己的郁闷。1990年10月的一天，夏老师给我回信了——竖排，硬笔行草，写了整整两页纸。他在信中说：

你的勇气和才华是周围许多人都感到敬佩的，李白曾言：“天生我材必有用。”这算是我送给你的赠言。

我们决心献身事业，追求真理，就不必太看重一时一事的得失。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挫折，但历史总归在前进。学术界、美学界的沉默，也促使人沉思，使问题向纵深发展。到了适于推进的时候，那些沉思着艰苦耕耘的人会一下冒出来。你还年轻，我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变化。如1957年反右后，有多少有才华的人沉默了。“文革”中又有多少人“逍遥”——其实这些人最工于心计，我学外语，我钻马列，我积累资料，我写成初稿……而那些浮在表面上，总是围绕着报刊一直发言的人，也未必到时候能拿出足以征服人心的东西。历史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

长治不在通衢大道上，可能较闭塞。但客观条件就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了吗？自己可否努力创造，争取一些好的条件？你在济南三年，虽不太逢时，但几个人切磋，已经打开了眼界，了解了当今中国的各个方向。你会感到，真正下功夫做学问，执着地追求真理的人怕也比数不大。以你的基础、智才、才华，我以为今后还会有大发展的。你不要耽搁了自己。

人生之途，殊难料及。但只要自己拼搏，总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我虽然年长一些，仍不甘消沉，何况你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正处在才华横溢的年代呢！

别的具体问题不说了，但愿我这一锤敲下去，会发出深沉的回声！

夏老师的这封信写得实在，也没有引经据典，但这记重锤下去，我仿佛听到了从马克思那里发出的回响：“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0]于是我调整心态，抖擞精神，开始了漫长的修炼过程——既要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在试探着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上午打猎（教书），下午捕鱼（读书），傍晚从事畜牧（体育运动），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教员）、渔夫（书虫）、牧人（球手）或批判者。”[11]那个年代，除写作课之外，我还讲过美学课和西方文论课，于是把马克思和“西马”的东西请进课堂就成了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我还读了一些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书，那似乎也是我后来进入法兰克福学派世界的提前铺垫和不经意彩排。

世纪之交，夏老师的《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出版了，这本书的主干正是他当年给我们上课的讲稿。他在后记中说：“我初次接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在60年代。1963年，我有幸考取了由中央宣传部、全国文联、文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进修班。……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在那里第一次听马奇教授讲《手稿》，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而80年代初在北师大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我又聆听过前辈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黄药眠、王朝闻、汝信、李泽厚、马奇等人以及各个部门艺术的著名理论家的学术演讲，从而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和思路。这期间，我再一次听朱光潜、马奇教授讲解《手稿》，使我对于《手稿》本身及其重要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这种两次听讲的经历，才有了给研究生开设《手稿》专题课的信心和勇气，才产生了后来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的决心和责任感。”[4]348-349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当年听课时觉得他挖得深、吃得透呢！

而那个时候，我也正式与法兰克福学派较劲了。每当我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嗅出了《手稿》的味道，便两眼放光，心中窃喜。但仅有《手稿》这碗酒垫底是不行的，于是我又读开了《资本论》。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从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谈起的，那是马克思思考资本问题的逻辑起点，随后他就谈到了状如幽灵的商品拜物教。但这里的谈论比较形而上，不太容易理解。有一天，我读到了斯特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的《马克思的外套》，忽然就开窍了。他说，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穷困潦倒，经常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于是他的那件外套便频繁地往来于他的身体与当铺之间：外套穿在马克思身上时，可以把他打扮成一个体面的公民，他进大英博物馆就不会受阻；外套送入当铺时，那肯定是马克思家里揭不开锅了，它又可以用来救急。这时候马克思就会给恩格斯写信：“一星期前，我当了外套，我已经出不了门了。”既然外套对于马克思如此重要，让它在《资本论》中伴随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出场就有了隆重的理由。[12]——天哪，《资本论》中居然融入了马克思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白了这个道理，谁还敢说“理论是灰色的”呢？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都是马克思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德里达还在书中如此写道：“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13]于是我就暗自庆幸，尽管我读得不多不深不透，但我毕竟还读了一点马克思。而我读出来的马克思与昆德拉在其《不朽》中指出的、被“归结为六七条松松垮垮地绑在一起的口号”[14]式的马克思并不相同。在我的心目中，马克思更有趣、更浪漫、更深刻，同时也更把他所钟情的批判事业推到了极致。“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15]要我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2007年，夏老师又给我寄书了——一本厚厚的《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学习过一遍之后我就发现，“诗可以怨”“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等“块垒”问题（不得不说，我对这一问题也兴趣颇浓）不仅被他讲得通透明白，而且被他总结出来的“激情本体论”和“感性活动论”鸟瞰着、统领着，这两论也就成了他解读“块垒”的理论武器。那是马克思的幽灵，同时也是他80年代研读《手稿》的美学遗产。记得读完此书后我掩卷遐思，忽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心中有没有“块垒”，他的“块垒”又是来自哪里呢？

2021年5月，汪民安教授拉我参与一个“理论何为，何为理论”的对谈活动。发言时，我的思绪却一下子跑到马克思那里，想到了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第11条提纲，同时还想到朱光潜对那处翻译的指谬。在朱先生看来，把“es kommfdaruaf an”译为“问题”不到位也不够劲，应该译作“关键”。于是那句名言的后半句便成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16]然而，我又不无悲哀地想到，如今的许多哲学家不要说“改变世界”了，他们甚至丧失了“解释世界”的兴趣和能力。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我这里，马克思的幽灵又开始“五里一徘徊”了。

注释：

[1][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2]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7.

[4]夏之放.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为使其呈现出演讲体风格，有一些改动。

[5][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以下所引皆出自该书，故只随文标注页码。

[6]Theodor W.Adorno,“The Essay as Form”,in 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One,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17.

[7][德]马克思.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近在诏书上所做的修辞练习的说明[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2-183.

[8][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M].赵永穆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2.

[9]北岛.失败之书[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87.

[10][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